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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金圣叹评点《水浒传》的钥匙
作者：刘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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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塑造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惟妙惟肖，正如金圣叹在《第五才子书序三》中所说：“《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①，容与堂本《忠义水浒传》第二十四回回末批语所说：“作品说淫妇便像个淫妇，说烈汉便像个烈汉，说呆子便像个呆子，说马泊六便像个马泊六，说小猴子便像个小猴子，但觉读一过，分明各类人物光景在眼、声音在耳”，让人不禁为之击节赞赏。但一个作家，何以能塑造出这么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呢？这一萦绕在读者脑中的问题，明代的李贽在评点《水浒传》时就提出来了，但他并没有做出解答。叶昼在《水浒一百回文字优劣》中把它归结为：“世上先有《水浒传》一部，然后施耐庵、罗贯中借笔拈出。”并加以强调：“非世上先有是事，即令面壁九年，呕血十石，亦何能至此耶？亦何能至此哉？”这一长期以来被看作唯物主义的解释似乎回答了这个问题。但仔细想想，又总难以满足，不禁心生疑惑：照叶的说法，作者好像仅仅对《水浒传》做了文字整理工作，那他的创造性何在？实际上，文学并不是对一般的社会生活的摹写和照搬，而是作家在生活的基础上，按事物的“情”、“理”，即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的真情实状和内在必然性、规律性，并通过作者的虚构和典型化的方法创造出来的，是由生活真实升华的艺术真实。叶氏不懂得这一点，因而做出了似是而非的结论。
真正对这一问题做出较圆满解答的是金圣叹。他在《第五才子书序三》(以下简称《序三》中说：“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笔而写百千万人，固不难也。”“格物”出自《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其含义为推究事物的原理。“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有一个从“渐悟”到“顿悟”的过程，也就是说，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日积月累，久而久之，就能够“一旦”对事物的原理“豁然贯通”。金圣叹用在这里是说，施耐庵之所以能“以一手而尽画数面，则将有兄弟之形；一口而吹数声，斯不免再吷也”，是因为他洞悉了人情物理，即“物格”了。正如朱熹所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而要达到“物格”或“致知”的目的，就必须坚持“格物”。所以他在《序三》中说：“学者诚能澄怀格物，发皇文章，岂不一代文物之林？然但能读《水浒》，而已为其人绰绰有余也。”由此可见，“格物”是金圣叹诠释施耐庵创作理论的钥匙。
那么，该如何“格物”以达到“物格”的境界呢？金圣叹从施耐庵的创作实践中，发现了作家“格物”的一种特殊的思想方法，即“以忠恕为门”（《序三》）。何谓“忠恕”？金圣叹在《第五才子书》第四十二回首批中说：“盖‘忠’之为言‘中’‘心’之谓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为喜怒哀乐之中节谓之‘心’，率我之喜怒哀乐自然诚于中形于外谓之‘忠’，知国家天下之率其喜怒哀乐无不自然诚于中形于外谓之‘恕’。”在《序三》中他又说：“何谓忠？天下因缘生法，故忠不必学而至于忠，天下自然，无法不忠。火亦忠，眼亦忠，故吾之见忠；钟忠，耳忠，故闻无不忠。吾既忠，则人亦忠，犬鼠亦忠。盗贼犬鼠无不忠者，所谓恕也。”可见，把自己的自然本性（喜怒哀乐等）不加掩饰、自然而然地按照本来面目表现出来，就是“忠”；了解了别的人、别的事物也是按照本来面目表现自己的，这就是“恕”。“忠恕”，说穿了，就是推己及人。也就是说，你要真正了解了自己，也就了解了他人，了解了万事万物。这实际上是强调了体验之于作家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作家要把人物写活，就必须把所写人物在特定环境下可能有的心理和行为展现出来。而要把这种特有心理和行为再现出来，就要作家去体验，换成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中，会怎样想、怎样做呢？一旦你把自己的心理、行为揣摩透了，再赋予所写人物身上，人物也就活起来了。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万事万物都遵循着自然规律，你会怎样想、怎样做，别人可能也会怎样想、怎样做。所以，古今中外的艺术家都非常重视体验。例如，据说元代画家赵子昂每次画马，必于密室内解衣踞地，先学为马，然后命笔。法国作家福楼拜在写到《包法利夫人》中的爱玛服砒霜自杀时，感觉到自己嘴里有砒霜味，可以说也正是他过于沉浸在写作中、一心体验爱玛的感受的结果。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法国作家莫泊桑（1850－1893）对这种现象给予了理论说明。他在谈到创作时说，作家要描写一个国王、一个凶手、一个小偷或者一个正直的人，描写一个娼妓、一个女修士、一个少女或者一个女商人，实际上写的是作家自己。因为他要揣测、体验这些人在特定的条件下会干些什么、想些什么、说些什么。文艺家必须以推己及人的全副本领，来揣测人和物处于某种境地时可能有和应该有的知觉、表情、情感、意志和行动。②而比莫泊桑早两个多世纪的明代的金圣叹（1608－1661）在十七世纪就已经从理论上对这一创作心理加以阐明了，不可谓不高明。金圣叹正是看到了体验的重要性，才抓住“格物”不放，认为作家天天坚持“格物”，一旦“物格” 或“致知”，就“尽人性”了，就“可以赞化育，参天地”（《序三》）。再设身处地去塑造人物形象，就可以“人尽其妙”。
金圣叹不只一般地强调体验，他还区分出作家对于不同类型人物的体验，有着不同的情况。描写和作家性格相近的人物，作家可以充分利用作家自己的遭遇、经历和生活经验，通过移情的方法将人物写活。难办的是，描写和作家性格完全不同的人物，描写作家厌恶、憎恨、鄙弃的人物，他怎样抛开自己的反感情绪，加以“忠”、“恕”呢？金圣叹在分析施耐庵为什么能把豪杰、奸雄、淫妇、偷儿都写得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的原因时就谈到这一问题：“人亦有言：非圣人不知圣人，然则非豪杰不知豪杰，非奸雄不知奸雄也。独怪耐庵写奸雄，又居然奸雄，则是耐庵之为奸雄无疑也。虽然，吾疑之矣。……以奸雄兼豪杰，以拟耐庵，容当有之。若夫耐庵之非淫妇、偷儿，断断然也。今观其写淫妇居然淫妇，写偷儿居然偷儿，则又何也？”（《第五十五回总评》）他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又自己回答道：“吾知之矣！非淫妇定不知淫妇，非偷儿定不知偷儿也。谓耐庵非淫妇、非偷儿者，此是未临文之耐庵耳。夫当其未也，则岂唯耐庵非淫妇，即彼淫妇亦实非淫妇；岂惟耐庵非偷儿，即彼偷儿亦实非偷儿。……若夫既动心而为淫妇，既动心为偷儿，则岂为淫妇、偷儿而已。惟耐庵于三寸之笔，一幅之纸之间，实亲动心而为淫妇，亲动心而为偷儿，既已动心，则均矣，又安辨泚笔点墨之非入马通奸，泚笔点墨之非飞檐走壁耶？”这里的“动心”就是说作者动手刻画人物时，必须把自己的全部身心，融化到人物的精神世界中去，深入到人物的思想感情中去。不论人物是男是女，是奸雄还是豪杰，作家必须和作品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随男而男，随女而女，随奸雄而奸雄，随豪杰而豪杰，只有如此，才能把人物刻画得真实生动、个性鲜明。这里的“动心”就是“忠恕”，也就是英国学者里普斯所说的“移情”，即主体在对客观事物进行审美观照时把自己的情感、意志、心境、人格移注到对象中去，使对象获得生命和意义的现象。也就是说，“忠恕”不一定要求作家按自己的性格来刻画人物，只要在创作时能暂时进入人物的精神状态即可。即作家在创作时，将自己的情感移植到所写的人物、事物当中，就能让他们栩栩如生，从而感染人、吸引人、震撼人。
金圣叹在第五十回总评中进一步将“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具体化为“因缘生法”。他说：“《经》曰：‘因缘和合，无法不有。’自古淫妇无印板偷汉法，偷儿无印板做贼法，才子亦无印板做文字法也。因缘生法，一切具足。是故龙树著书，以破因缘品而牟其篇，盖深恶因缘。而耐庵作《水浒》一传，直以因缘生法，为其文字总持，是深达因缘也。夫深达因缘之人，则岂惟非淫妇也，非偷儿也，亦复非奸雄也，非豪杰也。何也？写豪杰奸雄之时，其文字亦随因缘而起，则是耐庵固无与也。或问曰：然则耐庵何如人也？曰：才子也，……真能格物致知者也。” “因缘生法”本是佛学中的命题，出自大乘佛教中观宗的创立者古印度佛教哲学家龙树的重要著作《中论》。“因”指事物生起或坏灭的主要条件，“缘”指辅助条件，“法”指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现象。“因缘生法”是指现实世界一切现象的产生都有一定的根据和条件。金圣叹用它来说明作家创造人物形象，是指在一定的环境中，一定的条件下会产生怎样的人物，在一定的情境里某种人物会有怎样的动作、语言和心理。掌握了因缘生法的规律，根据人物所处的环境条件去推测、去设想，作家既可以塑造豪杰、奸雄的形象，也能够描绘淫妇、偷儿的性格。鲁迅就是这样，当初写《阿Ｑ正传》时，为了把阿Ｑ坐牢时的心态写活，差点想去打警察而进监狱去亲身体验体验，但他终于没去，可阿Ｑ的心态却被他写得活灵活现，他所凭借的方法，照估计也是根据阿Ｑ所处的环境及其性格来推测的，不然就难以给出合理的解释。所以，金圣叹在《序三》中说：“今世之人，吾知之，是先不知因缘生法。不知因缘生法，则不知忠，不知忠，乌知恕哉？”“忠恕，量万物之斗斛也；因缘生法，裁世界之刀尺也。施耐庵左手握如是斗斛，右手持如是刀尺，而仅乃叙一百八人之性情、气质、形状、声口者，是犹小试其端也。”
因缘生法与格物致知实际上是同一理论的两种说法。因缘生法是从人物形象的角度说的，指人物形象怎样在作家头脑中的生成与发展；格物致知是从作家的角度说的，指作家怎样去达到对人物形象的把握。由此可见，金圣叹抓住“格物”这把钥匙，把施耐庵塑造人物的理论归结为“忠恕”、“动心”与“因缘生法”的结合，就比较圆满地解决了李贽所提出的问题。但应该指出的是，金圣叹的“格物致知”论对研究自我论述得较多，而对研究旁人涉及得很少。这是一般研究者将他列入客观唯心主义者的根据。实际上，施耐庵在塑造人物时，不可能不调动他对旁人观察的库存，甚至他的间接经验。这也可以说是金圣叹作为历史人物的一个不足吧。
(责任编辑：古卫红)
①见《施耐庵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中华书局，1975年12月版。以下引用《序三》、各回所言，均见此书。
②参见钱谷融、鲁枢元《文学心理学教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9页－第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