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断魂枪》：东方民族的寓言
作者：王桂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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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在论及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时认为：“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①，这一洞见恰好照亮了老舍的小说《断魂枪》的深层寓意。《断魂枪》的表层文本叙述的是一位武林镳师江湖生涯的中断，而潜在文本则是哀悼一种古老而神秘的生存方式的消逝。“沙子龙的镳局已改成客栈。”文本开头看似一个客观事实的简单陈述，其背后却暗含着一种悲怆的人生际遇，无情的时代更迭使得陷落于这冰冷的时间进程中的“人”，正经历着一种无可逃脱的悲剧性生命体验。镳师沙子龙江湖生涯的终结，并非是出于个人意愿的主动选择，其背后所隐含的是一个更为深广的民族命运的巨大变迁。带有殖民色彩的“现代化”就像一条疯狗，在吠醒了沉睡的东方睡狮之后，又驱赶着这只羸弱的庞然大物加入到由进化论的意识形态所编织的世界性发展秩序当中，并以命定的落后者的身份成为西方现代列强剥夺与征服的对象。古老的东方民族在“现代”的逼迫下剥落着自身“落后”的外壳，也丧失了属于自己的神秘与尊严：
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炮声压下去马来与印度野林中的虎啸。半醒的人们，揉着眼睛，祷告着祖先与神灵；不大会儿，失去了国土、自由与主权。门外立着不同面色的人，枪口还热着。他们的长矛毒弩，花蛇斑彩的厚盾，都有什么用呢；连祖先与祖先所信的神明全不灵了啊!龙旗的中国也不再神秘，有了火车呀，穿坟过墓破坏着风水。枣红色多穗的镳旗，绿鲨皮鞘的钢刀，响着串铃的口马，江湖上的智慧和黑话，义气与名声，连沙子龙，他的武艺、事业，都梦似的变成昨夜的。今天是火车、快枪，通商和恐怖。②
小说《断魂枪》一开始就设置了一个看似与文本中的小人物们毫不相关的世界性背景，但这正是老舍的深层用意，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东方世界都已经无可逃脱地被扯进一个带有殖民色彩的全球化秩序当中，小到一粒微尘般的人物沙子龙也无可逃脱这一均值化的法则。在这里，“东方”与其背后所隐藏的潜文本“西方”绝非是一个纯粹的地理学的概念，而是一个暗含着强烈的殖民意识形态的语汇。“东方”在西方殖民谱系中，不仅代表着浪漫的异国情调和古老的文明源头，更是西方最大的、最富有的殖民对象。作为这一“现代化”的后果，是“东方”那种由来已久的、自在而神秘的生存方式被打破：“马来与印度野林中的虎啸、长矛毒弩、花蛇斑彩的厚盾……”这曾经为东方民族所创造、所拥有的天然生活，被殖民者的大炮轰毁殆尽；象征着西方现代文明的“火车”与“快枪”——这种带有鲜明的男性性征色彩的西方文明正以强暴的方式进入“东方”的大地，使龙旗的中国顿时失去了“处子”般的神秘与静谧。“恐怖”成为“现代”的同义语，而伴随着这一恐怖时代的到来，生活于中国底层民间社会的江湖侠客们，他们那充满了传奇色彩、凝聚了人们无限想象与期待的生活方式也被迫终结。现代化的新式武器使古老的大刀长矛顿失效力，“江湖上的智慧和黑话，义气与名声”被通商和恐怖所代替，作为人类文明巨变的一个微小而切近的后果则是“沙子龙的镳局改了客栈”，连同他的武艺、事业，“都梦似的变成昨夜的”。《断魂枪》虽然讲述的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江湖镳师个人命运的变迁，但其背后所隐喻的却正是中华民族的命运，乃至构成了遭受西方现代化冲击的整个东方民族的寓言。
如果说普通庸众只是懵懵懂懂地随着时间之流而进入了现代，那么，以“武艺”这种前现代的生存方式建立了名誉与尊严的江湖侠客，所经历的则是一种断裂式的生命体验。无情的现代狂风所卷走的不仅仅是其赖以谋生的方式(走镳已没有饭吃)，更使其失去了一种生命的依托，沙子龙靠“五虎断魂枪” 增光显胜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现代生活”如一个“无物之阵”，谁都无可逃脱。《断魂枪》以“现代”为背景，围绕着已成旧梦的“江湖和武艺”设置了三个人物：一个是神枪沙子龙——曾经赫赫有名的武林高手；一个是孙老者——继续行走于江湖的武林中人；再一个是沙子龙的徒弟王三胜——靠庙会卖艺混饭吃的现代青年。这三个人物以对“江湖武艺”的不同心态投射出现代生活的光与影。沙子龙是一个被现代的快枪、快炮惊醒，被迫顺应时代的武林镳师，由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江湖英雄退化成一个油滑庸俗、与世无争的客栈老板，只能把失落的江湖梦压抑于心底；孙老者则是一个在现代生活中依旧执迷地做着江湖梦的武林追梦人。如果说沙子龙和孙老者都还做着自己的梦，无论是残梦和迷梦，但是毕竟都通向过去那种表征着光荣与尊严的生活方式。而生活在现代，只能靠耍枪弄棒混饭吃的王三胜，则使这种神秘而高尚的江湖生活蜕变成了一种街头杂耍，这就是“现代”的吊诡，也是“现代”对传统的“戏弄”。 如果说“武艺”与“尊严”彼此依托构成江湖侠客的基本生存方式，那么“武艺”的失效必然指向深层“尊严”的丧失。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沙子龙宁愿忍受旁人和徒弟们的蔑视与嘲弄，宁愿自己被遗忘，也要坚守神枪“不传”的信条，因为这是他能够在无情的现代面前为逝去的光荣保持最后一点尊严的唯一方式。因此，每到夜深人稀的时候，沙子龙闭门重新操练他的五虎断魂枪，回想当年野店荒林的威风，便成为一种庄严而悲凉的祭奠仪式。而沙子龙摸着冰凉的枪身，望着天上的群星所体会到的凄凉心境，正可以看作是对于一个永远逝去的时代的哀悼，这也是老舍对于这种古老而光荣的传统生活方式的无限惋惜。
作为一个出身于底层市民阶层并为市民文化所浸染的作家，老舍曾经梦想着能有一个黄天霸式的英雄豪杰成为穷人的救星。因此，在老舍的早期创作中，由那些充满了豪侠精神的人所施行的拯救行为一直都是一个重要的解决性力量，诸如《老张的哲学》中的赵四、《赵子曰》中的李景纯、《离婚》中的丁二爷、《牛天赐传》中的王宝斋、四虎子……，都是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救苦难于水火的侠义人物。而由这些侠义人物的出现给小说带来的“善有善报”的“准大团圆结局”，(尽管好人都得到了救助，但是坏人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惩罚)使老舍的早期小说始终氤氲着一种温暖的色彩，但整个叙事又因这种善良构思而冲淡了直面现实的深度和批判的力度。而以《断魂枪》为转捩点，上述叙事模式逐渐得到扭转。《断魂枪》为一个真正的武林高手结束了江湖梦的同时，也埋葬了老舍自己心中的一段“侠客梦”，并由这一心理的转换直接影响到了此后的文学构思。在一个大刀长矛、武艺尊严都失效的现代社会，真正的“侠客”只能以“隐忍”的世俗面目生存于世。“侠客”在现代的强光下失去了崇高与神秘的光环，更失去了人们幻想中的拯救意义。因此，尽管《断魂枪》中的所谓武林高手沙子龙并没有做出任何“行侠仗义”的英雄之举，反而成了一味忍让和退却的“胆小鬼”，恰恰暗示了“侠客”的时代已成过去，“侠义”的行为已经失效，“现代”是一个“资本”的社会，惟利是图、弱肉强食是它的座右铭，穷人的苦难命运没有办法靠一两个侠义英雄得到彻底拯救，黄天霸只能是穷人的一个梦而已。因此，《断魂枪》以一个真正“侠客”的悲凉命运象征性地完结了老舍的“黄天霸情结”，也改变了老舍以侠义人物的出现作为问题解决方式所带来的叙事的痛快和浅薄，而开始以一种直面现实的心态看待穷苦市民的苦难人生。“侠义”不再作为具有拯救效力的行为出现，而是内化为穷苦市民身上的一种善良品性——仗义，并由这种善良品性的被践踏、被碾压而构成一种悲剧叙事。从这个意义上讲，《断魂枪》为一种简单而带有喜剧色彩的“拯救叙事”做了一个了结，同时开启了老舍小说更为深刻的悲剧叙事，《骆驼祥子》成为一个标志。祥子的悲剧意义并不在于一个挣扎于社会底层的车夫所遭遇的生活打击，而是一种要强、自尊、仗义的善良品性的被践踏。生活的挫败所导致的是对 “善良”的追问和否定：“他顾体面，要强，忠实，义气；都没有一点用处，因为有一条‘狗’命!”③而善良、仗义了一辈子的老车夫——老马对于“仗义与善良”的“感悟”更成为祥子悲剧命运的有力注脚：“心眼好?有什么用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并没有这么八宗事!我当年轻的时候，真叫热心肠儿，拿别人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有用没有?没有!我还救过人命呢，跳河的，上吊的，我都救过，有报应没有?没有!……我的心眼倒好呢，连个小孙子都守不住。他病了，我没钱给他买好药，眼看着他死在我的怀里!”④穷人的“仗义”与“善良”不但没有换取预期的幸福生活，反而成了被恶社会欺负的一个理由。这正构成了老舍悲剧叙事的尖锐性所在。
（责任编辑：赵红玉）
① 詹明信著：《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23页。
② 老舍：《断魂枪》，《老舍文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31页。
③ 老舍：《骆驼祥子》，《老舍文集》第三卷， 第116页。
④ 老舍：《骆驼祥子》，《老舍文集》第三卷， 第211页.第2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