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李杨爱情三角的最短边
作者：程银炉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应天故事汇
发生在帝王与后妃之间的爱情故事，再没有比李隆基杨玉环的悲欢离合更令人动容的了。历代描写这个悲情故事的文学作品不胜枚举，既有白居易的《长恨歌》、洪昇的《长生殿》等长篇巨制，又有灿若繁星的短篇佳作。它们或者是歌颂帝妃之间难得一见的真挚情感，或者是讥诮美色误国的荒唐。但不知是有心同情弱者还是无意的忽略，李杨爱情三角中的另一个主角——寿王李瑁却较少出现在文学殿堂里。
李瑁是玄宗李隆基的嫡亲儿子，被封为寿王。“天生丽质”的杨玉环，在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册封为寿王妃。在封建时代，一个是貌美如花的丽人，一个是天潢贵胄，他们的结合真可谓是珠联璧合。这个故事如果能够顺利发展下去，那么完全可能成为一段情深意浓的爱情佳话。可叹的是，当这个倾城倾国的美貌儿媳被作为家翁的玄宗皇帝“发现”，一个极其复杂而又耐人寻味的情节就拉开了帷幕。可以设想，风流倜傥并取得前所未有的盛世佳绩的皇帝的心灵深处，一定是被这惊世的美丽搅起了掀天巨澜，以至于引发了不能自抑的骚动。接下来就是一连串卑鄙的诡计：先是令儿媳出家作道姑，再令入宫，最后册封为贵妃——于是儿媳摇身一变竟成了家姑！“武惠妃薨，明皇悼念不已，后宫数千，无当意者。或言寿王妃杨氏之美，绝世无双。帝见而悦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为女官，号‘太真’，更为寿王娶韦昭训女。潜纳太真宫中，宠遇如惠妃，册为贵妃”（罗大经《鹤林玉露》）。到现在为止，这个故事还只是一个家庭内部见不得人的丑事，或者也可称为宫廷秽闻。如果故事就此结束，那么它只不过是为人性的丑陋增添了一个例证而已。但这个故事继续按照它自身的逻辑向前发展。如果说天潢贵胄与天生丽质的天作之合是一种令人艳羡的美满的话，那么九五之尊与貌美如花的珠联璧合岂不更是一种神人共羡的完美吗？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因为自此之后，皇上的宠爱就几乎没有偏离过他的新欢——尽管他有“后宫佳丽三千人”，而且，马嵬坡情殇之后的悲情故事——“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也一再地提醒我们，李杨之间确实存在着生死不渝的爱情，所以完全把李杨的结合视为利益的追逐也许并不是最合乎情理的解释。回到故事里，可以发现在这个奇特的爱情三角中，迟到的第三者实实在在地赢得了美人的芳心，因而成为爱情争夺战的胜利者。同时，这场角逐又造就了唯一的一个失败者，也是一个身份独特的失败者。
在这场父子爱情三角游戏中，李杨的故事以丑剧开端，以喜剧达到感情的巅峰，但却以悲剧告终。他们的悲欢离合，大起大落，时而令人陡生羡慕之心，时而令人唏嘘不已。唯有失败者似乎永远是那样的落寞和怅惘，不论是鄙视还是同情，都少有人提及，即使在最少有创作顾忌的唐朝也是如此。不过素以表现复杂难言情感见长的李商隐，倒是曾写过两首意蕴丰富的短诗。
龙池
龙池赐酒敞玉屏，羯鼓声高众乐停。
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
骊山有感
骊山飞泉冷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
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唯寿王。
两首诗都以宫禁生活为背景，刻画了一个孤苦无助，时刻被痛苦啮噬着的心灵。龙池在兴庆宫内，是玄宗和诸王、后妃游宴的场所。“龙池，玄宗潜邸南池，沉而为池，即位后以为瑞应，赐名龙池，制《龙池乐》。……开元、天宝共四十二年，赐酒于此者多矣”（吴修龄《围炉诗话》）。“龙池赐酒”表明这是玄宗在宫中所设的家宴。李商隐对宴会的正面描写只有一句，即“羯鼓声高众乐停”。诗人巧妙的笔触落在了宴会之后，即“夜半归宴”，人物形象是诸王中的两位：薛王和寿王。其实，照《围炉诗话》所记，“薛王侍宴自在前，寿王侍宴自在后，义山诗意非指一席之事而言之也。”也就是说薛王和寿王本非同时代的人，诗人只是为了比较才把两人凑到了一起。诗中薛王只是一个陪衬，他的酒醉只是为了反衬寿王的清醒。寿王目击前王妃入宫后的幸福和快乐，不由得会引发他的心头旧恨。身为丈夫的奇耻大辱如针刺般地扎在他流血的心口；身为儿臣却对此无能为力，因此夺妻之恨和失宠之惧交织在一起，使得他只能压抑心中的愤懑而不敢有所表示。往日的幸福生活与今日相见争如不见的巨大落差成了他心头永远的痛。当一个人的痛苦可以宣泄出来的时候，他的苦痛还可以得到缓解，而当寿王连宣泄痛苦的权利也被剥夺了的时候，他就只能在落寞中独自舔舐自己的创伤，也就只能以清醒的感知痛苦的状态来压抑刻骨铭心的伤痛。在龙池宴会上，可怜的寿王连借酒浇愁的权利也都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企盼。于是，一个落落寡合的情场失意人，一个敢怒不敢言的儿臣，就伴着几乎停滞的宫漏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长生殿几乎是李杨浓情蜜意的象征，正如《长恨歌》中吟咏的那样——“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诸王酒足饭饱，扈从玄宗驾幸长生殿。爱情的帷幕似乎刚被掀起了一角，隐约可见似隐似现的氤氲的柔情，更可以想象得到柔情之后的甜蜜。单单是这样的想象已经使得寿王无法自抑，巨大的苦痛和屈辱只能让他选择逃避。如果说龙池酒宴上他还可以借助清醒的意识来压抑胸中的隐痛的话，那么伴驾长生殿就使他几乎无法掩抑潜意识里的怨恨。他只能独自躲到一个隐蔽的角落去吮吸心口的血痕。痛苦无助而且只能忍声吞气的寿王就是这样栩栩如生地被定格在纸面上，似乎永远向读者展示着他那悲愤痛苦、哀怨无助的形象。情场失意并不一定是耻辱，夺妻之恨也不必定然成为生死仇敌，但失意人却必须在得意者面前强颜欢笑，遭遇夺妻之痛却必须在夺妻者面前唯唯诺诺，男人的自尊在别一样的孤独中忍受苦痛的煎熬，这样的痛苦实在是人世间最难以忍受的折磨。作为爱情三角中的最短的一边，寿王的悲剧形象令人无限同情。
但是同样的场景，同样的情节，到了杨万里的笔下，寿王就成了另一番模样了。
题武惠妃传
桂折秋风露折兰，千花万朵可天颜。
寿王不忍金宫冷，独献君王一玉环。
一个孝顺的儿子，看到父皇因宠幸的武惠妃仙逝而痛苦莫名，不忍心父皇寂寞难耐，于是自动献上自己如花似玉的妻子。在重视人伦道德的年代，这该是多么伤风败俗的举动啊。这首诗里的寿王不再是一个引人同情的痛苦的丈夫，而是一个罔顾人伦廉耻的无耻小人。然而“千花万朵可天颜”无情地击碎了“金宫冷”的牵强理由，从而构成了绝妙的讽刺。所以“不忍金宫冷”就成了这个无耻之徒难以自圆其说的理由。一个“独”字更是勾勒出皇室子弟中这个独一无二的丑陋面目。于是，夺妻之恨没有了，锥心的刺痛也没有了，有的只是不堪入目的丑陋和卑劣。如果说李商隐笔下的寿王还能引起人们对饱受屈辱的弱者的深刻同情，那么杨万里诗中寿王就只能让人鄙视和憎恨了。人总是天然地同情怜悯弱者，从这个角度来看，读者理所当然更欣赏李商隐笔下的那个充满悲剧色彩的寿王；从艺术本身的角度来看，李诗语带讥诮却含而不露，自然较杨诗为高。“诗贵有含蓄不尽之意，尤以不着意见、声色、故事、议论者为最上，义山刺杨妃事之‘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是也。宋杨诚斋《题武惠妃传》之‘寿王不忍金宫冷，独献君王一玉环’，词虽工，意未婉。惟义山之‘薛王沈醉寿王醒’，其词微而意显，得风人之体。”（吴修龄《围炉诗话》）吴修龄直截了当地指出了杨诗缺少“含蓄”方面的不足。其实，杨诗欠缺的何止是艺术上的“含蓄”呢！杨诗更应该被指责的是缺少对人生悲剧的悲悯和人性丑恶的批判。
但是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杨万里本人也对李商隐的两首诗赞不绝口。“惟李义山云：‘侍宴归来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可谓微婉显晦、尽而不污矣。”（《诚斋诗话》）杨万里对李商隐的称赞，来源于《左传》对《春秋》语言风格的赞赏。“《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非圣人，谁能修之？”（《左传•成公十四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杨万里知道并赞赏“微婉显晦、尽而不污”的诗风，可是这一首《题武惠妃传》的创作却与之相反，没有对失意者的同情，也没有对伤风败俗者的谴责，直露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卑劣的灵魂和委琐的情态。
文学的主题之一就是揭示人生的痛苦,文学最能感动人心的也许正是让读者可以咀嚼品味人生的苦痛。柏拉图认为，悲剧会引起人们的一种乐此不疲的嗜好——喜欢欣赏不幸的、痛苦的事物，柏拉图称之为“哀怜癖”。他说：“听到荷马或其他悲剧诗人摹仿一个英雄遇到灾祸，说出一大段伤心话，捶着胸膛痛哭，我们中间最好的人也会感到快感，忘其所以地表同情，并且赞赏诗人有本领，能这样感动我们。”（柏拉图《理想国》卷十；参见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85页）虽然柏拉图非常反感这种从别人痛苦中获取快感的“哀怜癖”，但是亚里士多德发展了这一理论，提出了著名的宣泄说，从而为“哀怜癖”正名。他认为欣赏悲剧是人的本性的自然要求。痛苦的悲剧能激起人们的哀怜和恐惧之情，将之宣泄出来，可以导致这些情绪的净化。李商隐的这两首短诗正是巧妙地以主人翁心灵深处的痛苦感动了读者，使人不由得产生对不幸的寿王的无限同情和哀怜，从而塑造了一个有着独特命运的文学形象，而杨万里的《题武惠妃传》由于缺少对于寿王内心痛苦的刻画，使得全诗显得肤浅而苍白。
（责任编辑：古卫红）
E-mail：guweihong007@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