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落寞的农耕坚守者

作者：詹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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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浓郁的浪漫主义倾向与道德理想精神的坚守宛如张炜作品的两杆旗标，早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树起。从《古船》《九月寓言》《柏慧》到《秋天的愤怒》《融入野地》，无不显露了作家对乡土家园的依恋与道德理性的反思。在那一时期，张炜不过是“守望家园”作家群体中的一员，对人文精神失落的担忧使得大批作家、评论家都投入了维护传统的行列。而在跨入新世纪后，随着批评与创作视点的转移、分化，一部分作家就此搁笔，另一部分则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新的主题上，唯有张炜，依旧执著于农耕时代的家园坚守，笔耕不辍，先后写出了《外省书》《能不忆蜀葵》《丑行或浪漫》等多部长篇。作家的笔触，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而不断流泻出焦虑、失望甚至愤怒的情绪，这种情绪，源自于对工业时代农耕文明全线溃败以及传统价值土崩瓦解的揪心。二〇〇七年一月，张炜又推出了新作《刺猬歌》，一如既往地痛惜农耕生存方式的逐渐被蚀变，一如既往地为日益失落的农耕文明歌哭，只是到了当下年代，作家的挽歌显得落寞、凄凉而孤单。
　　
　　金钱阻隔下的情爱之悲
　　
　　在张炜的很多作品里都会出现一个读书人的形象，他或者怀抱《共产党宣言》与《天问》，为个人私欲的膨胀而不安（如《古船》中的隋抱朴），或者依恋着地母式的火红肥大的姑娘，为了她而不惜私奔，不惜抛弃家庭（如《九月寓言》中的挺芳、《丑行或浪漫》中的铜娃），所传达的，都是对均田时代的农耕文明的向往与渴望。《刺猬歌》的主人公廖麦也是如此。他深深地爱着美蒂，这位据说是刺猬精女儿的美丽姑娘，为她那来自荒原的野蜜色皮肤所倾倒。美蒂腹部那繁密而细小的金色绒毛所散发出的野性之美，让他在逃离棘窝镇的数年中魂牵梦绕，面对一次次的性诱惑坚守其身，不为所动。与美蒂，与海边的园子在一起，让廖麦有了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就是融入野地的感觉。因而，在冒着生命危险偷偷潜回棘窝镇与美蒂相会的时候，廖麦就在心底下了铁定的决心，“归来，放弃一切！归来厮守啊，一块儿整饬这片园子啊，没白没黑地相爱啊！人只有短短的一辈子，我再也不能流浪他乡，再也不能；我冒死一搏也要归来、归来！”①然而，当他在美蒂的努力下得以光明正大地重返棘窝镇后，却在一次出外访友的时候打破了守身的界线，与大学时代的同学修发生了关系。尽管在整个过程中，一直是修采取主动，但事情毕竟发生了。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次很简单的婚外一夜情，但实质上却揭示着廖麦与美蒂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是这种变化，才让独善其身的廖麦最终跨越了道德的界线。而变化的主体，应该说是美蒂。
　　美蒂的变化，是从吃一种名为淫鱼的丑鱼开始的。廖麦极讨厌那种鱼，它“泥灰色，头颅圆而大，身体瘦小，两个鳍像手臂一样抄在颌下看人，嘴巴像人似的绷起”②，光是这种表情就令廖麦在看它第一眼的时候就感到了厌恶，而更令他痛恨这种鱼的原因，除了其表情和散发的腥臭气外，则是让吃了它的人欲望的膨胀。美蒂吃这种鱼上了瘾，每次吃了之后都会“醉了一样脸红眼斜”，抱着廖麦不停地亲吻。在美蒂嗜吃这种刺激人淫欲的鱼背后，廖麦看到了另一种贪欲的膨胀，即金钱的物欲。丑鱼只是一种象征，在象征的表皮之下真正指涉的，是美蒂从野地的精灵向金钱社会服从者的蜕变。廖麦带着美蒂回到曾经住过的老奶奶家，对于廖麦而言，这是一场寻亲之旅，小木屋中的每一件物品，都印下了老奶奶对廖麦的温情与呵护，然而，美蒂却首先想到的是小屋及水潭的继承权，并幻想着在这里盖上新房，享受舒适的生活；镀金的装饰，进口浴盆水嘴儿，成套的银餐具，大理石，红木家具等等，这些让美蒂羡慕而得意的东西，在廖麦看来都是那么的俗艳和华丽，不堪忍受；在得知自己的庄园将要被天童集团吞并之后，廖麦与美蒂也表现出了明显不同的态度，廖麦打定主意，坚守这块最后的清净之地，甚至不惜与工人一道进行反抗，而美蒂和她的女儿小蓓蓓所盘算的，则是卖掉了庄园后，天童集团要补给她们多少钱才不会吃亏。在精神世界里，廖麦已经无法与美蒂达成和谐，他在美蒂的身上再也找不到往日的野地生气，取而代之的是象征着物欲与贪婪的丑鱼腥气。挚爱一生的妻子的变质，让廖麦心里有了无名的淤积，他想借出去看望同学的机会发散这股让他日夜不宁的气，然而，在长途跋涉的路上，那让他思念的“南国那一片片茶花、大叶树”却变成了一片“如此拥挤、嘈杂、混浊”的大地，“烦躁，恶劣的心情，这一切就像一张讨厌的网，罩住了我美好的大地”③，正是在这样近乎绝望的心境下，修的淳朴和浪漫与拥挤、嘈杂，充满着物欲的世界形成了鲜明对比，让廖麦无法抗拒，终于走出了背叛婚姻的一步。无法忍受田园的失去，无法忍受物欲化的妻子的种种行径，廖麦想选择离开，试图以逃离这片已无法保持清净的庄园的方式来获得心灵的安宁，而最终离开的，是他的妻子美蒂，这个曾经披着金色蓑衣的女人，在得知了廖麦的逃离心理后，率先实施了这一行动，带走了她的小蓑衣，留下的，是一大绺浓浓的、茴麻似的头发。廖麦追求一生的爱情，最终以悲剧结尾，而造成这一悲剧的，是金钱与物欲的诱惑。
　　
　　天下大同的士大夫之梦
　　
　　《古船》里的隋抱朴，厌恶为了金钱利益而争抢的赵多多等人，他“恨有人去为自己拼抢，因为他们抢走的只能是大家的东西。这样拼抢，洼狸镇就摆脱不了苦难，就有没完没了的怨恨”④。他所向往的，是天下大同式的平均生活。这是隋抱朴的理想，更是作家自身愿望的表达，体现着君子士大夫式的儒家思想。在《刺猬歌》的廖麦身上，作家再次投射了自己这种理想和愿望。由于美蒂的努力，他们拥有了一座庄园，而庄园内雇工的计时劳作制却让廖麦感到了不安。他觉得他与美蒂是在剥削工人们的劳动成果，“他想在农场里尝试实行一种新的付酬方式：公开收支账目，尽可能公平地分配劳动成果——‘不然我们就成了新的农场主，我可不愿做这样的人！’他对美蒂说。”⑤然而，他的设想却立即遭到了美蒂的反对。在美蒂看来，他们为这片庄园已经付出了足够多，分离的岁月，非人的折磨，加上租地、买农药买机器的钱等等，现在的收益是他们应得的。美蒂把廖麦的想法归结为还是“‘公社’那一套”，是“爱咬文嚼字”的“书呆子”的呆劲儿鼓捣出来的，并不切合实际。真正切合实际的，是像唐童那样，建起属于自己的公司，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获得属于自己的利益。然而，唐童利益的获得，却是建立在对村民百姓利益的损毁之上的。紫烟大垒、红烟大垒的树起，给天童公司创造了滚滚金钱的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土地与气候，使大地干旱，农民生活无着。为了扩大自己的经营规模，天童用金钱买通了村头、乡镇干部，压低价格强行收购了大量土地，这与欧洲资本主义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圈地运动何其相似！新一代的资本家就是这样双手沾满血腥地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王国的，而唐童，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是以人民道义为己任的廖麦一类知识分子所不能忍受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历来是每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廖麦痛恨于唐童对农民，对挖金工人的盘剥，但他又无法以一己之力来阻止、改变这种行为的发生和继续。于是，他希图维护住自己的一片庄园，在庄园内施行共产式的大同理想，然而，同样也遭到了妻子美蒂的反对。在四处碰壁之后，廖麦唯一能做的，就是守住自己心中的理想，逃离开这片已然污浊的大地，而美蒂的先行离去却让他陷入了更加孤独的境地。
　　廖麦的境遇也就是现实生活中作家张炜的境遇，在大部分作家先后退场的新世纪，唯有他，仍然扛着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不曾更迭的道德理想大旗，寂寞地坚守着自己的乡土家园，以家园深处的浪漫与生命本真，形成与现实物质社会的一种对抗力量，用作批判与拯救金钱腐蚀下的物化心灵。因而，在张炜的小说中，美与丑总是二元对立式的鲜明对比，美的人物往往是道德理想与纯真浪漫的象征，如构成地母形象系列的《九月寓言》中的肥、《丑行或浪漫》中的刘蜜蜡，《家族》中无比美好、纯洁的曲靖、淑嫂、闵葵等，火红或雪白的肌肤，黑亮灼人的眼睛，都是让人过目不忘的美貌女子；与之相反，丑的人物则是心灵与肉体一起不堪，如《九月寓言》中将阻止儿子婚事，又将媳妇三兰子折磨至自杀的大脚肥肩，龇露着紫色牙根，四肢粗大，浑身散发着“一股没法忍受的膻气”⑥，《丑行或浪漫》中欺横乡里的小油挫父子、伍爷，个个丑陋无比，小油挫的“胳膊像蜥蜴一样有道道环纹儿，瞳仁儿是蚂蚱那样的复眼，胸脯细看就能瞧出龟板似的方块儿，尾骨还长着一寸多长的尖头，后大椎有个瘤子大小的圆疙瘩……”⑦整个一畜类形象。这种美丑分明的二元对立模式在《刺猬歌》中再次凸现，怀抱美好理想的正义一方，男的如廖麦、良子，女的如美蒂、修、小沙?儿等，个个英俊善良，美丽大方；而贪婪凶暴的邪恶一方，则都长得不堪入目，唐老驼父子俩在美蒂眼里就是畜类变的，“唐老驼抓惊堂木的手满是黑毛，眼窝处也有一些细密的黑毛；再看他儿子唐童，头顶的鬈毛和眼神都让人想起一种动物——从地洞里钻出来的獾……”⑧丑与美的尖锐对立使作者的爱恨更加炽烈，只是未曾得知的是，在孤独的坚守之下，这种炽烈的火焰还能燃烧多久？
　　(责任编辑：吕晓东)
　　
　　①②③⑤⑧张炜：《刺猬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13页，第10页，第179页，第162页，第256页。
　　④张炜：《古船》，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251页。
　　⑥张炜：《九月寓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6页。
　　⑦张炜：《丑行或浪漫》，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