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政治与身体
作者：许勤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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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冲突中的身体③
在《河湾》这部作品中,由于政治生态的恶化,自然环境也比殖民统治时期显得不尽如人意｡小镇周围的丛林被砍伐,小镇上到处是垃圾,河流也受到污染｡河水本是生命之源,也是这个河湾国家发展经济的重要交通通道,因为在这个丛林遍布的国家里,河流是人们与外部世界交流的重要渠道｡尽管丛林里一直存在着混乱的声音,而河流曾一度平静｡随着“新领地”经济的发展,河流变得没那么平静和美丽了｡初到小镇的萨利姆曾非常喜欢到河畔观看美丽的景色,那里曾一度有过公园和一些便利设施,这些设施无疑是为方便这个河湾处丛林国家与外面沟通而设的,本土文化与外界文化在这里得到交汇｡而后来河湾处只剩下一条长长的防洪水泥墙,周围是大片的空地,雨后是一片泥泞｡渔人的渔网挂在光秃秃的大树干上,空地上零星点缀着茅草棚,这地方又回到了蛮荒状态｡正如小说中所说的那样“这地方又恢复成渔村了”｡河湾处的生态灾难和政治社会灾难成了人们建设国家的桎梏,人们对生活感到失望,甚至绝望｡文化政治的混乱造成了人们的生存危机和思想危机｡人的身体在这一双重危机中承受着巨大的痛苦,甚至变得残缺不全｡布尔迪厄(Bourdieu)曾认为:“身体是个体的文化资本的一部分,所有的身体形象都带有人格,身体是政治的记号｡”法国哲学家福柯(Foucault)更是将身体看作话语权力的效应:“社会,它的各种各样的实践内容和组织形式,它的各种各样的权力技术,它的各种各样的历史悲喜剧,都围绕着身体而展开角逐,都将身体作为一个焦点,都是对身体进行精心地规划､涉及和表现｡”可见身体不仅仅单指肉体,它是人的存在,是一系列特定的存在经验的整体｡身体与政治在《河湾》中是密切联系的｡身体的困扰折射出了河湾处国家的政治动荡和人们的文化心态｡
宣称坚决捍卫本土文化的新总统,他的一言一行无不具有反讽意味｡一方面他要突出自己是地道的非洲新人,另一方面突出他是领导河湾处国家迈向现代化国家的舵手｡他身材高大,头戴具有本土特色的酋长帽,手持雕有精美图案的短杖｡他的仪态与他的名字“大人物”一样威风凛凛,而他穿着奢华,有意模仿殖民宗主国的王家气派和戴高乐的风度｡他演讲时时而用法语,时而用土话｡他对自己的身体刻意装饰,就是想突出他是河湾处国家的统治者和保持本土特色的继承者,而实际上他成了一个滑稽的模仿者｡历史往往是这样,你想摆脱它,可它往往缠着你不放｡而如何很好地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是一切民族国家发展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河湾》中的总统,其实是一个处在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人,在这种特殊的空间中,他是一个在人格上分裂的人｡奈保尔在他的书中曾把这类人称为“无面人”“无个性者”或“滑稽小丑”｡一方面他们对欧洲人有拒斥心理,另一方面又在刻意地模仿他们｡他们在显示自己威严的时候,仍然是欧洲的他者｡正像澳大利亚的后殖民批评家阿鲁瓦里(Ahluwalia)指出的那样:“非洲的历史主要是文化压迫的历史｡”《河湾》中,不仅“大人物”被刻画成拙劣的模仿者,其他的非洲人也都如此｡奈保尔在对他们的现状表示同情之际,花费更多的笔墨去嘲讽和抨击其愚昧和狂妄自大｡在这部小说中,“大人物”的身体其实就是昔日殖民者的影子｡他是一个独裁者,是一个政治上的投机商和西方的代理人｡其他人又如何呢?像费迪南德(Ferdinand)这类第一代知识分子,他自视为非洲的新人类,他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过去的观念和现在的观念在他的脑海里纠结成一团｡他企图一口气跨越几个世纪,但在模仿中却弄巧成拙,结果是既不能成为欧洲那样的文明人又不能再回归丛林,只好充当“大人物”的帮手｡他终日惶惶不可终日,担心“大人物”加害于他｡他的身体一直处于危机之中,不论是肉体的,还是精神的｡费迪南德的忧虑时时地折磨着他,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这年头,每个人的日子都不好过｡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内心深处,大家都晓得,我们正一步步地走进地狱,早晚我们都会被杀｡人生变得毫无意义｡我觉得我被利用了｡人们把这一切赏赐给我,目的就是要毁灭我｡丛林原是一个自给自足､与世隔绝的世界,但现在我们回不去了｡”费迪南德尚且如此,而那些被压制在丛林中的非洲人更是处于绝望之中｡
德勒兹(Deleuze)说过:“身体和力是一体的,它不是力的表现形式､场所､媒介或战场,是力和力的冲突,是竞技的力的关系本身｡”萨利姆在河湾国家寻找自我的失败,诠释了他在力与力(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冲突中的劣势地位｡他满怀希望地来到小镇,可现实使他感到孤独和危险｡他和周围的人存在隔阂,他知道有什么东西横亘在他和费迪南德之间,横亘在他和周围的丛林生活之间｡在日常生活中,他无法表露自己,无法彰显本真的自我,他的身体和周围是格格不入的,尽管他努力想把自己的身体融入到丛林之中,而处在文化激烈冲突的国度里,萨利姆虽有自觉的意识,但他却不能实现自我,他的身体自始自终处于漂浮状态｡奈保尔通过对萨利姆身体的叙述,揭示了其存在的困惑,反映了文化断裂处境中人的虚无感和主体的矛盾性｡其实这也正是奈保尔等这些后殖民作家自身文化处境的写照｡后殖民作家普遍关注在文化冲突中的身体状态,以期找到自我的位置,这往往是一种对归属的寻求,即文化身份的认同｡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向哪里去?我属于那里?我在什么位置?萨利姆本人也不清楚｡萨利姆的血管里流淌着东非印度穆斯林的血液,他在那里长大,但他却以局外人的冷漠评价伊斯兰文化｡他不想呆在自己的出生地因循传统做个好人,他感到再自欺欺人地与同族人在没出息的东非海岸过日子,只会跟着走向死亡｡“外面的世界”在召唤他,他也想对那个世界有所贡献,于是他来到了远不如东非海岸的非洲内陆｡在这里,他雄心勃勃地想通过经商积累财富,找回自我,而现实却比东非海岸更加残酷,他不但没有积累到财富,反而财产被充公而变得一无所有｡在一个晚会上他与白人雷蒙德(Raymond)的妻子耶韦特(Yvette)相识,耶韦特的穿着､体态都体现出了欧洲文化的气息,他一下子就被她不凡的举止,富有魅力的身体吸引了｡当时“耶韦特冲我笑了笑,……在黑色的裤子衬托下,她的一双脚显得如此美丽,如此白皙｡她的挑逗性姿态,她的微笑,都和歌曲的气氛十分融洽,让人遐思绵绵｡”她的体态在他的脑海里流连忘返｡事实上,真正吸引他的不仅仅是她的躯体,还有她身体上体现出的欧洲文化气息｡雷蒙德是“大人物”的顾问,他的妻子耶韦特随他而来｡耶韦特在欧洲的学校里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可到了“新领地”后,她逐渐变得空虚､无聊和虚荣｡她被困到了小镇上,她厌恶自己的装扮,厌恶自己日渐衰败的肉体,她觉得跟着雷蒙德做事是件很难堪的事｡她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当她与萨利姆见面后,他们也就自然成了情人,在肉欲的刺激中打发她的日子｡这两个都接受过欧式教育的人就这样在百无聊赖中生活着,而他们并没有感到幸福,只是为了打发时光而已｡渐渐地,萨利姆感到自己在堕落,也就是说,他的传统的印度教文化与西方文化中腐朽的一面发生了冲突,他越来越感到她的身体不再松软､柔韧和温暖,于是在一天晚上他狠狠地羞辱了她,向她身上吐唾沫,不住地吐,一直到嘴都干了｡然后他们是一阵猛打,从此结束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本来通过与耶韦特的肉体之欢,他想寻找精神的寄托,而结果却是更加痛苦,更加感到疏离｡在这个“新领地”里,“大人物”倡导的本土文化排斥了他,他想认同的西方文明同样排斥了他,他成了一个边缘人｡他隐隐约约地感到“人生来就是为了变老的,是为了完成生命的跨度,获取人生阅历｡人活着是为了获取人生阅历;阅历在本质上是无形的；快乐和痛苦——主要是痛苦——都没有什么意义｡感受痛苦和寻求快乐一样,都没有任何意义｡”萨利姆的困惑提出了一个在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如何面对黑暗和虚无的问题｡显然,在河湾处的国家里,萨利姆不知道如何面对｡他成了一个正如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所说的“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由此可见,河湾中的很多人的身体都处于缺失或困惑中｡身体就是存在,身体就是自我｡自我的保全就是身体的保全,而他们身体的困惑,也就是自我的失落｡正如萨利姆所说:“我自己危机四伏｡我没有家,没有国旗,也没有神器｡”可见其身体危机的程度之深｡
四､结语
在《河湾》中,奈保尔以其深刻的洞察力的叙述和严谨逼真的观察,让我们看清了那曾被压抑的历史存在｡民族独立的国家在摆脱了原殖民宗主国殖民统治后,一味排斥外来文明,采取极端激进的政策,造成了重大的政治灾难和生态灾难,人民颠沛流离,社会动荡不安,反映了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尖锐冲突以及统治者的盲目无知｡同时,人没有归属感｡在政治与文化的缝隙中,身体处于分裂状态,反映了后殖民时代的人尴尬的生存困境｡奈保尔以一个来自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的良知,在《河湾》中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历史､文化､发展等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深深的思考｡《河湾》促使着人们去沉思:什么是历史?什么是文明?什么是进步?什么是完美的人性？ 虽然奈保尔在作品中没有给后殖民社会指出一条明确的道路,但他告诉人们:后殖民社会的人民必须重新审视自我的位置和处境,也许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找回把握自我的属性,真正做自我的主人｡
(责任编辑:水 涓)
① 《河湾》以昔日的比属刚果(现刚果民主共和国,1971年-1997年在蒙博托统治下称扎伊尔)为背景｡
② 康拉德(Conrad)的《黑暗的心》是以殖民时代的非洲中部大河流域为描写内容的作品｡
③ 身体是指人的存在,它具有实体与虚体二重性,它与政治､社会､文化有密切的关系｡自尼采(Nietzsche)以来,身体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在社会学领域,身体社会学已是社会理论发展的新的分支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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