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艾青《我爱这土地》赏读

作者：李铁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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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这是谁的诗呢？不用看署名，凡是对现代中国新诗略有所知的人，只要读到这首诗，都会凭借诗感直觉就可能给出猜想和判断，这是艾青的诗。这首诗如此深沉而鲜明地烙印着诗人艾青的精神个体性及其艺术风格的标记，简直可以说，这首诗就是作为诗人艾青的身份证。显而易见，这首诗在艾青诗整体中拥有十分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因而它为人们所熟悉并非偶然。有人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然而细读，尤其是把这首诗置于艾青诗的互文性文本语境中整体细读，我们仍可从中见出如下风景。
　　胡风曾说艾青“他底歌总是‘我的歌’”。 有人又说，艾青是“土地的儿子”、“土地的诗人”，他的诗大抵如这首诗所写的，是关于“土地”的歌。但在我看来，这首诗应该说是关于“我”和“土地”及其关系的诗。诗的题目因此是“我爱这土地”，而诗的开头，开门见山恰好又是从“我”是谁(什么)开始的。那么，让我们就从诗人在这首诗中关于“我”的想象说起。“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诗是一种“假如”思维，“假如”即想象。诗凭借这“假如”思维的想象，从日常生活现实感觉的尘境进入审美感受与超越的诗境。所以，这“假如”即是诗性思维的内在机制，又是诗性语言形式的外在标记。因此，诗人们并非偶然地经常使用“假如我是……”的句式，例如人们所熟悉的徐志摩《雪花的快乐》中开头“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中潇洒……”还有田间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的开头“假如我们不去打仗……”等，即使有时“我是……”前并未冠以“假如”一词，例如郭沫若的《天狗》的开头“我是一条天狗呀！……”还有冯至的《我是一条小河》的开头“我是一条小河，我无心由你的身边绕过……”等，其实从“神与物游”意象生成的内在逻辑上说也依然还是一个“假如”，即想象所建构的结果。可见，假如没有或不是这“假如”，诗何以可能？当然，“假如”即想象本身不是目的，重要的是这“假如”(想象)的具体过程与结果，看你如何“假如”和“假如”出了什么。所以问题在于，诗人们如何直接或间接凭借这“假如”想象“我”是谁(什么)，以及由此建构和呈现出的诗人各自不同的审美个性与艺术才华的独特性。沿着这一思路解读《我爱这土地》开头两句，首先，既不是“一条天狗”、“一条小河”也不是“一朵雪花”抑或其他什么，诗人艾青在这里把自己“假如”为“一只小鸟”，想象的独特、意象的创造与自我的发现融为一体，由此叩开独创的属于自己的诗的世界。其次，“我”是一只什么鸟呢？这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歌唱”：“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可是，为什么说“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所谓喉咙嘶哑了，是否是因为鸟儿歌唱得太久、太用力、太殷勤、太痛苦了的缘故呢？我们知道，这首诗写于一九三八年底。自从艾青带着镣铐登上诗坛，一九三三年因歌唱《大堰河——我的保姆》而成名，中经《复活的土地》《他起来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手推车》《洗衣妇》等一系列著名诗篇，直至写这首《我爱这土地》，虽然“歌唱”的历史不过五六年，但在那个苦难的时代，这又是虽短暂却又无不漫长的时间啊！这期间，正如他在《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一诗中所告白：“——躺在时间的河流上，苦难的浪涛，曾经几次把我吞没而又卷起——”时而悲哀忧郁，时而昂扬奔放，历经这样的歌唱，他的喉咙似乎已经的确有些嘶哑了。然而即使如此，“也”还是欲罢不能、歌唱不止，——这是因为诗人自觉着“应该”！而这“应该”，不仅来自时代与民族赋予诗人的一种义不容辞的神圣的使命与责任，而且源自诗人心灵深处不可遏制的生命冲动的内在需要。如果说“我”是谁(什么)的问题回答的是关于“我”存在的实体属性，那么对我“应该”如何的体认则是“我”作为主体的价值属性。正是由于这种自我主体的身份想象和价值认同，诗人才自比歌唱的“小鸟”并自觉着喉咙不免已经嘶哑的时候，自励着：“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而这样的属于艾青自己的“歌唱”就不能不透着苦涩的、忧郁的、悲凉而深沉的调子和色彩，从而鲜明地区别于同时代的他人的歌声而拥有了不可重复的自身独特的风格和意义。所谓“用嘶哑的喉咙歌唱”像是一种自谦，更是一种自信。艾青曾说：“我生活着，故我歌唱。”诗人艾青作为一个自觉自信的“歌唱”者，清楚地知道自己究竟为什么要歌唱和如何歌唱。而这种歌唱，正如他所说“冲荡了一切个人病弱的唏嘘，与对于世界之苍白的凝视”，“羞愧于泛泛的叫喊，无力的叫喊”，声音虽染上“土色的忧郁”，却“永远带着可怕的震颤”。
　　艾青作为诗人而不是“写诗的人”，不仅如上自比“小鸟”自觉着自己为什么要歌唱和如何歌唱，而且紧接着坦露出了自己究竟要歌唱什么——“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作为“小鸟”，诗人歌唱的不是天空和在天空中的飞翔，而是选择了大地。在这里，作为歌唱对象（内容）的第一个“这”，其所象征的，亦如“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封锁着中国呀”所指，是被暴风雨打击着的土地的“苦难”，而这土地的苦难与不幸，不仅使人想到抗战年代战争带来的水深火热的民族灾难，而且使人联系同一时期艾青的其他诗作而自然联想到因这苦难而“悲哀的国土，古老的国土”，“——这国土，养育了为我所爱的，世界上最艰苦，与最古老的种族”——“古老的”中华民族苦难的历史命运与雪上加霜的现实忧患。苦难的历史积淀与时代投影如此纵横交织而渗透在这“泥土做成的鸟的歌”（穆旦诗《春》中语）声里，表达着诗人对土地热烈而深沉的感情。艾青作为“土地的诗人”，对于土地拥有着自己那份特有的生命的感应和灵魂的灵犀，由此感应和灵犀生发出别样感人至深的朴素而深沉的体验和想象。这一点，正如穆旦对艾青的评价——诗人他“所着意的，全是茁生于我们本土上的一切呻吟，痛苦，斗争和希望”，“在他的任何一种生活的刻画里，我们都可以嗅到同一‘土地的气息’”。沿着这种感觉路线解读下去，我们就会进一步理解，第二个“这”中“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为什么是“永远”的，和第三个“这”中“吹刮着的激怒的风”为什么是“无止息”的。而这积淀着古老历史苦难又在承受着侵略战争灾难与凌辱的土地上的“悲愤的河流”与“激怒的风”，分别隐喻着痛苦重压下的悲哀与愤懑、挣扎与反抗。当然，诗人所要歌唱的还不止这些，而是还有所谓“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诗人对土地不仅有自己的所爱，而且有着所信。所以歌唱的对象不仅仅是苦难的土地的深广久远的“一切呻吟，痛苦，斗争”，更有“那”“希望”。诗人为何把“希望”比喻为“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因为一方面“来自林间”是应对“小鸟”的意象，另一方面这黎明是大地的黎明。土地的黎明，黎明的大地，犹如母亲欣慰的笑容一样，慈爱，宁静，安详，熨帖——即“无比温柔”。而三个“这”和这个“那”之间，亦即土地的过去、现在与将来之间，过程与结果之间，诗人用“那无比温柔”来反衬前面三个“这”过程中苦难之沉重、悲愤之激烈、斗争之残酷，意在用这过程之异常之动来烘托那“无比温柔的黎明”动极而静的美妙境界及其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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