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历史与文学的错位

作者：李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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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易中天“品三国”的开讲，“三国”热遍华夏。一时间，大江南北，“乙醚”遍地。在如今西方化浪潮席卷而来之际，本土文化却显示出特有的魅力，真是可喜可贺。但喜过之后，细心品一品，便觉得味儿不对。 “三国”热，热的是《三国志》，还是热的《三国演义》？热的是历史还是文学？历史与文学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有不同的认知方式，有不同的评价方法和体系。易中天将历史文学串起来讲，借历史材料来揭示《三国演义》的真相，也许使人了解了一点历史，但却可能糟蹋了文学。
　　在《三国演义》的传播史上，一直存在历史与文学的纠缠。《三国演义》是一部以三国历史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而且其中很大部分就来自三国史料。即所谓“七分事实，三分虚构”。加上早期版本的书名就是《三国志通俗演义》，这往往使人将它当作历史书来读。一般来说，文化程度低的大抵只看小说，或者听说书，推崇三国英雄，拥刘而反曹；而文化程度高的除了读小说，还钻研历史，反而大有不以为然者。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文化程度低的人接受了一些不正确的历史，却真正看懂了小说；而文化程度高的人（包括一些研究《三国演义》的学者）掌握了历史材料，自以为理解深刻，实际上可能并没看懂小说。
　　我们知道，尽管《三国演义》中有许多材料的历史真实程度很高，但毕竟还是一部文学作品，而不是史书。《三国演义》不是《三国志》。一个是文学，一个是历史。历史是实的，而文学是虚的；历史是自然发展过程，文学是价值判断过程。历史是散在的碎片，而文学是有机的构成。因此，尽管作者在《三国演义》中写了大量历史，但他还是在创作文学作品。被他写进书中的历史材料也成了文学素材，而不是历史资料。我们不能用历史学的方法去分析它，定义它。所谓将历史素材作为文学作品背后的真相，用历史资料来揭示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动机，从文学鉴赏的角度看，是十分荒唐的。
　　具体说到人物，《三国演义》中的刘备、诸葛亮、曹操等等，都不能与《三国志》中的刘备、诸葛亮、曹操等量齐观。一是历史人物，一是艺术形象。《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是自成体系的文学形象系统。历史上的刘备、曹操评价可以见仁见智，但小说里的定位则是基本明确的，刘备是一个仁君形象，而曹操则是奸雄。这种安排并不是给历史人物盖棺论定，而是代表一种伦理诉求。你可以批评小说中人物形象塑造的缺憾，艺术上的不成熟，但决不能以历史人物代替文学形象，硬说其实事实不是这么回事。文学作品的本文是一个自足系统。作者写什么，怎么写，材料的取舍、情节的安排，都包含着作者的创作意图。读者在阅读时必须悉心体察。
　　再说到情节。《三国演义》中的许多情节是有历史根据的，但我们此时也不能用历史材料来分析小说中的人物心理和行为。尽管要用开放心态读文学，但开放性阅读必须从作品出发，必须受到本文的制约。必须读懂其中的价值内涵，才能开放地鉴赏作品。比如三让徐州这一情节，小说借此极力表现刘备的大公无私，大仁大义。但在《三国志》中，刘备并未“三让”，而只有“一让”。且经陈登、孔融一劝便“遂领徐州”。且此一让也不是出于道义，而是担心驻扎在寿春的袁绍不满。有人便借此揭露刘备的假仁假义。其实，小说中之所以未按史实描写这一情节，正是出于艺术的考虑和主题的需要。小说中的许多情节是传说或者虚构，这都是小说主题的需要。对于历史事件，如果小说中的叙述与史书叙述得不一样，在进行文学鉴赏时，我们只能服从文学文本，而不是历史文本。若用历史事件作为文学文本的真相，将摧毁文学文本的审美架构，这部名著将不复存在。
　　《三国演义》有一个完整的艺术体系，其意义系统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智慧，二是道德。在叙述过程中，通过展示乱世中的人欲横流，来张显伦理道德。在乱世中争雄称霸，需要智慧。《三国演义》首先吸引人的就是这方面内容。其实，更准确地说，《三国演义》所表现的许多智慧是属于技术层面的，应该叫计策、谋略，它遵循的是利益原则。它要解决的是在群雄争霸的世界中如何战胜对方，获取最大利益。这里几乎没什么道义可讲，能达到目的就行。一部《三国演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董卓固属狼子野心，而讨伐董卓的十七路诸侯也大都各怀鬼胎。袁术要称帝，袁绍想独霸，连孙坚曾慷慨地“以杖画地”，声称“奋不顾身”为国讨贼，斥责袁术不义，但当他得到了传国玉玺后，立刻揣在怀里，溜之大吉。这方面以曹操最为典型：刺董卓，举义兵，发矫诏组织讨伐军，一旦羽翼丰满，地位有利，所作所为较之别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一切的争斗当中，保护自己，获取利益是最高原则。所以，才有了一个经典的场面：曹操杀吕伯奢全家；才有了那句经典的名言：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这是一个什么世界？这是一个鬼蜮世界，这是一个动物世界。可能世界的本相就是如此，但只要人还自称为人，他就不能自甘于这样一种世界。他就要站在某一角度或某种高度来反观这个世界，并力图超越这个世界，正像英格尔顿所指出的那样，人性就是“不断地超过人所内涵的动物性的努力，并通过真正人性的东西，通过作为价值创造者的人的作用来完成此超越”。而文学就是展现人的这种超越性的途径。因为文学是人学，否则就成了动物学。所以，《三国演义》又给我们创造了一个伦理的世界。茫茫中原，狼奔豕突，在一片人心叵测的世道中，走来了刘、关、张，走来了诸葛亮。《三国演义》不仅写尽了权谋机诈，还写足了仁义道德。而仁义道德主要是由刘备集团来承当的。所以，就有了刘备的三让徐州，二辞荆州，携民渡江，马前摔子，白帝托孤；就有了关羽的千里走单骑，义释华容道；更有诸葛亮的忠心耿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小说的感情倾向是非常明显的，这就是“拥刘反曹”。刘备是仁君，关羽是义士，诸葛亮是忠臣。这是小说传达出的基本思想倾向，也具有深厚的民间情感基础。小说的美学架构就是建筑在这样一种伦理观念之上的。尽管叙述逻辑有瑕疵，艺术上也不尽完美，但它代表了人们对正义的向往，代表了人类寻求道德的本性，展示人的伦理本质。
　　然而，若用历史的逻辑来揭示文学形象，则很可能是另一幅图景：刘备让徐州是因为担心袁绍；辞荆州是因为时机未到；携民渡江是拉人体盾牌；摔孩子是收买人心；白帝托孤是在警告诸葛亮不得篡位。这就消解了刘备形象的伦理基础。消解了刘备，就消解了诸葛亮，也就消解了这部书的悲剧结构，最终消解了这部书的审美结构。拥刘反曹到了历史话语体系中便毫无道理。失去了伦理的支撑，这部小说就只剩下勾心斗角、权谋机诈了。眼下不是许多人津津乐道于书中的计策、谋略吗？用于商战，可以如何争取利益最大化；用在管理，可以如何采取手腕控制下属。易中天也从“三顾茅庐”中看出了营销学意义。这也可以理解。毕竟现代人太渴望成功了，《三国演义》中的智慧、谋略正好对路，而仁义道德却无补于事。加上近几十年的社会变迁，人们对那一套仁义道德嗤之以鼻，而对算计、谋略津津乐道，深恨自己开窍得太晚，几乎以为《三国演义》的真正价值正在于此，甚至为里面的一个个丑恶行为开脱，居然能从书中经典恶言“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中看出曹操几分可爱的率真。至此，《三国演义》的伦理基础不复存在，这部名著变成了一部耍手腕、搞阴谋的教科书。
　　当然，各人阅读的出发点不同，如何理解也是个人行为，并不存在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但是，如果大多数人都以功利的心态读《三国演义》，认为这才是所谓的正解，就存在相当大的危险。因为这里存在一种可能性，即《三国演义》自古以来之所以家喻户晓，人人喜爱，不是因为里面的忠臣义士，而是其中的尔虞我诈、老谋深算甚得俺们国人之心。这当然不是事实。因为古代史料已经证明古代大多数中国人是在伦理观念的观照下解读这部小说的。那就是另一种可能：如今中国大众已经跳出了古人的鉴赏方式，对仁义道德不屑一顾，而对尔虞我诈兴味无穷。我想，不论是哪一种结果，有自尊的同胞都高兴不起来。因为，一个津津乐道于搞阴谋诡计、一个认为为了达到目的而可以不择手段的民族，一个以献身于道德为耻、认为没有价值的民族，一个纠缠于物质利益而没有超越意识的民族，是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这不是无限上纲，更不是危言耸听。脱去了伦理外衣的《三国演义》就只能是这个结果。但脱去了伦理外衣的《三国演义》就不是原来的《三国演义》，就是对原著的恶劣曲解。
　　总之，要真正读懂《三国演义》，必须回归文学文本。《三国演义》的真相就在文学文本内部，而不在文本之外。文学作品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揭示真相，而在于给人以启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研究历史与鉴赏文学是两个不同的认识体系，必须区别开来。不能为了哗众取宠而混淆视听。因为，同一种解释，在历史中可能是真相，而到了文学中则恰恰成了骗局。
　　
　　(责任编辑：古卫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