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飞扬的激情和充沛的想象：纷飞战火中的“恋歌”

作者：刘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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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读到诗人彭燕郊的这首诗作《恋歌》时，心中的惊讶是难以言说的，当时那种感受到震动的心境依然十分清晰。
　　那还是数年前，因为撰写博士论文，很长一段时间都埋首在旧报刊之中。为了搜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诗歌理论和诗歌批评的资料，那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旧报刊室曾仔细翻阅过一本四十年代的杂志《现代文艺》，十六开的本子，并不厚，纸张都已经泛黄了，一不小心就会抖落出一些纸张陈旧的碎屑。这本杂志从一九四〇年四月的第一卷第一期一直出到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的第六卷第三期，一共出了三十三期。杂志是在福建永安出版的，在战火纷飞的四十年代，也许也只能是在这样的“后方”小城，一本纯文艺刊物才能坚持这么久吧。
　　彭燕郊先生是我熟悉的诗人，在长沙时曾经有幸多次倾听他对于现代新诗、诗歌艺术的真知灼见。所以在这本杂志上读到他年轻时候的诗作时，自然引起了自己的注意。在这本杂志上，彭燕郊分十一次发表了诗作或组诗《朝花》（一卷三期）、《七月献诗》《清晨》（一卷四期）、《珍珠米收获》（一卷五期）、《黄昏及其他》（二卷六期）、《恋歌》（三卷一期）、《篝火》（三卷二期）、《殡仪》（三卷三期）、《磨》（三卷五期）、《村里》（三卷六期）、《船夫与船》（五卷一期）、《田侉佬集》（五卷三期），另外还发表了两篇散文《喘息》（五卷五期）和《宽阔的蔚蓝》（六卷二期）。
　　在短短的两年时间之内，在同一本杂志上集中发表数量这么多的诗歌和散文作品，而且，此前的一九三九年十月，即已在第四集第三期的《七月》杂志上发表组诗《战斗的江南季节》，一九四〇年刚满二十岁的彭燕郊，无疑是当时的抗战文坛上崭露头角而又迅速脱颖而出的青年诗人。在他发表于福建永安《现代文艺》上的这批早期最初的这批诗作中，有一些已经收入《彭燕郊诗选》中，还有一些如《殡仪》《磨》《田侉佬集》等还成为彭燕郊在现代新诗阶段创作的代表作①，其新诗创作的起点是很高的。事实上，正是在这一个创作阶段，彭燕郊创作、发表了他在现代新诗史上的主要代表作——近八百行的长诗《春天，大地的诱惑》②。但是，这首后来没有入集、也从未为论者和文学史研究者提及的《恋歌》，还是让我穿行在陈旧纸页间的双眼为之一亮，当时就有一种直觉：这首久为我们遗忘的小诗，不但显示出青年诗人彭燕郊杰出的抒情才华，它呈现出的成熟风貌和充沛的想象力，也标示着中国现代新诗诗艺的高度！我曾经在文学课堂上，将这首小诗和更小的一首林徽因在三十年代写的诗《忆》一起，让我的学生们阅读，学生们流露出的那种真实的震动让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六十多年前在战争背景下面世的这首小诗，它提醒今天的读者，现代新诗，可能并不像许多人想象中的那样幼稚，今天的新诗相对于现代新诗所作的超越，可能也并非某些人估价的那样巨大和显著。
　　首先，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这首诗相对于它产生其中的时代背景的超越性。二〇〇二年，八十二岁高龄的彭燕郊先生自己曾撰文提及过开始新诗创作的那一段战斗的青春岁月：“我学写诗，认真讲是从参军那一天开始的。”“整个战争，对我来说是悲壮的，人民既要从凶恶的侵略者手里夺取生存，同时又要从险恶的统治者手里夺得战斗权。奋激之中难免有沉痛。” 并且十分具体地提到在《现代文艺》上发表作品的这一段时间在福建永安的生活：
　　
　　为逃避政治迫害，荃麟、葛琴来到福建永安，得到黎烈文的帮助， 在他主持的改进出版社安顿下来，接着我也来到永安，创刊不久的文学杂志《现代文艺》主持编务的是王西彦，承他关爱，自那以后，每期几乎都采用我的作品。第一次在《七月》发表作品，胡风在作者介绍里提到我在新四军，改进出版社是官办的，他们不怕犯忌讳，叫我感动，我 想，这里面也有新四军声望的影响，胡风和《七月》的影响，当然，也由于黎烈文、王西彦都是进步作家。③
　　
　　在晚年的这些叙述里，彭燕郊先生提及来自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迫害”、自己的“新四军”身份，还具体回忆因患肺病而来永安的经过。这就是这首诗产生的时代的和个人生活的背景。四十年代这一段新四军游击队战士的战斗生活，对喜欢和热爱彭燕郊先生诗歌的读者和一般新诗研究者来说，早已不是需要细细交代的事实。④对照《恋歌》这首诗，以及将这首诗与这一时期彭燕郊创作的深受艾青抒写寒冷中国大地、人民苦难的那种风格的大量诗作相比，《恋歌》都显示出仅有的轻松、愉快、跳脱和青春飞扬的美！诗最后一行的“好战马”三字点出了这首诗的战争背景，但是直到此时，战争依然没有显示出固有的严肃和残酷。想想四十年代初期的抗战实际情形，想想延续三十年代末期的四十年代初、中期中国新诗普遍洋溢救国激情却不乏空洞呼喊的诗篇，想想这首诗为一般抗战诗歌所不敢用的大量“出格”的意象，我们都会更加惊讶于《恋歌》的“脱俗”之美，也会对这一首诗更为珍惜。
　　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战士，在严酷的战斗生涯中，满怀对春天与爱情的深情热切的向往，无所顾忌地放飞自己的激情和想象，唱出了一支魅力永恒的恋歌。这是一种自由自在、毫无拘束的美。
　　其次，我们无须过于强调这首诗相对于时代的独异之美，且必须意识到、注意到它难以挣脱的时代整体审美风向带给它的影响。这才是属于史的层面的理解，也丝毫不会损害诗本身的价值。正如前述，这首诗的高明之处在于对于普遍的、特定的时代环境和苦难的超越，对于一般抗战诗歌的超越。但是，从该诗显露出的特色来看，还是有着明显的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诗歌的印痕和影响，这就是大量排比句式的运用。抗战兴起之后，朗诵诗从此成为中国新诗发展的一个主要创作潮流，“朗诵诗为了在大庭广众中抓住听众的注意力，力求听众对诗的内容有一个渐进熟悉的过程，而且必须在朗诵的气势上也抓住听众，排比句式就是一个首要的条件。”“必然更多地依赖类似于‘赋’的铺张手法。”随着朗诵诗运动的深入开展，朗诵诗的艺术标准也逐渐泛化为一般的新诗艺术标准，所以四十年代一些著名诗人的非专门为朗诵而写的诗作，如艾青的《黎明的通知》、何其芳的《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等，也都自然采用了这种排比句式和这种类似于“赋”的铺张手法。⑤彭燕郊是在艾青的深刻影响之下开始写作的，艾青也是四十年代初中国新诗影响最大的诗人。这首诗一口气用了十节共二十行的篇幅来容纳大量的排比，就正是在这种诗坛风习之下的产物。
　　所以说，尽管这首诗的个性与普遍的抗战诗歌相比显得面貌独异，但是它还是天然地带有着那个时代的诗歌特色。正像我们现在写诗的诗人，很少用大量的排比来写诗一样，那时的诗人对于排比也许有一种不言自明的好感。个性在共性中孕育、在共性中脱颖而出，这就是艺术的辩证法。彭燕郊的《恋歌》，正是超越于那个时代，又天然地属于那个时代的佳作。
　　清理了这首诗属于时代的、个人生活的、文学史的层面的各种内容后，最后，我们终于可以真正走进这首诗本身了。上述这种排比句式的运用，虽然有着强烈的时代审美风习的影响，对于这首诗本身的生成却是自然的、积极的。我们时代的诗人似乎已经放逐了这种排比的、铺张的、看似简单平板的写作方式，但是这里面可能也存在着一些微妙之处：这种看似简单的方式，却需要巨大的艺术想象力，才能使诗句免于平庸，诗人们不敢轻易尝试这样费力难讨好的事情。这首诗的魅力却恰恰主要来自于此。诗的充沛的想象和飞扬的青春激情经由这种方式得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体现。
　　大量铺排开始的地方，就让人耳目为之一新：少女失身、少年自渎！这是第一个诗节，紧接着的第二个诗节却立即一转而为“南风”“冰雪”“太阳”这样清新的意象。我们略微细致一点就可以看出，这首诗一路滔滔不绝铺排下来的方式，大致就是这样，一组似乎并不美好的、“俗气”的意象，紧接着一组清新美好的意象：“寡妇”“尼姑”与“播种人”，“猫高唱情歌”“落花”与“云雀”，“雷电”“蛇”与人在新春的活动，“淫妇”“负心者”与“歌”“梦”，两组意象的交织与穿插，给诗带来一种令读者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的美感。尤其是第一类即这些“俗气”的、“丑陋”的意象的运用，更给诗带来不俗的气质，给读者带来强烈的审美的冲击。不但一般的抗战诗歌不会这么写，一般抒写春天与爱情的诗同样不会这么写，而这恰恰是一首激情难捺的“恋歌”！也许，我们可以自然地将这类意象的运用，归之为所谓西方“审丑”式的现代主义诗歌传统的影响，也可以作为“七月诗派”诗人们艺术视野开阔的一个小小佐证。但是，这种理解可能也存在简单化、粗略化的地方。本文更愿意这么理解：一方面，可能有现代主义诗歌营养的因素，另一方面，从诗中“在往日”三字出发，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意象来自文学史影响层面的东西少，来自一个青年游击战士的童年生活回忆、来自乡土记忆的东西多！“寡妇”、“尼姑”之类，正是一种乡土的记忆！正是这种层面的东西，使大量的铺排不至于单调空洞，不至于停留在文学的“技巧”层面，而拥有一种坚实的生活实感，带来诗最为动人的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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