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并非“集中营”
作者：张中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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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便逐渐走向低潮。失去了往日“神圣”色彩之后的生活更加平庸，没有了亢奋情绪的人们更加萎靡，在这种状况下的农村生活显得了无声息，死气沉沉，表现在专制更加暴虐，性压抑更加残酷，物质更加匮乏，这些像三条绞索一样，紧紧勒在雁北村农民们的脖子上，他们欲活无望，欲死不能，唯有把自己蜕化到动物状态，变成一群仅会说话的牲口，才能苟活。曹乃谦剥去了以往有关农民的所有民粹主义臆想，把极权统治下的农民生存状况，赤裸裸地呈现出来。暴露出极权主义者以“革命”的名义所进行的非人道的罪恶行为。
曹乃谦所写的“温家窑”是山西雁北地区的一个小村，地处偏僻、环境封闭，被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形容为和他的家乡农村差了几千光年的地方。这个千百年来常常被人误解和遗忘的小乡村，政治却一刻也没有忘记过它，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的后半叶，温家窑也被一场场的政治运动裹挟进去，像个无知处女般地被各种运动蹂躏。
二十世纪是意识形态泛滥的世纪，各种解救人民于水火的理论像走马灯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这些出自当权者和知识分子假想的理论，非但没有使农民摆脱贫穷落后被奴役的局面，而且使农民像掉入泥沼深潭一般，越陷越深，直至绝望没顶。“文革”就是这么一场借“文化革命”的名义所进行的一场文化浩劫，虽然它声称推翻了旧的“三座大山”，但是新的三座大山将以更加沉重的重压压在农民的头上，这便是专制、性饥饿、物质匮乏。曹乃谦表面上叙事沉着冷静，似乎他有着虐待癖和窥淫癖，其实他的激情和同情像地底下的火一样，在不断地燃烧和升腾，透露出启蒙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人道主义关怀和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曹乃谦一刻也没有忘了对那个给农民带来灾难的特殊时代，而是杜鹃啼血般地对那个非人道的时代进行了控诉。我们不能只是一味地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旧社会”，而是要批判所有的反社会、反人类、反文明的社会制度。
一、农民成了专制淫威下随时可以被骟的牲口
曹乃谦把小说所描写的背景，放置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文化大革命”差一点就取得了“全面胜利”，温家窑的农民生活在这种不断革命不断胜利的过程中生存却越来越艰难了。这样的时间选择作者一定是经过精心思考过的，因为自1949年之后的极“左”政治运动一直以加速度地往前冲，到了六十年代后半期的“文化大革命”则达到了高潮，而到了七十年代初这种高潮开始下落，运动因失去了方向和更为深刻的内容而逐渐走向低潮。“革命干部”和“革命人民”，开始从崇高走向了世俗，从大雅走向了大俗，这正是后“文革”时期的特征。因为已经革过命的人们忽然发现革命不过如此，并没有超出阿Q的理想，不过是为了和更多的“吴妈”困觉，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宁式床”，并且“把总”还是“把总”，“李太爷”代替了“赵太爷”，而阿Q连革命前的处境也不如了，最终掉了脑袋。于是“文化革命”的结果是人们变得更加愚昧和野蛮；反官僚主义的结果是官僚更加贪婪和肆无忌惮；人民造反求自由的结果是以“主人”的名义沦为国家和公社的奴仆，实际上成了各级官僚的奴仆；更为滑稽的是对农民的奴役竟然是以“群众专政”（作品中简称为“群专”）的名义进行的。这个以群众的名义形成的怪诞组织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对任何人进行专政，成为一个人人谈虎色变的恐怖组织，一头官僚用来对付农民或者任何异己者的恶犬；“学大寨”的结果却是农村的更加贫困化和原始化。而所有这些的发生，都是在“为了解放全人类”的神圣借口下进行的。
温家窑这个只有三十来户人家、二百多人口的乡村，却遭受着一个暴君的统治，这就是与公社的人有亲戚关系的“会计”，因为在村里谁不听他的话，小则对其克扣年终分配（这也是要命的，其结果则是活活饿死）；重则一个纸条送到公社，群专就会把你捆走，于是整个村庄的人们都活在人人自危的恐惧之中。马克思说专制是不人道的，是使人不成其为人。同时，这种专制又常常是靠恐惧和制造恐惧实现的。如果说“恐怖组织”只是造成部分人的恐怖的话，那么专制恐怖则是要造成全社会的恐怖。
最让人感到悲惨和震惊的是发生在一个叫狗子身上的一件事。狗子本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光棍汉，连杀人放火的日本鬼子都没怕过，却独独害怕会计，可见会计比日本鬼子还厉害。狗子有一口松木棺材，他太喜欢它了。狗子“黑夜睡不着，他就爬起来，掌着油灯到堂屋里看看，看看是不是真的有口棺材在那儿停放着。看见了还不放心，又疑惑自个儿是不是眼花了看错了，他就用手拍拍他的大样箱。当棺材发出那种嘭嘭的好声音，他才真就信有口棺材停放在眼前”。可是好景不长，这口棺材被会计瞄上了，因为他的岳父有病，想借此棺材冲喜（实际上是想霸占），狗子本想不答应，但嘴上却是同意，他很痛苦，为了保住棺材，他最后竟采取了一种最无奈的办法，把自己活活饿死在棺材里，以生命的代价保住了它。狗子的悲壮行为甚至也感动了远在万里之遥的马悦然，以至于他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温家窑的人除了会计之外，我都同情。”
在专制淫威不断地摧毁人的生命和尊严的同时，还出现了一种与专制孪生的现象，这便是特权阶层——工人阶级。在那个年代，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两极分化的阶级，伴随着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逐渐特权化的同时，农民阶级却逐渐农奴化。失去社会地位的阶级，也就必然失去性资源和物质资源。因此，生活在乡村中的农民不但受着专制的欺压，而且还受着社会不平等所造成的对人的性压抑。一个农民一旦当上工人，即使一个“临时工”（二工人），钱和媳妇都不用愁，而作为一个纯粹的农民，他的出路则只有打光棍的结局。在《愣二、愣二》一节中，光棍汉愣二听说自己单相思的姑娘金兰，只为五十元的聘礼就要下嫁他人，他着急了，徒步走到八十里外的矿上找哥哥去借钱，但是嫂子不给，愣二只好向她们矿医院卖血挣得五十元钱。哥哥实在过意不去，就送给了他一件工作服，上面印着“抓革命，促生产”红色字样。愣二如获至宝，他见到金兰，一开始便冒充自己是工人，挣了钱，但是在紧张中还是说漏了嘴，被金兰妹妹赶了出来，愣二到家也就疯了。可见作为农民的愣二是多么幻想着自己能进入工人阶级，享受一下特权，可是他们还是屡屡失败，那个可望而不可即的阶层，对农民带来极大的诱惑和心理压力，特权阶层衬照着农民更加悲惨的生活。
专制的淫威和特权的霸道，轮番摧残着农民那仅有的一点人格尊严，他们只有像猪狗一样地活下去。
二、性饥渴与食物匮乏猛于虎
如果说专制和特权摧残着温家窑人的精神，那么性饥渴和食物匮乏则摧残着温家窑人的肉体。处在被奴役地位的人可以不要自由，不要尊严，但是受自然法则调节的肉体欲望却没办法不要，除非终结了生命。但是在专制社会，统治者在垄断权力的同时，作为权力的延伸他们还要垄断性。他们一方面随意地玩弄女性，生活糜烂，另一方面还要大家当君子，做模范，不近女色，从而名正言顺地取消了国人正常的性权利，因此，温家窑的很多光棍都怀念旧社会有妓院的时代。由于受时代观念和生存压力的影响，当时很多女性都选择了当官的和成为“公家人”的男性，最差也要嫁给临时工或外地家庭条件稍富裕点的人家，这样温家窑年轻人便大都成了光棍儿。性的饥渴就像洪水猛兽一般驱赶着人们，白天黑夜地难得安宁，也因此出现了很多荒唐事儿。比如说兄弟之间合娶一个女人（朋锅）现象，乱伦现象，甚至人兽相交的现象，在温家窑时有发生。
在《男人》中，老柱柱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人和弟弟二柱相好，一开始他还觉得气愤不过，但是后来也就想通了，因为他养不活全家，膝下的两个儿子怎么办，如果把弟弟准备娶媳妇的钱（一般娶女人的费用要在两千元左右）省下要过来，还可以给儿子捏两孔窑。这样老柱柱就想通了，最后哥俩合着一个媳妇，一家每人一个月。《亲家》中的黑蛋因为娶媳妇只花了一千元钱，就得和亲家合娶一个女人，每年一个月媳妇要住在亲戚家，到时亲家用毛驴来接送。作品中描写了黑蛋和媳妇相爱又不得不分离的场面，他恋恋不舍地把女人送走，心里还自我安慰，拿一千块钱，一年才一个月，这不等于白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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