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敦煌天地在　广陵散未绝

作者：蓝露怡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应天故事汇

　　高尔泰先生两篇散文——《敦煌四题》和《广陵散》，《名作欣赏》二〇〇五年第一期把它们转载下来，放在“佳作邀赏”的栏目中，这不能不使弟子欣慰与感慨。
　　在阔别十余年之后，读到老师重新开始在国内发表的文字，才完全理解了高老师曾说的，只要书写出来了，就什么都值了的意思。
　　高老师的写作，依然承继了“美是自由的象征”的自由精神。
　　老师既执著又洒脱。这两种品格缺一不可：仅执著易折，只洒脱易弃。是故，合而为韧。这些，都富有深度地体现在他的诸文之中，而《敦煌四题》和《广陵散》尤甚。散文作者乃是从自身的内在困境出发来寻求自由的，而在关注小我的同时，又时时不忘大我。与他当年从审美中找寻精神自由和在异化中求得心灵复归一样，他对佛像的自尊安详的汲取、对乱针绣等已绝之艺的追怀，都体现了其积极定位人生坐标与艺术坐标的一致努力。就此而言，我感到，老师的思想仍给我许多启发。只是，不再如当年以心灵偶像的地位让人热烈崇拜，而是以一颗有了更多经历和体悟的心灵在启人思索。
　　文章的作者以辩证的态度来看待艺术、人生和历史中的得失成败、破坏与创造，更用超越的心境来对待苦乐毁存。其“人算不如天算”之论，其“看得淡些”、“听其自然”之言，在作者对中西命运观双重超越的思想基础上，在其艺术观、人生观和历史观的辩证态度中，已经无法用“消极”“虚无”“认命”“无所作为”之类对上述言论作常规解释和品评（按照德利克的说法，“化约论”的简单化思维习惯，正是大陆学界的某种思维误区）。因为，它体现的是作者超越的心境和内敛的信念。至少，是对这种心境的心仪和凭这种信念的自励。
　　从文中可见，作者当年很快出拔于研究敦煌的功利状态后，尤其是命运使他拄着扫杖，以淡泊之心来领略窟中佛像时，他就能与之神遇。（正是这些自救文字的真诚，它才实现了某种社会救赎，而非造就某类学院派的美学理论。——其实，整个八十年代的美学热都有浓厚的时代思潮痕迹，而成为一种泛美学）在对苦难与死亡的消解中，个人在历史中的沉浮已不足挂齿，这，或许是文章对生命之流的平静道来那么多，而对命运拨弄的感慨那么少的缘故？对艺术至境与宗教至境的领略中，浩荡风暴与互咬的小鬼反而在破坏中成全，这或许又能解释，为什么作者对艺术与宗教之窟久久驻足，而对风暴和鬼魅只淡淡一笔。
　　作者在谈及大自然的破坏与创造的关系及其所暗含的人类社会的破坏与创造的关系时，在谈及种种可能性如何变成现实性以及现实性转化中的偶然性因素时，都有着恢弘的历史视野和超越的心境（它体现的是人的内心安宁、人与世界的自由关系）。他看到，敦煌艺术的产生，得力于许许多多历史的机遇，就此意义而言，它并非人的刻意追逐所为，而近乎天成。其他艺术杰作、艺术大师的产生也如此。正如海德格尔以诗的方式所言思想大师的产生：“在思想的行业中……／不少人会成为工匠。／于是其中一人出乎意料地成为大师。”高老师似乎曾经说起大致如下的话，在特定历史提供的考验机会，错过了就可惜。我当时年轻，是从一般所谓自我表现的意义上去理解这话；读了文章，才知应该从自我实现的意义上来理解。《美是自由的象征》感召过一代青年，却原来它仅仅是出于作者的自我救赎，至于引领他人，那只是作品的客观意义。老师不曾跟我们说起这一点。说了，我们当时那样的年轻崇拜者也不一定懂。
　　但另一方面，老师的文章又大都是沉在过去时光的回忆式叙事，渐入老境、生死两隔、异乡之感……这些又都不能不使文章显出沉郁的调子，使叙述者的所忆呈示为一种冷寂的色彩。如较有代表性的《广陵散》，就不仅实写几近失传的乱针绣艺术，也似乎暗喻一切已绝或将绝的美好事物。在作者深在的追怀中，那濒于绝灭者，反以另一种形式获得再生和传扬。或许，这便是历史的辩证法、艺术的辩证法。作者从这些悲剧性的毁灭中，获得的是超越毁灭的平静。作者思考的动力和思想的活力似多缘自此。这似乎印证了海德格尔之言：“若在思想中也有敌人，／而不只是对手，／那么思之情形将更顺利。”
　　在老师的思路边上，我接着想到，高老师写后来旅美画事，被作者放在怎样的反思平台上？而他的不怕再弄文字之举，又是否他当年率性的延续？我注意到，老师的写作风格，较之以往，似乎多了一些提问。这些提问令人反思。因为它首先是作者的历史反思和自我反思；或按有的评家之言，是太过自责的忏悔。老师写到：“以权宜为正路，飘泊感更深了。” 是否，洛杉矶西来寺遵命作画时所体味到的跨时空、跨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同构相似的对艺术家个人创造压抑，加深了作者自敦煌以来的对于引领人超越苦难的佛的信仰和领会？老师在佛事路上走了多远？艺路呢？老师一生有多少时光在路上？父亲叫他离家走起，他似乎一直在走。甚至我见到的他也常在走中……从绘画到美学，从理论到散文；从江南到塞北，从西北到西南，从东方到西方；从尘世而佛门，又下佛山而归艺路，在画笔与钢笔之间、诗文与论文之间的往与返，对各种运动与政治、多样人际与国际的卷入与疏离；荣辱交替，安危杂呈……是什么，在驱赶着他？或是他，在追赶着什么？所引莱蒙托夫诗句，不安的帆在祈求风暴，它只有在风暴中才能得到安详，透露出其灵魂的负重与诉求，这是作为一个人的全方位的存在展示与发展诉求。
　　从老师坎坷的人生经历与学术经历，我感到，既不可能有一个现成的健全社会以供知识分子健康发展和安然生存，也不可能有一个现成的健全人格来所向无敌地创造一个健全社会以造福人类。我们只能带着问题前进。但是，知识分子又如吉登斯所言，在解决自身困境的同时，也参与公共空间的积极建设。读者关注高尔泰、北岛在海外的状况，就是关注知识分子在不同生存状况下的个人精神发展、思想展开和价值实现的状况。的确，值得讨论的正是关于高老师作为知识分子从自身的存身位置出发，对健全的、以人为本的文化生存环境的期待。如果我们对于知识分子，不是仅仅将其作为使命的肩负者来期待，而是也考虑他们作为一个个体存在者、一个需要健全社会以发展自身健全人格和实现自我价值的人的基本诉求的话，就会发现一种循环阐释和交互建构之必要。
　　老师从苏州求学，即开始“寻找失落的自我”，继而书写《美是自由的象征》。到美国后，又从自己的立场，开始了海外华人作家的视角所长的双向批判：近看洋场——冷峻的现实批判，遥思故国——深切的历史反思。作者是以思入问题的深度，取代对问题的约减。
　　而这一批判，在我看来，更多是出自诗心而非理论——固然，其间有广博的中西学理作支撑。但那是诗心包蕴中的学理，而非理论统摄下的诗情。这，也许与老师的写作习惯有关。老师曾说起，他读不少书，可一旦开始写，就把所有的书一齐丢开，说着还伸出双臂在桌面上从右到左地用力一推，做了一个把桌上假想的一大堆书横扫光的动作。这，也许还与老师的心性有关。一九九〇年秋，老师给我们文艺美学的研究生开了一个讲座，说了他对研究生的要求，是感受力、思辨力和知识三者。课上他停下来向我们征求意见，我怯于发言，老师随和地笑着点我名，还说，“理论家要听诗人的嘛。”老师的思想有特定经历的痕迹，但那颗亲和缪斯的诗心，却引领他追寻一种彼岸的家园。不是大洋的彼岸，而是艺术的彼岸。
　　读老师文字，无论抒情还是记叙，都能感受到字里行间透出的艺术气质，但不是仅仅人工可打磨的精美艺术，而乃有大经历者的浓缩与淡抹之笔。它令我想起的是《敦煌四题》所咏“宁肯在一旁聚成消长无凭的高高沙山，也不肯进入这小小的峡谷”中黄沙的自由精神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敦煌天地，一代艺术家的流放与朝圣之地，其间无数已失与将失的艺术珍品，不正是在这些艺术散文中免于绝迹吗?
　　(责任编辑：吕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