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作者：朱美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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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叔华是颇有才具的现代女作家，她的许多小说经受了时间考验，到现在仍然熠熠生辉。《绣枕》就是其中的一篇，其精湛的艺术，让我们不容忽视。
《绣枕》具有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以小说中间部分加速叙述所造成的省略为界，小说具有前后两个有着对比性质的场景。在前面场景中，作者所有的叙述都是为孕育希望和梦幻造势；而后面的场景却是以转述的方式对前者的解构，以他者的眼光见证希望受到践踏，梦想遭遇毁灭。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男女授受不亲。男女之间即使两情相悦，彼此有心成为眷属，也无由互通款曲。因此，双方之间需要沟通的桥梁，以传递感情的信息。而能够起到桥梁作用的，或者是媒人，或者是物件。所以“媒妁之言”和定情之物，便显得异常重要。在《诗经•邶风•静女》中，便有这样的句子：“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悦怿汝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体现了古人对于感情信物的珍视。
庭院深深深几许，大小姐闭锁深闺，外人无从了解小姐风姿俊俏、心灵手巧。到了婚嫁的年龄，最担心的是所适非人。而通过在公共空间——白总长家的客厅展示自己出色的刺绣手艺，以引起人们的注意，让提婚的说客盈门，然后择其优者为夫婿，倒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办法。特别是“白总长的二少爷二十多岁还没有找着合式的亲事”，而大小姐今年运程中“有红鸾星照命主”，两人挺是般配。因此，大小姐的内心深处，就怀着不可告人的羞涩的期待，企图通过刺绣来实现自己的愿望。当然，“春色满园关不住”，大小姐脸上的“笑涡”和“红晕”，到底还是泄露了她隐秘的内心。
一针一线总关情，大小姐是在精雕细琢地刺绣，但更是在编织自己的白日梦幻。为此，她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和虔诚，“只那凤凰尾巴就用了四十多样线”。“荷叶太大块，更难绣，用一样绿色太板滞，足足配了十二色绿线”。而“做鸟冠子曾拆了又绣，足足三次，一次是汗污了嫩黄的线，绣完才发现；一次是配错了石绿的线，晚上认错了色；末一次记不清了”。因为觉得自身的幸福都维系在绣枕上，自然会把它看得很重，这样刺绣时难免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之感，“那荷花瓣上的嫩粉色线她洗完手都不敢拿，还得用爽身粉擦了手，再绣”。大小姐在刺绣中融入了自己对于人生幸福的期待，对于理想婚姻的憧憬。
大小姐对于绣枕的看重和珍视，还体现在对它的干净洁白的捍卫上。张妈的女儿对大小姐的杰作佩服得五体投地，身虽不至，而心向往之，总想有缘一睹为快。可是因为进城时“满头满脸都是汗珠”，“衣服很脏”，大小姐怕她玷污了绣枕，使自己的心血毁于一旦，断送了自己的幸福，因而硬生生地拒绝了她的要求。
作为富家小姐，在酷暑中顾不上休息和纳凉，仍然劳瘁不辍，她让张妈打着扇子紧锣密鼓地刺绣，这本身就是因为有一种隐秘的愿望占据了她的心灵，驱使着她，支撑着她，使她不辞劳苦，即使“完了工，还害了十多天眼病”，也在所不惜。
大小姐本来是想借绣枕以通款曲，因而在上面倾注了全部心血，也使尽了浑身解数。但是，没想到的是杰作送进了白府之后，却“寄意寒星荃不察”，遭到了出人意料的待遇。绣枕“就放在客厅的椅子上，当晚便被吃醉了的客人吐脏了一大片；另一个给打牌的人，挤掉在地上，便有人拿来当作踏脚垫子用，好好的缎地子，满是泥脚印”。大小姐所珍视和看重的绣枕，却遭到始料不及的践踏和无以复加的蔑视，美梦就像肥皂泡一样在不知不觉中被彻底毁灭了。
绣枕曾经被寄予极高的期望，而在现实中却被用来承接秽物和当作踏脚垫子；绣枕的干净和洁白曾经受到森严的捍卫，现在却被轻易地弄脏了。弄脏之后，曾经不让下人接近的绣枕，又被白家少爷轻易地施之于人。从此，绣枕开始了辗转漂泊的旅程。从王二嫂手上转到了干妈手上，又从干妈手上落到了小妞儿的手上。也正是在小妞儿的手上，大小姐睹物思情，恍如隔世，惆怅不已。小说最后，大小姐“默默不言”，“只能摇了摇头算答复了”，其实有着“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义效果，它以对确定性的避免，留下了大量的空白，使小说对世界有清晰的呈示，却没有明白的解释，维护了世界的丰富性和完整性。
其实，绣枕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大小姐的隐喻和象征。绣枕的遭遇，也正好印证了大小姐的尴尬。绣枕由重视到轻蔑的转换，也就是大小姐由希望到失落的转换，这种戏剧性的突转，体现了作者对于当时世界的独特“言说”，也从另外一方面折射了当时中国女性的困境。她们对于婚姻，虽然满怀期待，但是幸福却虚幻得犹如镜花水月，终是难以企及和把捉。假如进行社会学意义上的还原的话，就会发现凌叔华作为“一个敏锐的观察者，观察在一个过渡时期中中国妇女的挫折与悲惨遭遇，她却是不亚于任何作家的”①。这一判断，并非虚妄之词。
通向地狱的道路，皆由美好的愿望铺成。绣枕的遭遇有着不堪言说的荒诞色彩。尤奈斯库曾经说过，荒诞就是人的“一切行为变得没有意义”。其实，在《绣枕》中，荒诞的不仅是大小姐苦心孤诣的刺绣行为，更是世界给她安排的不合理的生存状态，使她承受了不堪承受的生命之轻。因为“一个能用歪理来解释的世界，还是一个熟悉的世界，但是在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觉和光明的宇宙中，人就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这种流放无可救药，因为人被剥夺了对故乡的回忆和乐土的希望。这种人和生活的分离，演员和布景的分离，正是荒诞感”②。绣枕最初是希望的寄托，而最后却被当作无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凌叔华对一段荒诞本事的感性记录，凸现了价值崩溃对意义建构的无情嘲弄。
“小说从来都是形象的哲学。在一部好的小说里，其全部哲学都融汇在形象之中。但是，只要哲学漫出了人物和动作，只要哲学成了作品的一个标签，情节便丧失了真实性，小说的生命也就终结了。”③在《绣枕》中，凌叔华把一个荒诞而苦涩的主题冷静含蓄地叙述出来，显得举重若轻，把一种哲思贯注在人物和动作之中，却悬置了价值评判，所以小说到现在仍不失其动人的艺术价值。
(责任编辑：赵红玉)
①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
②③《文艺理论译丛》（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99页，第302页－第303页。
附：
绣枕
凌叔华
大小姐正在低头绣一个靠垫，此时天气闷热，小巴狗只有躺在桌底伸出舌头喘气的份儿，苍蝇热昏昏的满玻璃窗上打转。张妈站在背后打扇子，脸上一道一道的汗渍，她不住的用手巾擦，可总擦不干。鼻尖的刚才干了，嘴边的又点点凸了出来。她瞧着她主人的汗虽然没有她那样多，可是脸热的酱红，白细夏布褂汗湿了一背脊，忍不住说道：
“大小姐，歇会儿，凉快凉快吧。老爷虽说明天得送这靠垫去，可是没定规早上或晚上呢。”
“他说了明儿早上十二点以前，必得送去才好，不能不赶了。你站过来扇扇。”小姐答完仍旧低头做活。
张妈走过左边，一面打着扇子，一面不住眼的看着绣的东西，叹口气道：
“我从前听人家讲故事，说那头面长得俊的小姐，一定也是聪明灵巧的，我总想这是说书人信嘴编的，那知道就真有。这样一个水葱儿似的小姐，还会这一手活计！这鸟绣的真爱死人！”大小姐嘴边轻轻的显露一弧笑涡，但刹那便止。张妈话兴不断，接着说：
“哼，这一对靠枕儿送到白总长那里，大家看了，别提有多少人来说亲呢。门也得挤破了。……听说白总长的二少爷二十多岁还没找着合式亲事。唔，我懂得老爷的意思了，上回算命的告诉太太今年你有红鸾星照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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