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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死了”的命题与新世纪文学的新景观
作者：吴 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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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我们处在一个和文学有距离的时代。当文学不再制造轰动效应而渐渐强调文学的主体性之后，当商业化的巨手伸进文坛且受众的文化消费选择日趋多样的时候，当生存竞争的日趋激烈使人无暇他顾而文学和大众之间阻隔性的内容又越积越多的时候，文学，不仅在大众眼里渐渐失去往日的分量，甚至在许多专业人士眼里都变得模糊不清。当然，文学还在，要么成为小众的精神消费品，要么成为当街叫卖的商品，要么成为网络上漫无边际泛滥的文字海洋，要么成为影视作品的叙事元素。当文学独立的品格渐渐消失，当“文坛新贵”如明星一般四处走秀，当旧有的文学规范不再起作用之后，有人站出来突然大喝一声：“文学死了”，则是件不太令人吃惊的事情。奇怪的是，这个显而易见并不太新鲜的荒诞命题自从提出后在文坛内外所激起的巨大反响至今仍没有消歇之势，只要你在谷歌搜索栏里键入“文学死了”四个字，然后点击搜索键，马上会蹦出一千多万个搜索结果，而且这个数量还在以每天十万左右的速度往上攀升，这不禁使人觉得这个问题早已溢出文学之外，而变成了一个社会性和文化性的问题了。当然，许多“文学已死”声音的发出者其实并不是要跑出来宣判文学的死刑或告诉我们文学已经死亡的事实，而是要宣告文学威权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所有的文学的制造者平等共生的文学乌托邦时代的开始，并表达对文坛现状的不满、焦虑和批判，为了明确这一点，有人对文学的“死”做了更明确的细分：“中国文学已经死亡”、“中国作家已经死亡”、“中国评论家已经死亡”、“中国文学理论已经死亡”、“中国教授已经死亡”等等，总共有“十四大死亡”。这些充满矛盾的偏激之论，虽然大都没有太大说服力，但毕竟是对文学现实状况不无道理的回应。因此，“文学死了”的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其实，如果我们排除干扰对“文学死了”这个命题做简单而纯粹的字面推论的话，它至少有三种意思：
一是指优秀作品死了，因为作家创造力、洞察力的缺乏和写作生命意识及灵魂意识的缺位以及文学出版机制的缺陷，有理性、有深度、有创造力的文学精品不再出现。尽管文坛喧哗依旧，尽管文学出版繁荣如昨，尽管文学事业后继有人，但商业性的利益原则取代文学性审美原则成为普遍的现实，文学沦为商业性的日常消费品。
二是指权威性的文学死了，没有大家共同认可的文学创作权威和评价权威，文学作品及文学作品的变体通过网络等新兴媒体四处弥散，人人享有平等的文学写作与传播的权利和能力。
三是指新兴的非文字的艺术样式如影视极大地挤压了文学的生长空间，取代了文学原有的文化功能，危机不仅来自创造力缺乏的文学内部，也来自人们普遍存在的对文学的冷漠，文学已没有自己的存在和生存空间，文学生命完全终结。
这三种“死亡”显然都无法透视文学应有的生命力量。
首先，文学是人学，无论人“异化”到什么程度，构成人本性的基本元素永远都不会改变，人永远都会是活在时间长河里有感情的语言生命体，文学是人唯一自由的、个体性的、审美性的语言表达方式，只要人不“死”，人的表达欲望、幻想和怀念不“死”，语言不“死”，作为人本性的文学就不会死。
其次，尽管有人早就宣布读图时代的来临，但新的足以替代文学的艺术样式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将来也永远不会出现，图像和声音不能代替文字，就像手不可能代替脚一样。同样以叙事和情感为核心要素的影视等艺术样式有限的具象性艺术空间，永远都不可能消融和替代文学无限的想象性艺术空间。至于传播方式的改变，无论是影视还是网络，都不可能形成对文学的威胁。影视和文学不同的艺术特性所形成的互补性，只会使影视和文学之间形成互相促进的关系。至于网络，本身不过是一个传播载体，它的无边性和无遮蔽性固然能方便和加速文学性文本的传播，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的创作心理、写作方式和阅读心理，造成文学垃圾的泛滥，却不可能主导文学应有的基本形态并导致无等差的文学时代的来临，因为人的优选心理是永远都不可能改变的，垃圾或平庸的文学是永远也不可能遮蔽优秀作品的。
第三，商业大潮对文学冲击导致大众对文学普遍冷漠的说法，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描绘了严肃文学受冷遇的事实，但却忘记了从古至今，严肃文学从来就是少数人的精神食粮，即使在文学还没有失去轰动效应的时代也同样如此。何况在一个没有伟大作品的时代和一个严肃文学依然拥有为数不少读者的时代就断定严肃文学无人欣赏，显然是在用想象代替现实。尽管大多数人无暇直面严肃文学，但优秀、严肃文学总会通过各种方式辐射出自己的影响力的。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从来都不缺乏热情的读者。
文学无法死亡。文学死亡的命题，不仅在理论上无法作合逻辑的证明或推论，更无法得到文学现实的印证。如果硬要说文学现在死亡了的话，还不如说文学在新世纪开始呈现出过去所没有的新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积累，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小平南巡之后，市场经济获得迅猛发展，中国经济被迅速纳入全球化的运行轨道，中国的社会经济环境、人们的生活质量、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已经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一切都使得“新世纪”不仅仅只是一个时间性的概念。农村人口向城市大量移民，房地产业迅猛膨胀，私人小汽车改变人的出行方式，互联网的注册用户多达一个多亿，手机注册用户超过四个亿，每年境外旅游的人数多达一千多万，石油消耗居世界第二位，GDP每年以百分之十左右的速度的迅速增长……这些，都构成了新世纪不同以往的新景观，许多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梦想和渴望都变成了现实。然而随之也出现了许多与经济高速增长共生的种种负面的社会现象和精神现象：贫富悬殊不断拉大，贪污腐败现象依然严重，生态环境遭严重破坏，能源短缺问题难以得到妥善解决，人与人之间真情缺乏、诚信危机……时代语境的构成显然比过去更为复杂。复杂的社会语境和人精神状态的变化既改变了作为历史和时代“副本”的文学创作状况，也给文学带来了极其丰富的写作资源，然而我们却似乎很难从当下的文学文本中找到有关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本质性的和整体性的真实图景。作家显然要么是不再拥有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整体性的把握能力，要么是主动放弃了对我们这个时代作整体性和本质性把握的企图，当作家对时代和日常生活的认知不比普通人更高明，文学自然也不再构成人们社会文化想象的核心,文学自然由“中心”向边缘“位移”，文学在当代人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影响力自然逐渐下降。这样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至今，文学便开始呈现出和“新时期”文学完全不一样的形态，文学从“中心”走向“边缘”，“个人叙事”代替“宏大叙事”成为文学的主流，即使是近年影响较大的《兄弟》和《狼图腾》也不再延续过去宏大叙事的格局，占较大市场份额的“80后”小说，则带有更强的个人化青春色彩。
这种文学位置的“边缘化”和文学创作上的“个人化”，既不是有些人认为的是文学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拿掉之后对应有常态的回归，也不是另一些人所说的是文学获得独立品格的一种获救，因为文学从来就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纯粹性的文学文本是不存在的，文学需要交流。文学的边缘化既有时代社会的原因，也和作家对个人写作姿态的选择密切相关，这种写作姿态或多或少表现出作家逃避社会道义和责任的趋向。这大概就是一部分人大声疾呼“文学死了”的原因吧。
在新的世纪里，文学不仅没死，而且还呈现出新的特征。一是文学的影响力和文学的传播方式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纯文学刊物、市场化出版、网络传播三分天下。网络的出现不仅没有挤压传统文学书籍的生存空间，反而从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后起作家的成长和文学书籍的发行，而且网络阅读的便捷性也培养了大批的文学读者，仅新浪网读书频道每天的浏览量就超过千万。而且新兴传媒还使某些时尚化、大众化、娱乐化的文学摆脱了边缘地位，重新走进了中心地带。易中天“品三国”和刘心武“评红楼”因“电视说书”而火爆，都梁的长篇小说《亮剑》因电视剧的热播而一夜成名，郭敬明在网络上走红后，小说能卖到几百万册。畅销书作家也能进富豪榜，作家不再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中心人物，但却能成新的娱乐明星。二是出版发行的市场化，形成了较稳定的文学创作和消费结构。不同种类的文学作品都有相应较固定的读者群，作家身份也呈现出越来越强的职业化特征。因中短篇小说的社会影响力较小，作为一种“体积”较小的商品显然不便于做较有规模的商业性出版操作，因此文学出版发行主要以长篇小说的形式进行，无论是发行量较大的时尚性、通俗性的犯罪小说、官场小说、言情小说、校园小说、青春小说、科幻小说、玄幻小说等文学作品，还是发行量较小的纯文学作品，都有相应较固定的读者群和作家群。三是文坛呈现出无权威、无中心、趣味分散的状态，这既与人们诗性渐渐消退的日常性生活状态有关，也和市场化环境下作家自身原创力较为低下、创作资源储备不足密切相关。四是作家的全球化意识逐渐增强，自觉将中国文学视为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全球意识，使得作家文学本土的家园意识浓厚，乡土叙事发达，通过乡土去虚构关于我们这个民族人格的文化想象，表现乡土和城市冲突是新世纪文学中内容最坚实的作品。作家们在表现人生命的日常性、社会政治文化心理方面也有一定的进步。
文学应该是一种生命书写和灵魂书写，而不应是浅表性的故事表达，文学应该有塑造人的正面力量，而不应做柔弱的无病呻吟或简单的批判或暴露。如果中国作家能从世俗性、形而下关怀中走出来，洞悉人类生存境遇，从故事走向存在，像陈晓明先生说的那样“向死而生”，新世纪文学一定会迸发出更强大的生命力量并呈现出全新的格局的。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古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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