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文诚心声　行堪世范

作者：孙景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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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阳楼记》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传世名作，令人百读不厌，历久弥香。文章写于宋仁宗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九月十五日。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御史梁坚弹劾滕子京“处理戎事，用度不节”，滕子京因而由环庆路(今甘肃环县、庆阳县一带)都部署兼庆州(庆阳县)知州贬为岳州(岳阳县)知州。过了两年，重修岳阳楼。时范仲淹也因改革遭贬邓州。滕子京与范仲淹同年考取进士，政治见解一致，两人关系友好，往来密切，且又都宦海失意。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后，约请范仲淹“作文以记之”。于是，就诞生了这篇千古传诵、荡气回肠的《岳阳楼记》。
　　文章名为“记”， 但写法却有不同。记岳阳楼重修很简略，对楼的沿革根本没提，主要通过楼的所在形胜说到登楼人的不同心情，最后归结到古仁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襟怀，从而表达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志趣、怀抱和胸襟。所有叙说和描写都为此二语张目，最后沉淀出这掷地有声的肺腑之言。这种以天下为己任，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高尚品格，正是我们华夏民族精英的人生境界。
　　
　　一
　　
　　文章开篇叙述事情的缘起。“庆历四年春”起笔点明时间，格调庄重雅正；说滕子京“谪守”，暗寓对仕途坎坷的感慨，为后文抒情铺垫。一个“越”字，既点明时间推移，也暗含时间之短，然后用“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八字，写出滕子京的政绩。如此才俊，却遭“谪守”，无褒贬语而褒贬自见。接着一个“乃”字联结上下，说明因果，引出重修岳阳楼和作“记”之事，言简意明，含而不露。这一段是全文的引言。
　　第二段，概括叙述岳阳“胜状”，引出“迁客骚人”登楼观赏时的情绪变化。岳阳古称巴陵，位于洞庭湖与长江汇合处，枕山带湖，为巴、蜀、荆、襄之要冲。岳阳楼在今湖南岳阳市，下临洞庭湖。登楼远望，洞庭胜景，尽收眼底。文章先总说“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设定下文写景范围。“衔远山，吞长江”，仅六字，写尽洞庭湖之大观胜概。一“衔”一“吞”，何等气势！“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极言壮阔；“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概说变化。紧接着用“前人之述备矣”作结，意思是不必作更多的描绘。然后宕开一笔，用一个“然”字转到写洞庭湖的地理位置，“北通”“南极”说明位置重要，所以“迁客骚人，多会于此”。由此，想到这些“迁客骚人”“览物之情”的差别，开出下面两段。这一段，略写，是过渡。
　　第三和第四两段并行，紧承上文“得无异乎”的“异”字。一悲一喜，一暗一明，像两股奔涌跳跃的情感之流，传达出景与情互相感应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人生情境。
　　第三段以“若夫”起笔，这是一个引发议论的词，表明乃是虚拟，而这种虚拟又是对无数实境的浓缩、提炼和升华，颇有典型意义。“若夫”以下描写了一种悲凉的情境，由天气的恶劣写到人心的凄楚。作者用四字短句，层层渲染，渐次铺叙。淫雨、阴风、浊浪构成了主景，“霏霏”、“怒号”、“排空”状写环境恶劣程度。这种恶劣的环境不但使日星无光，山岳藏形，也使商旅不能赶路，到了傍晚，暮色沉沉，漆黑一片，再加“虎啸猿啼”，此际“登楼”，“满目萧然”，怎不令过往的“迁客骚人”生“去国怀乡”之思、“忧谗畏讥”之惧、“感极而悲”之情呢?这一段写“览物”而悲，景暗，心暗，乾坤暗。
　　第四段用“至若”领起，与“若夫”呼应，紧缩了两段的时空距离。下面的描写，展现了一幅春光明媚、万类自由生长的欢愉画面。文章从湖面的平静写起，鱼欢鸟翔，兰芷飘香，皓月、渔歌，有动有静，有声有色，虽然仍为四字短句，色调却为之一变，绘出春和景明、水天一色的良辰美景，盎然着生机和活力。此时“登楼”，则“心旷神怡”，顿生豪情满怀，“宠辱皆忘”，喜不自禁。这一段写“览物”而喜，景明，心明，日月明。
　　这两段详写，句式、节奏大体一致。作者选取典型的景物，抓住其特征，运用具有质感的语言，进行生动的描绘，情融景中。不过，其中也有变奏。“而或”一句，不仅语言形式有所不同，意境也递进一层。
　　第五段是全文的重心，借“古仁人之心”抒自己怀抱。文章以“嗟夫”振起，在列举了上述悲喜两种情感境界后，突然笔调一转，唱出了超乎这两者之上的一种更高的境界，那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感物而动，因己悲喜虽然也是人之常情，但并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古代的仁人，则人生一以贯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孔子所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忧国忧民之心始终不渝，“进亦忧，退亦忧”。作者就此拟出一问一答，“然则何时而乐耶?”假古圣立言，作出了响彻云霄的回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曲终奏雅，作文明志。“噫!微斯人，吾谁与归!”这一句结语，“如怨如慕，如泣如诉”，高歌慷慨，一往情深，令人感喟。
　　
　　二
　　
　　自古以来，为楼写记多难脱俗，一篇《岳阳楼记》却如春风拂面。不足四百字的短文，叙事、写景、论理熔为一炉，交相辉映，了无痕迹。叙事，扼要清晰；写景，变幻莫测；论理，警策世人。岳阳楼的几落几起，洞庭湖的波息波兴，与人世间的宦海风涛、人生旅途何其相似。范仲淹虽身处逆境，却心怀天下，他登临巍巍岳阳楼，放眼粼粼洞庭湖，吟唱出横亘古今的绝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岳阳楼记》的结构层次非常清楚。首尾两段，简单交待写作这篇文章的缘由和时间。正文部分，写景书怀。先略写洞庭的波澜壮阔，万千气象，用“前人之述备矣”戛然收住，转入写洞庭重要的地理位置，引出“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然后紧紧围绕“迁客骚人”“览物之情”的“异”，用两段笔墨，写其悲喜。这一悲一喜之“异”，形“异”而实“同”，都是随物悲喜，因己忧乐。情感因外界条件不同而不同，心境随个人境遇变化而变化。由此翻出“古仁人之心”真正的“异”：先忧后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表明自己的政治怀抱。《古文观止》的作者总评本文说：“岳阳楼大观，已被前人写尽。先生更不赘述，止将登楼者览物之情写出悲喜二意，只是翻出后文忧乐一段正论。”
　　《岳阳楼记》的语言骈散结合，含蓄婉转。文章字面突出一个“异”字，精神却贯穿一个“忧”字。滕子京这样两年就可以使自己治理的地区“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之英才，却“谪守”巴陵郡，朝廷的用人制度不堪忧吗?范仲淹同样也是“处江湖之远”的“迁客”，他所说的“古仁人之心”，“进亦忧，退亦忧”，正是他夫子自道。
　　据史料记载，滕子京函请范仲淹作记，特附上一幅《洞庭晚秋图》，并说：“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但《岳阳楼记》却超越了单纯写山水楼观的狭境，将自然界的晦明变化、风雨阴晴和“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结合起来写，扩大了文章的境界。滕子京被贬岳州后，“愤郁颇见辞色”，别人庆贺岳阳楼将落成，他却回答说：“落甚成?只待凭栏大恸数场。”可见他的情绪极为低落。范仲淹借作记表达怀抱，也有与滕子京共勉之意，鼓励滕子京要“不以己悲”而心忧天下，这才是写这篇文章的真正目的。
　　文章以单行散句为主，间以骈偶短句，辞采华茂，节奏和谐，句式齐整而又富有变化，有些句子还押韵，读起来音韵铿锵，具有音乐的美感。
　　
　　三
　　
　　范仲淹幼年丧父，生活贫苦，却刻苦读书，少有大志。据《宋史》记载，他从小就立下“不能利泽生民，非丈夫平生之志”的誓言。欧阳修给他写的墓碑文也说：“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可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自幼的心语，而藉《岳阳楼记》一文广为人知。范仲淹的从政生涯，始终践行这一誓言。例如，天圣七年(1029)，三十岁的范仲淹还在没有资格进谏的秘书阁校理任上，就上书劝止宋仁宗率百官为章献太后朝拜上寿；第二年又直接上书请章献太后还政退位──那时章献太后正垂帘听政，权倾朝野，满朝文武，“无敢言者”。范仲淹也因此被贬。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向宋仁宗进《百官图》，指斥宰相吕夷简结党营私，任用谗佞，反被诬为“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又遭贬斥。范仲淹宦海沉浮几十年，数遭贬黜，但他澄清吏治、忧国忧民之心始终不变。他用自己的俸禄，在家乡买“义田”千亩，救济贫穷的族人，而自己却贫苦一生，以至于死时“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为民请命，忧民之忧，这就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的具体体现。
　　
　　（责任编辑：古卫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