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接受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研究

作者：王　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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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时期的浪漫主义思潮，其中心思想和理念依然是继承了西方浪漫主义的合理内核，对束缚人性的封建文化和陈旧的创作理念进行了无情的扫荡，这种接受是由中国现实所决定的，但相对浪漫主义本身来说则是不全面的，有所偏重。
　　
　　三
　　
　　中国现代作家接受浪漫主义，还深受个人气质、爱好等影响。接受美学认为接受方式可分为社会接受、水平接受两种。瑙曼指出，作品一旦到达读者手中，社会接受便已开始，一些社会机构如出版社、书店、图书馆、批评机构等逐步把作品的社会效益变成现实，但个人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接受，决定个人接受的因素有：读者的世界观和思想意识、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经济状况(包括收入、自由时间、居住条件、工作和一段生活条件)、教育程度、知识结构、文化水准、审美需要、年龄、性别、接受过什么样的文学及其他艺术品的基础等。在不同历史时期，个人的接受动机、兴趣、目的、需要等，对个人接受有重要影响。个人的处境影响阅读过程和结果。由于个人接受造成风格差异的，以郭沫若和郁达夫最为典型。
　　郁达夫作为创造社的最早发起人之一，为前期创造社的三大台柱之一，王富仁指出郁达夫首开感伤主义风气，他的小说开中国现代浪漫抒情小说之先河，感伤的抒情倾向，是他创作风格最重要的表现特征。他自幼是个早熟的才子。从小经历生活磨难，在他的心灵上刻下无法治愈的创伤，使他养成悲天悯人的性格，特别富于感伤。曾在自传中描述过自己的性格特点：“自小就习于孤独，困于家境的结果，怕羞的心，畏缩的性，更使我的胆量变得异常的小。”后在青春多感的年代，来到日本。此时的日本已处在文明开化的前沿，传统的生活被彻底丢弃，生活方式急剧欧化，同时，在日本，他看清了中国在世界竞争场里所处的地位，最深切地感受到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朱寿桐指出：“创造社作家作品中热衷表现的‘生之悲哀’情绪，就是从这种与久住国外有关的生活中体验而来的。一方面离开了故土，一方面又在异国的土地上受尽歧视、迫害，这必然使他们产生对人生的疑惧感、失落感、孤独感等悲哀情感。”在这种环境中，郁达夫接受了浪漫主义，也受到日本传统文学的影响，郁达夫敏感的个性，郁闷的情绪，让他开始了带有感伤、颓废情绪的文学创作。
　　同样留日，面对对“支那”弱国子民的侮辱，郁达夫产生的是感伤，对郭沫若来说，激发的则是反抗激情。他自小就富有反抗精神，留日十年吸收了肯定浪漫主义的大量养分，他侧重于主观的创造和激情的表现，对日本浪漫主义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的文艺观点加以改造，厨川白村认为“文艺本是苦闷的象征”，而郭沫若则认为，个人的苦闷、社会的苦闷、全人类的苦闷，三者可以说是一根直线的三个分段，强调要由个人的苦闷来反射出社会的苦闷、反射出全人类的苦闷。他的《女神》诗集的主旋律高昂、激越、粗暴、狂放，是时代的产物，代表了时代的最强音。他可算是普罗米修士式的浪漫主义，是一个热情的、一个重感情的出类拔萃的积极浪漫主义者。
　　现代作家在留日期间响应时代的要求，选择了浪漫主义作为反封建的武器，受环境及个人气质的影响，对西方浪漫主义作了选择性的接受，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具有独特的风格，进一步丰富了浪漫主义这座宝库。
　　(责任编辑：吕晓东)
　　
　　参考文献：
　　[1]朱寿桐．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史论[Ｍ]．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2]肖霞．浪漫主义——日本之桥与“五四”文学[Ｍ]．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
　　[3]朱曦，陈兴芜．中国现代浪漫主义小说模式[Ｍ]．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
　　[4]金元浦．接受反应文论[Ｍ]．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
　　[5]凌继尧季欣．浪漫主义流派和浪漫主义美学[Ｊ]．艺术百家，2005(2)。
　　[6]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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