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作为历史链接点的《秋》

作者：蒋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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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初期是中国新诗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一种以青年诗人为主的新的诗歌思潮“朦胧诗”露出水面，在诗歌艺术探索方面体现出新的取向，尤其是打破了过去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端，把诗作为诗来写，更多地关注人的内心世界。那个时期由此而成为新诗史上最有成就的诗歌时期之一。在“朦胧诗”这个概念出现的时候，有一件值得我们记忆与思考的事情，就是有人把四十年代的诗人杜运燮作为青年诗人的代表，尤其是把他的《秋》看成是“朦胧诗”的代表作加以批判。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但可以重温新时期诗歌的发展历程、诗歌观念的更新，而且可以在一个开阔的层面思考新诗历史，尤其是思考新时期诗歌与三四十年代诗歌的血缘关系。
　　一九八〇年八月，就在青年诗人的艺术探索不断受到诗歌界和诗学界关注的时候，《诗刊》发表了章明的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对当时的诗坛现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文章说：“前些年，由于林彪、‘四人帮’败坏了我们的文风和诗风，许多标语口号式的、廉价大话式的‘诗’充斥报刊，倒了读者的胃口，影响了新诗的声誉。经过拨乱反正，如今诗风大好，出现了不少感情真挚、思想深刻、形象鲜明、语言警策的好诗，受到了广大读者的赞赏和欢迎。但是，也在少数作者大概是受了‘矫枉必须过正’和某些外国诗歌的影响，有意无意地把诗写得十分晦涩、怪僻，叫人读了几遍也得不到一个明确的印象，似懂非懂，半懂不懂，甚至完全不懂，百思不得一解。对于这种现象，有的同志认为若是写文章就不应如此，写诗则‘倒还罢了’。但我觉得即使是诗，也不能‘罢了’，而是可以商榷、应该讨论的。所以我想在这里说一说自己的一孔之见。为了避免‘粗暴’的嫌疑，我对上述一类的诗不用别的形容词，只用‘朦胧’二字，这种诗体，也就姑且名之为‘朦胧体’吧。”这篇文章明显地体现出对新时期早期青年诗人在诗歌艺术上探索的不理解和反对态度。后来，人们一般也认为，“朦胧诗”的称谓就是从这篇文章开始的。当然，人们对“朦胧诗”的学术界定并不完全接受这篇文章中的观点。
　　章明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几首作为批评对象的诗值得我们注意，其中的第一首就是杜运燮发表于《诗刊》一九八〇年第一期的《秋》。文章对该诗进行了如下解读和反问：
　　
　　这首诗初看一两遍是很难理解的。我担心问题出在自己的低能，于是向一位经常写诗的同志请教，他读了也摇头说不懂。我们两个经过一个来小时的共同研究，这才仿佛地猜到作者的用意(而且不知猜得对不对)是把文化革命的十年动乱，比作“阵雨喧嚣的夏季”，而现在，一切都像秋天一样的纯净明朗的。如果我们猜得不错，这首诗的立意和构思都是很好的，但是在表现手法上又何必写得这样深奥难懂呢?“连鸽哨也发出成熟的音调”，开头一句就教人捉摸不透。初打鸣的小公鸡可能发出不成熟的音调，大公鸡的音调就成熟了。可鸽哨是一种发声的工具，它的音调很难有成熟与不成熟之分。天空用“平易”来形容，是很希奇的。“紊乱的气流经过发酵”，说气流发酵，不知道是不是用以比喻气流膨胀，但膨胀的气流酿出“透明的好酒”又是什么意思呢?“秋阳在上面扫描丰收的信息”，信息不是一种物质实体，它能被扫描出来呀?再说，既然是用酷暑来比喻十年动乱，那为什么第二节又扯到春天，使读者产生思想紊乱呢?“经历过春天萌芽的破土，幼叶成长中的扭曲和受伤”，这样的句子读来也觉得别扭，不像是中国话，仿佛作者是先用外文写出来，然后再把它译成汉语似的。
　　
　　这段话至少有如下两个方面值得我们思考：
　　其一，由于受到长期的“大一统”思想、封闭的艺术观念的束缚，在新的艺术潮流出现的时候，人们所具有的艺术观念上的惯性和定势还难以一下子适应思想、艺术变革的要求，难以很快跟上新的艺术发展浪潮。
　　其二，“不懂”、“晦涩”等语词主要是当时的诗歌界对诗歌存在的主要弊端的描述，并且主要是针对青年诗人的作品的，但论者却以杜运燮的作品为例证，把杜运燮这位在四十年代就开始创作并出版过诗集的诗人当成了“青年诗人”，使他的作品成为青年诗歌思潮“朦胧诗”的代表作。这是史实上的错误，它一方面说明，由于外在环境的制约，许多人对新诗历史缺乏全面了解，他们所认识的新诗主要是主流诗歌以及五十年代以来比较单调、空洞、充满颂歌意味的作品。在新时期，“归来者”诗歌就是对主流诗歌传统在说真话、抒真情的艺术层面上的复归，因而相比于青年诗人的创作，“归来者”诗人受到了更多的肯定；另一方面也说明，杜运燮的诗歌与当时青年诗人的创作具有相似相通的地方，或者说，“朦胧诗”所接续的诗歌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四十年代及其以前创造的中国新诗传统和某些外国诗歌艺术经验。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从五十年代到新时期以前这段时间就完全没有诗歌，而是由于外在的政治影响太大，诗歌观念比较单一、封闭，使那个阶段的诗歌在总体上不是以多元为特征的，诗歌艺术的发展是不完善的，如果我们从艺术自身发展的角度对那个阶段的诗歌提出一些苛刻的要求，在整个新诗的发展历程中，它在很多方面是可以被跨过、超越的。
　　杜运燮的《秋》是不是一首难懂的诗呢?先录全诗如下：
　　
　　连鸽哨也发出成熟的音调，
　　过去了，那阵雨喧嚣的夏季。
　　不再想那严峻的闷热的考验，
　　危险游泳中的细节回忆。
　　
　　经历过春天萌芽的破土，
　　幼叶成长中的扭曲和受伤，
　　这些枝条在烈日下也狂热过，
　　差点在雨夜中迷失方向。
　　
　　现在，平易的天空没有浮云，
　　山川明净，视野格外宽远；
　　智慧、感情都成熟的季节呵，
　　河水也像是来自更深处的源泉。
　　
　　紊乱的气流经过发酵，
　　在山谷里酿成透明的好酒；
　　吹来的是第几阵秋意?醉人的香味
　　已把秋花秋叶深深染透。
　　
　　街树也用红颜色暗示点什么，
　　自行车的车轮闪射着朝气；
　　塔吊的长臂在高空指向远方，
　　秋阳在上面扫描丰收的信息。
　　
　　这首诗所抒写的主要是对生命“成熟”的感受。回忆当代思想、文化以及艺术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不客气地说，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近三十年时间里，中国人是或多或少缺乏理性精神的，盲目、狂热成为人们主要的文化、思想心态，也因为如此，人们才有了“迷失方向”的体验，因此，当我们站在另一个时代的思想、艺术的台阶上反思那种经历和思想，就会发现自己的幼稚，发现“成熟”对于生命发展的重要。杜运燮的《秋》正是在强烈的自我反思中体现了对“成熟”的歌唱。这里的成熟，不只是个人的成熟，而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逐渐完善，是对理性精神的看重，因此，诗人实际上是对新生的赞美和进一步期待。在表现上，诗人将其在四十年代使用的艺术手法进行了发挥，使用了许多意象代替空洞的说教，用充满理性的思考代替了盲目的歌唱，体现出艺术上的独立、创新意识，与以前时期的当代诗歌形成了很大的反差。这首诗一点也不别扭，而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话”，只是对于那些因为各种原因而不会说“中国话”或者不熟悉诗中三昧的人来说，才显得别扭，显得难懂和陌生。对于当代新诗来说，它是新的。但对于杜运燮来说，却只是他对自己过去艺术探索的一定程度的恢复——并没有实现完全的恢复。
　　联系杜运燮所列名其中、出现于四十年代的九叶诗派的创作，我们同样会发现，在新的、适合诗歌艺术探索的文化语境之下，九叶诗人又回到了诗人的本色。不仅以自己在新时期的诗歌艺术探索丰富了新诗艺术的经验，为新时期诗歌的多元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他们过去和当时的创作也为青年诗人的艺术探索提供了艺术上的参照。当然，这并不是说，当时的青年诗人都直接受到了九叶诗人和其他一些注重诗歌艺术个性的诗人的影响，因为在将近三十年时间里，由于政治观念和艺术观念的限制，许多注重艺术性的诗歌由于它们的作者或它们自身的关系而被尘封起来，青年诗人不一定能够读到它们，徐志摩、戴望舒等人的作品也是在新时期开始以后才逐渐被“挖掘”出来的。这恰好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诗歌艺术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人为因素的干扰也许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左右”这种规律的引导和制约作用，却不能改变这种规律，只要外部条件允许，这种规律就会自动发挥作用。
　　新时期的青年诗歌(亦即人们所说的“朦胧诗”)的主要特点就是不以某些外在的、流行的诗歌观念作为艺术探索的指针，甚至不仅仅以恢复现实主义诗歌的某些优秀传统为满足，而是努力寻求诗歌艺术发展的内部规律，恢复诗歌所具有的本来特性。他们是在重新反思新诗历史、重新打量外国诗歌艺术经验的基础上展开艺术探索的。在这个过程中，以《秋》为代表的一批作品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用今天的流行方式说，它们是中国新诗发展历史的一个“链接点”，只要轻轻一点，就可以纵向、横向地进入历史的广大领域。
　　历史是发展的。我们不知道在物质至上、精神不断萎缩的时候，新诗究竟会怎样发展下去，但我们相信，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丰富诗歌文化传统的国度里，始终会有一批人为了诗歌而奋斗——有时候，沉默也是一种奋斗，尤其是在诗歌看似不景气的时候，那些仍然甘于寂寞地行进于诗坛之上的人们，不计名利，也许可以使我们的诗歌走向一条更适合诗歌艺术自身的道路。他们不再会“迷失方向”，而且随时都能够闻到诗歌“醉人的香味”，扫描到诗歌“丰收的信息”。
　　我写下这些，是因为在那段历史业已成为历史之后，一位为此付出了心血的老人也已经成为了历史。二〇〇二年七月十六日，杜运燮先生在北京因病辞世，享年八十四岁。让我们记住诗歌的美好，也记住为诗歌而奋斗、奉献的人们。
　　(责任编辑：赵红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