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看啊,好个新奇的世界
作者:火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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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说过:“我不能像莎士比亚《暴风雨》里的米兰达,惊呼‘人类多美呀。啊,美丽的新世界……!’我却见到了好个新奇的世界。”①这句话正好说明她创作的一个特点:喜爱以好奇的眼睛观察周围的一切,选取具有“传奇性”的题材和引起自己好奇心的对象,为读者指出不易被发现的深刻的东西。
这种倾向从她创作小说的早期就出现了。《ROMANESQUE》写叶彭年遭抢遇困,有一位神秘女子相救,接着仿佛思王遇到洛神,演绎了一出浪漫“传奇”(ROMANESQUE就是“浪漫传奇”的意思);《小阳春》则是俞斌博士在小阳春天气的感应之下,情牵胡小姐,心有灵犀却无缘成其好事的“传奇”——一段心灵的冒险。这好像杨绛的两个母题:身外“奇特遭遇”和内心“秘密出轨”。
这两篇是早期作品,传奇色彩明显些,后来的小说继续保持传奇性,只是隐蔽了。《鬼》(又名《阳光下的女人》)是类似《聊斋志异》的“鬼”故事,当然是有奇可传的;《“大笑话”》和《“玉人”》,前者写阴谋与“爱情”,后者写一次意外的重逢,令心中的美好形象荡然无存。只有《事业》不是“好奇”之作,趋于平淡,追求人情味,大概因为对周先生的崇敬,抑制了对奇事的揭示欲。后来的《洗澡》也还是一脉相承,婚外恋的故事本来很合于传奇的,但是作者采取弱化的处理方式,热衷于表现对悖反情事的“发现”,如丁宝桂悟出的道理:“关键是不要护着自己,该把自己当作冤家似的挑出错儿来,狠狠地骂,骂得越凶越好。挑自己的错就是‘老实’,骂得凶就是‘深刻’。”②这些“发现”都带有悖反的有违常理的性质。
散文是个人性情的表现,更能反应作者的倾向。以观察为手段,透过表层去发现隐藏的“秘密”,然后把自己的发现指点给别人看,就是杨绛的常态。她满怀好奇心来叙述事实,以一种与己无关的看戏心态来品味人生和“世态人情”,自己则躲在冷漠后面体尝“看透”的愉快和优越感。《干校六记》写道:“……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我看着心中不忍,抽身先退;一路回去,发现许多人缺乏欢送的热情,也纷纷回去上班。大家脸上都漠无表情。”③从这一段可见杨绛的眼能从常见的现象中看出荒唐可笑又让人心酸的真实来,就是所谓“含着眼泪微笑”④了。“发现”一词恰好说明杨绛的观察态度。她的“元神出壳法”使她可以在被批斗的时候,像孙悟空一样跳在空中,看批斗者和被批斗者演出的闹剧(《丙午丁未年纪事》);《一个“婊子”》追忆了自己小时候如何细致观察一个“婊子”的外表,以及坏男人看那女子的“奇怪”的斜眼。这些都是一般人不能看到的,是她张大好奇的眼睛的结果。
杨绛的好奇在早期的小说中比较明显直露,越到后来越变得隐秘,那是因为早期是借助于事情本身的奇特,后来则主要是给读者带来理智上的“惊奇”,而较少以奇事诱人,当然,对“奇事”的爱好直到老年也未脱尽,比如:《陈光甫的故事二则》写陈光甫的“奇特”预感和朋友为陈光甫从火灾中救出皮鞋的“趣事”;《狼和狈的故事》以地质勘探队员的口气记述了夜晚途中遇到狼和狈的故事,又是个带聊斋气味的笔记,而且无疑算得上一件奇事。但是,总的来讲,后期的散文与《洗澡》一样主要追求让读者感到理智上的惊奇。她不是以明显非常态的人物来造成读者的情绪上的惊奇,而是从日常见惯了的人事中看出新奇来。
人们大多没有注意到杨绛小说存在着传奇性,人们只看见她的“观察”,忽略了她对奇事的兴趣,只有林筱芳的《人在边缘——杨绛创作论》中有一句提到 “好奇”。其实,杨绛在平凡世情描写和平静旷达的外表下掩藏着对奇事秘闻的强烈兴趣。之所以被忽略,是因为杨绛的“奇”总是显得不事声张,她是有所控制的,不会允许自己用传奇色彩来引诱、取悦读者,以此获得好评。就是记载奇事的时候,她也现出不相信的神气,以平淡的语调来写,如她写《ROMANESQUE》中的浪漫传奇,却显得并没当真,好像觉得难以置信,这就在传奇的层面上增加了一个反讽的层面,使得传奇有了戏仿味道。她用“通达”来消解了自己的“窥视”;用“深刻”来让人忽视她对隐私的兴趣。况且她爱好奇警,不过是出于本心——喜爱新奇的事物,并不是追求离奇效果,所以叙事还是有相当的可能性和合理性的。
写作本身都是传奇的,特别是小说,本来就是无奇不传。杨绛与人不同之处在于她一直在与读者心中的某种俗见、浅见对话,通过自己不同一般的独特观察,发现表层之下深刻的东西,仿佛是以一种科学家的态度揭示真理。就算一时不能找到现象背后的原因,也会因为自己经验的非同寻常而记录在案,供后人研究,如《记似梦非梦》的开头写道:“这里我根据身经的感觉,写几桩想不明白的事。记事务求确实,不容许分毫想象。”她对浅俗成见的对话态度,使得杨绛好像爱做翻案文章,好从读者已有定见的地方下手,如《回忆我的姑母》就是一篇典型的辩诬文章。杨荫榆在人们心中早已因为鲁迅的画笔而声名狼藉,她就是看准了这种语境,与杨荫榆在人们心中的印象对话,因为“提及她而骂她的人还不少,记得她而知道她的人已不多了”(《回忆我的姑母》)。所以她让我们了解杨荫榆为了保护同胞而死于日本人之手,死得又是那样的悲惨,引起我们的同情心;了解杨荫榆当东吴大学开除学生时表现出的与开除女师大学生时完全不同的态度,让我们产生不同以往的观感。又如,一般人们认为钱锺书聪明绝顶,于是她就写他的“痴气”;在散文中写到“文革”,不满足于揭露披着“羊皮的狼”,更重要的是找到了“披着狼皮的羊”。杨绛写作《说话的艺术》这篇文章就是为了告诉我们:“言词笨拙的人,却获得我们的同情和喜爱”——这个结论是与平常人心中的成见不同的;由于沦陷区的日本人不可能被想象成“和气”的人,所以杨绛写了《和气的日本人》……总之,杨绛爱写不同寻常的东西,因为“不同”所以有意思,因为发现了掩藏在一般见解之下的“奇”,所以有兴趣“传”它出来。既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追求,也是她为文“作意好奇”的表现。
初期小说的传奇性与张爱玲的“新传奇”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可能是感受到了与张爱玲共同面对的读者需求⑤。杨绛的传奇性作品也是以市民生活(包括知识分子)为基础的,就市民生活这方面,和张爱玲相近的,写市民的小悲欢。她的传奇和张的不一样,张的传奇是站在过去,看新潮的新奇,从她给新版《传奇》配的封面可以看出,她的日常生活是穿着清朝装束的,而杨绛的日常生活是现代的俗人遇到类似古代书中的奇事,如“鬼”,如被美女营救的奇遇,所以除了对奇事的戏仿外,只有奇事的外表框架——可以说张的心理上是古代人,杨绛心理上是现代人;另外张的传奇是悲剧性的,在“人生中安稳的一面”里,张找到的“奇”是悲凉;而杨绛的传奇是喜剧性的,杨绛找到的 “奇” 是荒唐,杨绛没有张爱玲的痛苦。所以王德威说杨绛“可惜作品嫌少,否则足以与张爱玲相提并论”⑥是不完全成立的,因为从两种特色的互补上说,是可以“相提并论”的。
杨绛的好奇心常常与喜剧性结合在一起。在她那里喜剧性就是好奇的一种独特表现,因为在平凡人生的传奇中,奇怪的可笑也成为惊人之处。只是她不像张爱玲那样展示普通人悲剧的惊人之处。她以看喜剧的心态来发现“无知”人物精打细算的徒劳(《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奇怪的逻辑(《方五妹和她的“我老头子”》和《顺姐的“自由恋爱”》)。特别是后来,在记叙“文革”经历的散文中,她的喜剧性有时候与“奇闻轶事”融合,处理得有一点类似“黑色幽默”。她常常用揭示过去的喜剧性来彰显奇特性,用一种开玩笑的口气,调皮地记载一些她觉得“好玩”的情形,把痛苦化为轻松的戏弄,如:她发现厕所是“避难所”,没忘了说说笑话调侃一下(《丙午丁未年纪事》);“极左大娘”坐在院子中心的水泥花栏上侦察,不时发出警告,那种嚣张的口气现在听来十分可笑,在那时是平常事,现在被杨绛用强光照出来,同时告诉我们这是她见到的“好个新奇的世界”(《丙午丁未年纪事》)。把文革时“认真”的傻事又认真地细描出来,她故意不炫耀痛苦,而是用轻视它来说明它的无价值,用调侃的嘲笑的语气仿佛在心理上战胜了它。这与当时流行的揭批态度大不一样了,杨绛把过去当作荒唐的事来谈,追求对文革认识的“深”,同时也就追求到 “奇”了。
喜剧性和传奇性的结合,构成了杨绛独特的审视人生的视角,她总是揭示与深刻的人性困境相关的荒唐事,揭示人性中的深层的悖谬,以更广阔的视野发现人的无知和渺小。通过“奇”的发现,打破日常生活的遮蔽看到人的真实处境。
(责任编辑:赵红玉)
①③ 杨绛:《杨绛作品集》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2页,第8页。
② 杨绛:《杨绛作品集》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28页。
④ 唐 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37页。
⑤ 或者还有戏仿的意思。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杨绛的好奇绝不是直接受张爱玲的影响,因为杨绛的好奇不是一时的特点,而是一以贯之的。她在日常生活中也充满好奇心,他们一家三口不仅爱在一起观察周围的人,就是作品中也好几次写到福尔摩斯,如:姚宓和姚太太爱一起玩福尔摩斯的游戏。
⑥ 王德威:《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麦田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3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