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王小波杂文的文体美
作者：郜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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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作家王小波自一九九七年去世以来，至今已整整十年。众所周知，王小波在国内首先是以杂文名世的。就启蒙的意义和接受的广泛程度来讲，他的杂文影响要比小说更为深远，同样，王小波的思想之所以能有那样大的传播面，又与杂文这一独特的文体密切相关，互联网上无数模仿其文风的文章即为明证。然而，纵观近些年关于王小波的大量评论，仍不难发现，那些不乏真知灼见的讨论，绝大多数都把目光集中在王小波的小说上了，鲜有人对其杂文作品予以深入细致地分析。即使偶有此方面的评论，也是“思想评价”远远多于“文学评价”，如《不再沉默》①一书中的多数评论。
因此，在王小波研究中“重小说、轻杂文”，“重思想、轻文体”的现状，无疑存在着不小的缺憾。事实上，王小波本人在写作之初就对文体问题非常重视，他曾如是说道， “思想、语言、文字，是一体的”②，具体到杂文而言，就是“把道理讲得透彻，讲得漂亮，读起来也有种畅快淋漓的快感”③ 。这，实在与现代文体学多有暗合：文学作品，“从来就没有纯粹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内容，作家的主体意识必将通过形式与内容的结合体现出来”④。
王小波众多的杂文中，《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无疑是最具特色的一篇。它不仅寄托着作者一生的痛切人生体验，是突出王小波消极自由主义思想的典型文本；同时，该文亦庄亦谐亦真亦幻，幽默有趣却不乏严肃真诚，具有鲜明的文体风格和艺术感染力。因此，本文尝试以《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为样本，从生命体验和调侃语言两个方面入手，对王小波杂文的文体特色予以一定的揭示，同时也期望是对王小波杂文思想能广为传播的另一种视角的诠释。
一、关于“文革”的记忆与生命体验
从杂文的艺术本质来看，其精神在于“辨理”，但它的“辨理”又非常讲究化“虚”为“实”，化“抽象”为“具象”的功夫。一般来说，只有“道理”，很难写成好的杂文，如果能把“道理”寓于某一具体的“实事”（情节、画面、场景等）之中，杂文的“形象性”就容易显现出来。
以故事的讲述展开讽喻性的比附，把复杂的说理赋予到有趣的“故事”之中，是王小波杂文的特色之一。不过，受其经验自由主义的影响，这些故事有相当一部分是他亲自经历的生活故事，其中，又以“文革”时期耳闻目睹的种种荒唐故事为多。在这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里，王小波同样以“插队的时候，我喂过猪，也放过牛”这样熟悉的开头，一开始就把读者的感情体验和想象置入了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中。更高明的是，在读者的阅读体验即将远离开那个特殊的“时代氛围”的时候，只要稍有机会，王小波始终能够迅速把你的体验和想象又重新拉入他所设置的那个荒诞的“场”中，而且纯熟自如天衣无缝。比如，作者在这篇文章的开头谈及大多数猪和牛悲惨的生活主题时，却笔锋一转这样写道：“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抱怨的，因为我当时的生活也不见得丰富了多少，除了八个样板戏，也没有什么消遣”⑤。不经意的一个逆转，他已经把别人笔下“青春无悔”的知青岁月视为和猪牛的生活一样悲惨，嘲讽之意不言而喻。
在接下来的讲述中，尽管“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的英雄事迹贯穿始终，但“指导员”、“生产队长”、“破坏春耕分子”等等革命词汇，无不提醒这个近乎寓言的荒唐故事恰恰就发生在曾经无比神圣的“文革”时期。同样，在王小波的其他杂文里，“我十四岁那年”、“我插队下乡那年”类似的具有明显时间标志的句子特别多，也非常引人注目。联系起其身世（1952年出生，1968年到1972年在云南、山东等地当知青和下乡插队），可以推及，王小波的大部分杂文都是以“文革”时代的政治环境、文化环境为基本背景或嘲讽对象的。
事实上，王小波那些看似荒唐有趣的“文革”记忆里深隐着沉痛的生命体验。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曾坦称“幼年的经历、家教和天性谨慎”是他变得沉默的原因。可以说，插队下乡的知青经历对其性格和创作态度的形成影响至深。在一次与友人的谈话中，王小波还伤感地说过：“我的大半生都是在抑郁中度过的。”⑥甚至在他离开人世的前几个月，也就是一九九七年元旦来临之际，有媒体约他写点新年感怀之类的东西，他却并未曾说些祝福吉祥之类的凑趣的套话，而是针对当时大行其道令人惊诧的伪科学和假气功，又念念不忘地回忆起他小时候和年轻时（大跃进和“文革”时期）的一些奇怪往事：
用小煤炉子炼钢，用铁管做超声波哨子，用这些古怪的方法解决现代工业才能解决的问题。把鸡血打进血管，每天喝掉好几盆凉水，早上起来站在路边甩手不停，用这些方法解决现代医学解决不了的问题。⑦
王小波说，如今这些离奇古怪的事情再没有人提起，仿佛他自己在做梦。“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记着这些事情，感觉很寂寞。”⑧可见，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王小波能时刻敏锐地感受到历史和现实对人的处境的压迫，他对“文革”着魔般地凝视和回望，正是由于“文革”这个巨大阴影曾经的统治和很大程度上的依然存在。可以说，对“文革”绝不饶恕的历史回望和痛切反思，常常使王小波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批判的矛头置于“文革”的场景之中，同时也让他的杂文在当代杂文中多了一个醒目的标志；而他对“文革”痛切记忆和无情批判，也总会让我们想起鲁迅当年“一个都不饶恕”的痛心和决绝。
二、“反堂皇”的调侃语言
杂文特别讲究语言的庄谐并用。当代很多杂文作品，严格来说称不上是“杂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语言无味，缺乏幽默才能和必要的文采，以致“规矩”有余而“谐趣”不足。和许多杂文作者不同，王小波并不认为杂文里必须“应该有点典故，有点考证，有点文化气味”⑨。他的杂文绝没有深奥的、捉摸不透的术语，有的只是俗字俗语以及随处可见的荒唐经历、笑话故事以及各种各样的调侃。这种有趣平易、近乎口语化的风格使得他的杂文拥有了最广泛的读者。
王小波杂文的“趣味”性集中体现在随处可见的调侃性的语言里，而这些调侃的大致手法就是以雅喻俗以俗喻雅或者是正话反说，反话正说。比如，在《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里，作者笔下的动物意象已不再是现当代文学的杂文随笔里常见的猫狗，也不是让人心怀敬意的蜜蜂或海燕，而是生活中惯常离不开的而文字中罕见的一个品种——猪。这头被众多知青当作“宠儿”的猪显然和常人眼里“肮脏、愚蠢”的“猪”的形象截然不同。它不仅在形体上显得另类：“长得又黑又瘦，两眼炯炯有光，像山羊一样敏捷，一米高的猪栏一跳就过”，而且在精神生活和爱情生活上也敢于追求自由，很有些“特立独行的派头儿”，俨然是一个干净利落、高傲神气、敢于反抗人类强权世界的“英雄”。 作者在文章里甚至用近乎夸张的笔法这样由衷赞美道：
总而言之，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喜欢它，喜欢它特立独行的派头儿，还说它活得潇洒。但老乡们就不这么浪漫，他们说，这猪不正经。领导则痛恨它，这一点以后还要谈到。我对它则不止是喜欢——我尊敬它，常常不顾自己虚长十几岁这一现实，把它叫做“猪兄”。如前所述，这位猪兄会模仿各种声音。我想它也学过人说话，但没有学会——假如学会了，我们就可以做倾心之谈。但这不能怪它。人和猪的音色差得太远了。⑩
不仅仅把“猪”称作“兄”，而且还感慨“人和猪的音色差得太远了”（至于在作者眼里谁的音色更好，显然已经不言而喻）——在上述这些惊世骇俗无不夸张的调侃里，王小波利用顽皮的儿童视角故作蠢言装傻自贬，借一只猪的另类行为消解了冠冕堂皇的革命神圣，反讽的效果就在这“阴阳对立”的两界里产生，这其实正是王小波杂文“恶毒”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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