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她需要温暖”

作者：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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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巴金先生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寒夜》，学者们都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它是继《家》之后代表巴金作品最高成就的一部现实主义力作”①；是“巴金创作历程中一座不朽的丰碑”，也是“巴金美学探索的一个不朽的丰碑”②；因为它“深刻地概括了旧中国一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厄运，显示了国民党统治下的旧制度的必然崩溃”③，或者是“要控诉的正是那好人没有好结果的黑暗社会”④。六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读这部作品，并结合巴金先生一生的创作道路和一贯坚持的创作思想再作一番细致考察，就会发现小说结尾所表达的思想，才是整部作品的关键所在——“夜的确太冷了。她需要温暖。”我们认为这不只是对曾树生个人悲剧的同情，更是对那个时代所有不幸女性的尊重与关怀；或者说既是对“寒夜”的控诉，更是对“温暖”的呼唤！
　　在《寒夜》中汪文宣固然是作家精心塑造的主人公形象，对他的不幸遭遇和痛苦生活及最终的凄然病逝，作者也寄予了深深同情，但我们认为，作品的另两位主人公曾树生和汪母同样是巴金先生着力描写的人物，而且作为两位孤苦无依的女性，通过对她们各自不同的生活道路及典型性格的展示，通过对“她（们）需要温暖”的呼喊，寄予了更多的人道主义的关怀，并由此让读者在憎恶“那么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同时，也感受到“寒夜”必将过去，“温暖”终会到来的希望，即如巴金自己所说：“我写汪文宣，绝不是揭发他的妻子，也不是揭发他的母亲。我对这三个主角全同情。要是换一个社会，换一个制度，他们会过得很好”；“我喜欢这本小说……它不是悲观的书，它是一本希望的作品，黑暗消散不正是为了迎接黎明！”（《关于〈寒夜〉——〈创作回忆录〉之十一》；着重号为笔者加）
　　曾树生是那个年代凤毛麟角的女大学生，聪明漂亮，毕业时怀抱着为教育事业献身的美好愿望。她藐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礼教，与同学汪文宣（汪当时也是一个锐气十足、满腔热血欲献身教育事业的有志青年）自由恋爱结合，并不曾办什么结婚手续，更未举行什么结婚仪式。婚后，为了供养孩子读书、为了多挣些钱以便能让丈夫汪文宣失业后也能正常治“富贵病”，她不得不去大川银行里做“花瓶”。虽然她对这份“工作”极不情愿，但眼看着丈夫一天到晚地辛苦工作依然入不敷出，因而又极害怕失去这份工作，特别是当汪文宣病重失业，她一人承担着全家人的经济重担，却毫无怨言，她如此默默地奉献着，婆母却恶毒地骂她是“花瓶”“姘头”，此时，她怒不可遏了。在这里，有被生活磨掉锐气、埋葬了理想的焦虑和困惑，更有不被理解和尊重的孤独与失落。不管生活多么艰难，她都硬撑着一定要将儿子送到贵族学校接受良好的教育，儿子却一点也不关心她。更让她难以忍受的是丈夫汪文宣变得那么怯懦、苟且，他明知道自己的妻子在当“花瓶”，竟然装聋作哑，从不过问一下，以致曾树生想到让丈夫打骂一顿也比这样过死寂的日子强！她不止一次地跟丈夫说：“其实我并不想做那样的工作。”但这种暗示每一次都使她失望。丈夫无能，她只得忍辱继续当“花瓶”，挣钱养家糊口了。当汪文宣病重而因缺钱不愿住院治疗时，曾树生仍然说：“坚持治，钱不用担心。”即使后来与汪文宣商定不再做夫妻了，她仍然按月从兰州给汪文宣寄钱，并嘱咐他一定要坚持治病。明眼的读者都可以看出，她当“花瓶”是为了挣钱补贴家用或供孩子上学，或为丈夫治病，并不只是为了自己“享乐”。作为一个生命力旺盛的女性，即使丈夫半死不活地拖住她，即使身边有一个同样年轻且充满生命活力的男人陈主任真心喜欢她、爱她并引诱她，她始终坚守着仅仅是“花瓶”的身份，即使在与汪文宣的“婚姻”关系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她也没有逾越传统的道德底线半步。应该说，曾树生在家里，没有其他任何人的真正关心、理解和爱护，有的是儿子的冷漠、婆母的伤害和丈夫懦弱无能为她带来的焦虑与操劳。这些都使她的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和伤害，她承受着一般人无法承受的重负，她是无奈而凄凉的玛丽亚！
　　汪母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虽然顽固、自私，甚至有些冷酷，但她作为长者，深爱着自己的儿孙，爱着自己的家庭。为了这种真切的爱，她甘愿吃各种各样的苦。她曾是云南昆明的“才女”，十八岁嫁到汪家，生下汪文宣后不久就因丈夫早逝而一直守寡，于是她不仅放下读书人的架子甘当“二等老妈子”，成天洗衣做饭、操持家务，又卖掉自己心爱的戒指，好不容易把儿子培养成一名大学生，其艰辛是可想而知的。况且，为了儿子治病，她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她与儿媳发生冲突，也是想夺回儿子，想分得一份儿子的爱。寡居多年，她太缺乏来自男性、来自亲人的关怀，所以心理病态地失衡。她嘴上骂媳妇是“姘头”“花瓶”，实质上也并非成心要去伤害曾树生，实际上是真心希望自己的媳妇不是“姘头”也不是“花瓶”：这样，媳妇就会踏踏实实地依附在儿子身边，“老老实实”地过日子，就不会担心媳妇会离开儿子，儿子管不住媳妇。她似乎认为，如果媳妇不当“花瓶”，就会一心一意爱儿子，因为她自己饱尝了没人疼爱的辛酸和孤独，生怕自己的儿子亦会遭受相似的命运。她曾在回忆她的丈夫时说：“我是不在乎，我知道我命不好。不过你为什么不保佑宣？你不能让宣就过这种日子啊！”可见她对儿子的关爱远远超过了对她自己。总之，巴金对于曾树生和汪母这两位女性形象同对汪文宣一样，既写了她们的不幸，也写了她们身上表现出来的美好品德，寄予了更多的理解和同情，即如作者自己所说：“他们三个人都是我的朋友。……我批评过他们，但是我同情他们，同情他们每个人。我对他们发生了感情”，例如“写到曾树生孤零零地走在阴暗的街上，我真想拉住她，劝她不要再往前走，免得她有一天会掉进深渊里去”（《谈〈寒夜〉》）。
　　一般说来，大凡肯定女性的文学、关注人的生命存在的文学总具有恒久的生命力。《寒夜》对女性的关注并非偶然，我们可以从巴金的小说文本中，看到对女性的尊重与关注是一以贯之的主题，只是到了后期，随着作者生活阅历的丰富和写作技巧的圆熟，使得这一特点显得尤为突出。
　　不久前，读到李玲先生的《巴金前期小说中的男性中心意识》⑤一文。该文从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出发，用女性批评的方法，从作品中男性心理需要和男性作家主体的角度，批评了巴金前期小说中任何一种类型的女性角色都受到歧视的所谓“致命缺陷”，同时指出“这个缺陷，巴金在四十年代的小说创作中有较大程度的克服”，并举《寒夜》为例说明之。我们认为这些看法是值得商榷的，一因巴金的小说创作，无论“前期”和后期，都没有表现出所谓“男性中心意识”，倒是始终坚持着“我控诉”、“反封建”的立场，对女性的种种不幸遭遇寄予深深同情，矛头直指封建统治、黑暗社会；二则由于如前所述，《寒夜》中的三位主要人物都是作者的“朋友”，也就无所谓什么“缺陷”需要“较大程度的克服”了。
　　我们知道，巴金是一位使命感和责任感很强的作家，他始终坚持着对人的深切关怀和对生命意识的高度重视。已有论者指出：“‘生命’意识——理解巴金创作、思想、人格的一把钥匙”⑥，巴金自己也说过：“一个人只有一个生命，只能活一生，所以我们谁都想尽力使它过得很好。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需要快乐，需要阳光……谁也没有权利把‘生’和‘乐’给我们剥夺去的。”（《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因此，他总是怀着“生之目标是丰富的、溢满的生命”的美好愿望塑造并赞美了如李静淑、李佩珠、里娜等一类“牺牲生命来拯救人类的先驱者”，也倾力描写了如鸣凤、瑞珏、梅为代表的悲剧女性形象，并给予了深深的同情，根本不像李文所述：“巴金在四十年代前的小说中，总是设置一些愚昧的、不觉悟的、甚至可恶的女性来满足男性作家的心理优越”，或者“设置一些美好的子辈女性相伴在男性左右，满足与男性主人公相贴近的作家确认自我、慰藉自我、纵容自我的需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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