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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淀》：女权主义的赞歌
作者：彭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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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荷花淀》，展卷时迎面扑来的是一股清气：银白月色下的白洋淀、干净凉爽的小院、带着荷叶荷花香的清新的空气、等待丈夫归来的织席的女人；而掩卷时萦绕脑际的则是一股英气：那一群生于斯长于斯的女人们，学会了射击、登在流星一样的冰船上来回警戒、配合子弟兵作战，出入在那芦苇的海里……
这迥乎相异的首尾在传递着什么样的信息？
我们认为，作为一代文学大师的孙犁绝非仅仅停留在对农村青年妇女及白洋淀地区的人情美和人性美的歌颂上，而是借此为表现手段，展示了在风云激荡人性复归的抗日战争的时代大潮中，女权主义思想的萌生和勃兴。
在历来对《荷花淀》的评析中，无一不认为这里很美。的确，这里美得诗情画意，美得和谐清纯，美得豁达恬静，美得如梦似醉。正如钱谷融先生所言，“把刹那间的美凝固下来，变成永恒”（载《中华读书报》，2003年6月30日）。这里不仅憩息了白洋淀人的肉体，更憩息了他们的灵魂。荣格认为，自然环境决定着人格的生成。钟灵毓秀的白洋淀铸就了她的儿女们的性格：这是美丽的祖国，这是美丽的家乡，鬼子敢来侵犯，我们就叫它灭亡。热爱自己的家乡，容不得外族的入侵和践踏，这种观念已经渐染了每一个人的神经，水生们如是，水生嫂们亦复如是。
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的侵略战争是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战争虽然导致了社会物质的严重破坏和毁灭，但是它引发了思想观念的打破和重组。在传统社会里，由于生理的原因，戍边保民、抵抗外侮、征战沙场从来都是男子的专利，女子是完全被排斥在外的，由此便导致了包括征战权在内的妇女权利的严重缺失，女子在社会上被异常地边缘化。水生等人参军后，“村里的年青人少了”，加之“咱的庄子小”，家里的事情完全交给了自己的女人。她们由过去的“半边天”变成了“整个一片天”。社会角色的变化自然引起了思想观念的相应变化，她们要求享有与男人一样包括参战在内的权利，因此寻找借口去探望丈夫，其实就是借机学习真刀实枪的战场上的作战经验。可以这样说，抗日战争是使白洋淀的女子们求得权利的客观条件。
我们不应该忽视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小说中交代，水生是“小苇庄的游击组长，党的负责人”，是抗日的积极分子，“领着游击组到区上开会去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先进组织，初至陕北即发表了著名的《洛川宣言》，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充分地表达了中国人民保家卫国的强烈愿望。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水生的抗日言行自然地影响着妻子的思想，使她也自觉地加入到抗日的行列中来。除此以外，共产党还讲求男女平等，尊重妇女权益和地位。关于这点，早于该文两年（1943年）的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中就作过非常明确的描述。水生嫂们在接受丈夫们抗日思想的同时，自然地受到了新型男女关系和地位的教育。如果说抗日行为激发了妇女们的爱国意识，那么党的领导和教育则明晰了她们的女权主义思想。这是小说中的女权主义的思想基础。
以上我们从美丽富饶的家乡、抗日战争的特定背景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它们可以看成是小说中的女权主义的外在因素。那么，推动女权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又是什么呢？
是长期处于受压迫受歧视地位的妇女们追求自身解放的内质需要。
二十世纪初，西方女权主义者的运动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但在中国依然是“春风吹不起半点漪沦”。新文化运动如同春雷一样震撼了中华大地，送来了思想的解放，女人开始参与到社会生活之中来。这春雷的余音也就回荡在茫茫苍苍的荷花淀的上空。
我们应当看到，在白洋淀，尽管有了新思想的冲击，但那里的女人们仍然扮演着相夫教子的“贤内助”的角色，这其实就是处于附庸地位。水生嫂只能呆在家里静候自己的丈夫月夜归来，而不能像自己的丈夫一样可以随意地参加会议。说得通俗些，在这里，打仗是大老爷们的事，不是女人可以操心得了的，“战争让女人们走开”。再如，连水生这样先进分子，在到大部队上去这样的大事上，事先跟妻子商量一下都没有，就自顾自地报名了；回到家只是通知一下自己的妻子，至于她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水生仍然是走他的。而他所持的理由是“怕家里的人拖尾巴”，这种理由实在经不起推敲。实际上，大敌当前，和他们的男人一样，荷花淀的女人也是热爱家乡的，并且希望有人来保卫自己的家乡，当水生向妻子介绍了抗日的形势之后，水生嫂低着头说，“你总是很积极的”，她完全赞同男人去打鬼子，并没有充当绊脚石。从这里的描写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是对女人的偏见和歧视。小说中这样的描写还有几处，如在打扫战场时水生就曾说过那些女人们就是“一群落后分子”。总之，在荷花淀，大男子主义依然盛行，这里依然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女人们的地位仍旧是低下的、附从于男人的。她们对现在的生存状况并不满意，希望与男人平等地享受与生俱来的权利。在杀敌后回家的路上，几个妇女的对话就表现得非常明显。
坐在船头脸朝后的一个撅着嘴说：“你看他们那个横样子，见了我们爱搭理不搭理的！”
“啊，好像我们给他们丢了什么人似的。”
在女人们看来，自己是来探望男人的，他们应该感动才是；并且歼敌也有她们的一份功劳，恰如小队长所言“不是你们，我们的伏击不会这么彻底”，他们也应该表示感谢。男人们尽管此时内心非常得意，否则水生不会把一盒用精致纸盒装着的饼干顺手丢在女人们的船上，也不会有些张扬地向小队长承认是他们村的女人。可是他们却放不下男人的尊严或者架子，无论是在言语上还是在表情上，没有任何亲密、爱抚和感激的表示，甚至还说她们是“落后分子”，表现出一种纯粹的大男人的“气概”和对女人的不以为然。这当然激起了她们的不满，“情动于衷而形于言”，自然就会“撅着嘴”发牢骚，借机来发泄自己的怨气。
总之，战胜社会的偏见和歧视使她们获得了动力。特定的时代唤醒了蕴藏于心的权利意识，她们苏醒过来，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从而平等地享受本应属于自己的权利。
让我们再来梳理一下存在于文本之中的女权主义的脉络。
小说中的女权主义经历了三个时期，即萌芽期、生长期和成熟期。
夫妻话别时在水生嫂的心里女权思想开始萌芽。水生回到家，女人问候之后，“就又坐在席子上。她望着丈夫的脸，她看出他的脸有些红涨，说话也有些气喘。”女人是心细的，从水生异样的神态表情上，她马上觉察出了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要发生。这种敏感，一方面来自她对丈夫的了解与体贴；另一方面则是来自对斗争形势的观察，在关乎存亡的抗日战争面前，她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而开始成为一个战争关切者。于是她便很自然地发问：“他们几个呢？”在旧时代，男主外女主内，男人外面的事女人不应该过问，这是“妇言”对妇女的要求。但她却问了，似乎是关心同庄的另外六个青年，实际上是借此了解战争形势。这引起了水生的稍许不快，所以他只是淡淡地回答：“还在区上。”继而问起父亲和孩子的情况，但水生嫂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回答了水生的问话后，接着又问：“他们几个为什么还不回来？”表现了对战争形势的热切的关注。
我们不禁要问，水生嫂为什么会表现出这种热心？战争是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严峻而又无法回避的问题，女人也不例外。她是水生的女人，深受“积极分子”的丈夫的影响，她朦胧地意识到战争即将把她们推向前沿，她应该要了解更多的关于抗日的信息。作为一个人，不仅仅是要承担义务，也要享受权利。而作为一个女人，她的权利是难以享受的。她守在家里，内心却渴望能像男人那样可以去自由地参加战争的会议，但这对她只是一种奢望，在目前她只能通过自己的丈夫来了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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