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不忧不惑不惧 亦血亦泪亦歌
作者：王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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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谭嗣同引颈就戮于北京菜市口。纵死犹闻侠骨香。他生前的绝命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从此广为传诵，人们在为戊戌变法失败感叹唏嘘的同时，也为谭嗣同本人的弥天大勇、慷慨赴义而感动落泪，甚至干脆把这首狱中题壁诗理解成了就义诗，尤其是后两句，最是流行，以为是谭嗣同崇高人格的极佳写照，被目为此诗诗眼。而对前两句却极少提及，甚至遗忘。窃以为，这首诗的诗眼恰恰是前两句。
认定一首诗的诗眼不仅要从情、义、韵等方面综合衡定，更重要的是要弄清最能体现诗歌本身价值的句子究竟是什么。未敢强作解人，只是抛砖引玉。我认为，谭嗣同的这首绝命诗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所传达的理性信息，那就是谭嗣同作为变法运动的重要领袖，对变法失败的个中原因的深沉思考，由于谭本人是这次变法的当事人，因此，这种思考就显得弥足珍贵。古语云“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那么谭嗣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其念兹在兹，萦怀难舍的究竟是什么?他要通过绝命诗传达的理性信息究竟是什么?弄清这两个问题的关键是文本所提到的两个历史人物，张俭和杜根。据范晔、司马彪《后汉书•杜栾刘李刘谢列传》和《后汉书•党锢列传》，二人的大体情况是这样的：
张俭字符节，为人正直，延熹八年，中常侍侯览残暴百姓，所为不轨。张俭上书弹劾，因乡人朱并构陷，反为侯览诬陷为结党营私，张俭被迫逃亡，“困迫遁走，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兼容。”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鉴于张俭的声望，连追捕他的官吏也不忍抓他，于是得以幸免于难，而“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这一细节充满了传奇性。
与张俭相似，杜根本人的经历同样具有传奇性：杜根字伯坚，性情耿直，急公好义，东汉邓太后临朝时期，外戚专权，杜根上书直谏，请汉安帝亲政，惹怒邓太后，被捕入狱。《后汉书》记载：“太后大怒，收执根等，令盛以缣囊，于殿上扑杀之。执法者以根知名，私语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载出城外，根得苏。太后使人检视，根遂诈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窜，为宜城山中酒家保。积十五年，酒家知其贤，厚敬待之。”
通过以上的记载，我们发现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基本史实：在党锢祸起，处士横议的东汉桓灵时期，张俭和杜根以其高尚的品行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以至于“俭等亡命，经历之处，皆被收考，辞所连引，布眘天下”。这一史实是我们理解谭嗣同狱中题壁诗主旨的重要门径。何以如此?我们不妨再回顾一下戊戌变法的基本经过：
从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到九月二十一日的一百天时间里，光绪皇帝和康、梁等其他幕后策划者颁发了四十多道改制诏令，几乎涉及到了国计民生的所有方面。事与愿违的结果是，这些诏令在全国仅有湖南一地响应，其他各省要么拒绝执行，要么阳奉阴违搪塞敷衍，这是这次变法在运作上的致命失误，这些一厢情愿、名目繁多的诏令不仅遭到守旧派的抵制，连老百姓也大多置若罔闻。古语说：“治大国若烹小鲜”，维新党人的这种急性病必然会给当时的社会基层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其难以得到老百姓的拥护也就不足为怪了。
戊戌变法运动的另一个致命缺憾在于，尽管维新党人有着澄清天下之志，但他们所依仗的事实上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大权旁落于后党的现实与东汉外戚专权的史实极为相似，加之维新党人大多地位卑微，年龄偏轻(以戊戌六君子为例，刘光第时年三十九岁；杨深秀时年四十九岁；林旭时年二十三岁；杨锐时年四十一岁；康广仁时年三十一岁；谭嗣同时年三十三岁)，在政权结构中人微言轻、缺乏政治经验，也是其缺乏号召力和推动力的重要因素。
揆情度理，谭嗣同作为戊戌变法的策划者、实践者、鼓动者，他见证了整个变法过程，对变法运作上存在的缺陷自当感触良深，这不能不引起他在生命最后关头的痛苦思考。我以为，谭嗣同的狱中题壁诗正是他和着血泪对变法失败的深沉反思：张俭和杜根在党锢之祸中的传奇经历，最能引起谭嗣同关于家国身世的强烈共鸣，因为谭嗣同当时的处境和命运与张、杜二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适逢帝后两党的激烈斗争，只是时隔百代。但与张俭和杜根两个传奇性人物相比，维新党人最为缺乏的当是群众的强烈支持，设使维新党人也能像张杜二人那样在群众中有崇高的威望，能在罹难之际得到老百姓的拼死相救，变法失败，不亦难乎?然而这一先天性的缺陷又绝非人力可以回天，这也许才是谭嗣同临刑绝命词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所嗟叹感喟的真正所在，谭嗣同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以自己的热血为惊雷唤起民众，权当慰情聊胜于无的补偿，这才是他的真正的良苦用心，恰是有“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的期望预设，有 “不忧不惑不惧；即仁即智即勇；可以出生，可以入死”的正气充盈，他才会有“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沉静和坦然。如果我们以后两句为诗眼而置前两句的理性思考于不顾，必然会严重淡化和贬低谭嗣同的理性精神和该诗本身的理性光辉，那么民族救亡的牺牲者岂不成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的草莽鲁汉。
“一诗一词双峰峙，轰天撼地侠骨香。”狱中题壁诗是谭嗣同以生命去颂唱生命的正气之歌，是我们探寻戊戌变法失败原因的不二法门，也是谭嗣同用生命对戊戌变法所作的椎心泣血的注脚，而诗中最能体现这种理性光辉的恰是“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两句，这才是真正的诗眼。而之所以造成诗眼误判，是与中国传统的诗歌阅读习惯密切相关的。传统诗歌理论认为，“诗言情”，诗的灵魂是其中蕴含的情感，情感首位意识是诗歌创作的基本要求，所谓“情动于中而发于言”。甚至有人批评“宋人以理入诗”把诗歌引入了死境，重情轻理似乎成了诗歌创作潜规则。这样的文化传统导致我们在阅读时很少去深入探求诗歌中蕴藏的理性精神。以这样的阅读传统解读谭嗣同的绝命诗，必然会使我们与这首诗所蕴藏的理性思考失之交臂，导致得椟而还珠的阅读效果。
误判诗眼致使很多学者在后两句的解读上大做文章，仅“两昆仑”的所指就注家蜂起，聚讼纷纭，花费了很多力气，我认为“两昆仑”根本不可能指人，从诗歌写作范式判断，前两句已经是写人，后两句仍然写人的可能性极小，“去留”也非其词语本义，“去留”者生死也。把“两昆仑”理解为“生也如昆仑，死也如昆仑”更符合谭嗣同“行谊磊落，轰天撼地”的人品和风范。相反，如果我们把“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误判为诗眼，恰恰掩盖甚至抹杀了本诗特有的理性光辉。不知这样的解读能否告慰英灵于九泉。
（责任编辑：古卫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