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提高古诗词素养二法

作者：温秀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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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千百年淘洗而流传下来的脍炙人口的古典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精华。作为一个现代人，学习一点古诗词，有益于提高文化素养，提升审美情趣，创造诗意的人生。但是在学习古诗词时，不少人未能掌握正确的方法，往往事倍功半，收效甚微。基于此，本文结合作者的专业研究与教学实践，介绍两种有效的古诗词的学习方法。
　　
　　文本解读与深度阅读相结合
　　
　　古典诗词的学习，一种是字词句等知识层面上的文本解读，另一种则是作品的意境、作者的思想和情志等深度解读。古诗词学习不能仅仅跟着感觉走，应该踏踏实实地以文本为基础。对待文本的态度上，首要任务是从“诵读”入手，接近文本。诵读是培养感受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有益于学习者整体感知、大体理解作品。所谓“诗读百遍，其义自见”。其次，要弄懂作品的字句，这是进一步分析和欣赏作品的基础。读者是借助语言文字走近作者、理解文本，如果字句都不懂，或者是理解错了，就谈不上阅读和欣赏了。但是，由于语言因素会随着地理距离和时间距离的延长而演化，古诗词的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与现代人有了“隔膜”。于是为了消除“隔膜”，许多人习惯上将古诗词对译为现代文，似乎不如此便无法进入文本。应该说从文本出发，先弄清楚字的音义，再疏通句子，从诗的本意出发，来说明诗的题旨，做到以诗说诗，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但以诗说诗，并不等同于句句对译。古典诗词一旦被人为的用我们的语言解析，以现代思维去“硬译”，则失去了其本来的韵味，失去了其独有的意境，诗词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样子。比如，杜甫的黄鹂《绝句》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名篇，前两句“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以黄鹂和白鹭对举，描述了初春景象。但将诗句译作“两只黄鹂在新绿的柳枝间鸣唱，一行白鹭列队飞向青天”后，你便无法体味黄鹂在青翠的柳叶丛中的若隐若现和白鹭在万里无云的天空中的渐行渐远。诗歌本有的意境全无，韵味也尽失。或许，古诗词凭借自己内在的语言，使读者更容易贴近它。
　　“《诗》无定形，读《诗》者亦无定解”（清•卢文《抱经堂文集》卷三《校本〈韩诗外传〉序》），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并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他有着“解释的充分自由”，他可以有自己的认知。文本中作者本没有或者未曾想表现的，读者未必读不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本”的魅力就在于读者的参与其中。因此，要想深入理解古诗词，仅仅掌握字词句的种种含义还是不够的，还需深度阅读。也就是说，当消除了字词障碍后，读者更应该主动参与文本的解读，从整体上去把握诗词。深度阅读挣脱了某一特定文本的规约，让读者在阅读文本中融入自己的知识、经验、个性，进一步分析体现在作品中的作者的思想、情志、主张，产生新的体验，获得新的启迪。
　　中国古代诗歌重在主体内在体验的呈现，重在审美观照和审美领悟。“意境说”标志着中西艺术美学的巨大差异，因而，中国大多数文论家都主张以“会意”的方式来感受和阐释历代诗词作品。诗的魅力在于“意境美”，将意境体验与生命情调联系起来，探索意境体验与人的生命活动及人生意义的联系，是走向诗意生存的必经通道。但是，人们学习古诗词已经习惯了仅仅停留在“解释”的层面上，把完整和谐的诗词作品分解得支离破碎，把其中所蕴含的意境美扫荡殆尽。如此学习，丝毫不能体会诗词中蕴藏的情感，更谈不上品味其意境美。深一层的欣赏与理解，应该在文本的意义指向诸如文化的、人性的、历史的、道德的、审美的等方面进行一些引人注目的挖掘。例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在思想与艺术上都超越了以前那些单纯模山范水的景物诗、“羡宇宙之无穷，哀吾生之须臾”的哲理诗，以及抒儿女别情离绪的爱情诗。诗人将这些屡见不鲜的传统题材，注入了新的含义，融诗情、画意、哲理为一体，凭借对春、江、花、月、夜的描绘，尽情赞叹大自然的奇丽景色，讴歌人间纯洁的爱情，把对游子思妇的同情心扩展开来，与对人生哲理的追求、对宇宙奥秘的探索结合起来，从而汇成一种情、景、理水乳交融的幽美而邈远的意境。如是解读，便能在感悟作者的写作意图和宗旨中，感受诗的意境美，探讨古代诗词表现人生的无限空间。
　　
　　“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相结合
　　
　　由于诗词的含义常常并不显露，甚至于“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白居易《与元九书》)，加上鉴赏者的心理、情感状态的不同，对同一作品，常常因鉴赏者的不同而会有不同的理解。鉴赏者可以见仁见智，各以其情而自得，这在文学鉴赏中是常见的事实。中国古代文论中很早就有“诗无达诂”、“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等说法。“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指出了了意辞之间的关系，“诗无达诂”则指出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隔膜。后来钱钟书先生引用清人谭献在《复堂词话》中所言：“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认识到了“文本”为个性化阅读提供了可能性和自由度。然而，承认审美鉴赏中的差异性，却不能因此否认审美鉴赏的共性或客观标准的存在。我们必须意识到“诗无达诂”中还有“诗”在，“空白”之外还有“文本”在。文本中已经写出来的部分其实是为读者提供了“重要的暗示或提示”，这正是对“个性化”阅读的一种规范。
　　“诗无达诂”是根源于文本的“留白”，这个概念和西方接受理论中的“空白”一词是相通的。早在先秦时期，孟子已经认识到了解释者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为了有效地缩减阅读中的“空白”，孟子赋予解释者参与作品意义重建的权利，提出了“以意逆志”说和“知人论世”说。《孟子•万章上》曰：“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所谓“以意逆志”，即解释诗的人不能根据诗的个别字眼断章取义地曲解辞句，也不能用辞句的表面意义曲解诗的真实含义，应当根据自己的历练、思想意志，去体验、理解作者的作品，以自己对诗意的准确理解，走进作者心灵，推求作者的心志。但是，采用“以意逆志”的方法，诠释者并不必然了解到作者之志，所以，“以意逆志”虽在说诗者，但说诗者在对作品进行解释时，为避免主观武断之弊，还应贯彻“知人论世”的原则。为此，孟子又提出了“知人论世”说。《孟子•万章下》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其意在说明读者阅读文学作品应该了解作者的生平、思想和作品写作的时代背景，这样才能与作者为友，体验作者的思想感情，准确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正确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
　　人是不能离开时代而生活的，社会时代背景不同，诗人的身世经历不同，人生理想、价值追求及其审美习惯不同，决定了作品的风格和情感主旨各有特点。对诗歌进行鉴赏评价，要了解诗人的阅历、情趣、心境以至创作风格；了解这一作品是诗人在怎样一个特定时期创作，这样才可以更好地理解诗人和他的作品。正如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所言：“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不注意“知人论世”，妄论遽论古人之文，文学史上也闹出不少笑话。下面这个反面的例子，人们并不陌生。唐代诗人张继《枫桥夜泊》中有“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诗句，生活在宋的欧阳修不了解唐时的实际情况，在《六一诗话》中说：“唐人有云：姑苏台下寒山寺，半夜钟声到客船。说者亦云：句则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在唐代，苏州一带有夜半敲钟的习惯，当时叫“无常钟”。《唐诗纪事》里就明确记载过，唐代不少诗人也写过“半夜钟”。王建“未卧尝闻半夜钟”，许浑“月照千山半夜钟”，白居易诗云：“新松秋影下，半夜钟声后”。及至宋代，叶梦得《石林诗话》还证明了南宋时苏州佛寺还在夜半打钟。清人焦循言：“夫不论其世欲知其人，不得也；不知其人欲逆其志，亦不得也。”（《孟子正义•万章章句下》）欧阳修认为半夜不会敲钟，是不知其世，故不得也。
　　王国维认为：“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李白与杜甫，虽然时代相同，作品之思想内容、作品风格却差别极大，一个雄奇豪放，一个沉郁顿挫。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生存的社会现实存在种种复杂的因素。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社会地位、不同的价值取向的作家便会依据他们所接受的因素，形成不同的思想结构，显示出不同的色彩，形成大异其趣的风格。杜甫一生由开元盛世的读书、壮游到奸臣当道求仕不得的十载长安困守，安史之乱爆发后陷贼逃难，为官遭贬，及至生命最后十余年的漂泊西南，客死舟中。虽历经坎坷，在他思想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的仍是“穷年忧黎元”、“致君尧舜上”的儒家思想。当我们了解了杜甫的性格、思想、生平经历、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就会对他作品中的“情”“志”“理”的内涵有更具体深入的理解。知杜诗中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就会理解其沉郁顿挫的诗风。而与杜甫同时代的李白却诗风迥异，《行路难》是他的代表作。诗中丰富的想象，纵横开阔的气势，新奇大胆的夸张，激情澎湃的语言，都显示了太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特色。在《行路难》中诗人时而愤慨，时而茫然，时而乐观旷达。诗人感情何以如此复杂多变、波澜起伏？采用“知人论世”法，便不难找到答案。《行路难》是诗人离开长安时所作，当年的李白怀抱着“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入长安，表面上受到玄宗礼贤下士的优待，但当权的宦官外戚却暗中对他谗毁打击，不久就“赐金放还”，结束了前后不满两年的帝京生活。在长安的所见所闻使李白深感世路的艰难，于是诗人以行路的艰难比喻世路的险阻，倾吐出不被重用的愤慨之情，酣畅淋漓地抒发了自己的茫然、悲愤但又执著于理想的情怀。
　　可以说，阅读过程中坚持“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能够客观地接近古典诗词的本来面目，真正地理解文本。读者运用这种方法，可以找到鉴赏古代诗词的最佳途径。
　　
　　（责任编辑：古卫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