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我们离苦难很近，离善良很远
作者：吕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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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他们与苦难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总是忙于阅读那些在当下叙事界不断涌现的新的时髦的东西，以至于这差点成为我个人的一种近乎恶劣的阅读习性。好在最近对刘震云的中篇小说《温故一九四二》进行温故式的阅读使我及时从这种阅读习性中摆脱出来，同时再次领会到“温故而知新”的分量。
孔子曾言:“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从后世来看，孔老夫子当时的慨叹之语并不仅仅是对其所处时代道德状况的写真，而且是对人类世世代代道德处境的写真。在中华民国三十一、三十二年也就是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间，河南发生了一场大灾荒，死人三百万。五十年后，作为河南老乡的“我”(《温故一九四二》中的叙事者)在一位身份不明、动机不明的朋友的“打发”下，对发生在五十年前的这场“中国灾难”进行了一次民间采访与文本查考相结合的“温故”。此次“温故”有一个广大知识分子格外熟悉的特点，那就是作为“温故”执行者的“我”在大多数时候，“既能远离灾难，又能吃饱穿暖居高临下地对灾难中的乡亲给予同情”。不过这并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越是深入“温故”，“我”就越是发现，灾难实在是检验人类道德的极佳场域，灾难越是严重，涉入其中的人们的道德问题就变得越是逼仄，同时也就越简单、越直接、越本质。
在人类现代史上，死人三百万的灾难怎么说也不可谓不大，而这个灾难的前身则是河南省因干旱和随干旱而来的蝗灾所导致的三千万灾民的吃饭问题，从这“三千万”的受灾到那“三百万”的死亡绝非一蹴而就，中间还有很多路要走，有很多事要发生。
对于当时国民政府的最高领袖蒋介石而言，这些百姓的吃饭问题来得很不是时候，因为手头有他认为远比底层民众受灾三千万也就可能会横死三百万更重要更紧迫更叫人头疼和难缠的事情:
第一，中国在同盟国的地位问题，同时也就是蒋介石被不被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等大国元首放在眼里的问题。因为尽管同盟，弱者始终不免要受到来自强者的“污辱和虐待”。
第二，“攘外”与“安内”的问题，同时也就是国民党是否还能在中国维持其统治的问题。
第三，国民党内部、国民政府内部各派系的斗争问题，同时也就是蒋介石本人在中国的领袖地位问题。如此等等。
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和亟待解决，远在河南的本来重要的三千万灾民在委员长心中就显得远不那么重要了。于是，尽管对自己百姓正在遭受的苦难心知肚明，蒋介石对外公开的态度却是认为有关部门和人士在谎报灾情，于是尽管受灾人口正在大面积死亡，政府向灾区所征收的实物税和军粮任务不变。
“这实际等于政府又拿了一把刀子，与灾害为伍，在直接宰杀那些牲口一样的两眼灰蒙蒙、东倒西歪的灾民。于是，死的死了;没死的，发生大面积背井离乡的逃荒”。
对此人们常说的是国民政府与蒋介石本人太黑暗太凶残，进而指责蒋是独夫民贼一个，与此同时也就把自己跟蒋划清界限，让自己在无形中处于道德的优势位置，但我们常常不愿去想，至少很少有人愿意指出:如果换了我是蒋介石，历史的情形可能别无二致。
蒋介石曾说过，他九岁丧父，当时家里的悲惨情况委实难以形容，而他本人也很快成为大家“污辱和虐待”的对象，由此而来的对耻辱的极度敏感和看重成为蒋一生都在努力摆脱但又始终无法摆脱的精神魔咒。当我们不把蒋仅仅看作一个对权力的变态追逐者，而是看作一个内心和我们一样脆弱的人时，蒋视几千万人的生存苦难如无物的绝顶不人道很可能就植根于其永远也摆脱不掉的某种怨恨和惧怕心理:绝不能因为什么缠绊而让自己永远处在受人“污辱和虐待”的弱势位置，这是蒋内心最大的脆弱。
当社会外在规范力量较为贫弱的总体语境下，人们自身的种种不堪与脆弱必然会加速道德的崩塌。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生命中不能承受或不愿承受的东西，这种不能承受与不愿承受常常会使人们不顾一切，包括羞耻、尊严和善良，也就是说，当我们为自己的脆弱所攫取时，所有不切己之物包括他人的性命在一个人的心里将变得无比之轻。
“人吃人”这种极端的情形把事情变得简单明了。在死亡面前，人无疑是极其柔弱的，可这种柔弱有时却能够将人完全掷入疯狂。由于在家乡已经毫无生路，数百万河南灾民开始逃荒，但逃荒也是一条不归路，当所有可吃的东西都已吃尽许多人已经在吃土时，当人们对死亡的恐惧湮灭了一切顾念时，人开始吃人。虽然狗也在吃人，但狗吃的还只是尸体，而人吃的却是活人，并且往往是父母吃自己的孩子或交换着互相吃对方的孩子，但无论怎么吃，其中有一条坚硬而又冰冷的法则，那就是弱者被吃，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弱者吃比自己更弱者。
然而当几千万人的灾难进行到一定程度，在多种社会力量的介入下，“独夫民贼”蒋介石终于还是下令发动政府救灾，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蒋也是做做样子给人看而已。可是就在这个单薄的样子里，一些比蒋介石还不是人的人或者说还不是东西的东西露了出来:
救济款送到河南的速度很慢。经过几个月，中央政府拨给的两亿元救济款中只有八千万元运到了这里。甚至这些已经运到的钱也没有发挥出救灾作用。政府官员们把这笔钱存入省银行，让它生利息;同时又为怎样最有效地使用这笔钱争吵不休。在一些地区，救济款分配给了闹饥荒的村庄。地方官员收到救济款后，从中扣除农民所欠的税款，农民实际能得到的没有多少。就连国家银行也从中渔利。中央政府拨出的救济款都是面额为一百元的钞票。这样的票面已经够小的了，因为每磅小麦售价达十元至十八元。但是，当时的粮食囤积者拒绝人们以百元票面的钞票购买粮食。要购买粮食的农民不得不把这钞票兑换成五元和十元的钞票，这就必须去中央银行。国家银行在兑换时大打折扣，大钞票兑换小钞票要抽取百分之十七的手续费。
有一个叫刘道基的财政科员，居然声称发明了一种救荒食品，“复杂的吃一次七天不饿，简易的吃一次一天不饿”。在危及几千万人的灾难中“玩游戏”，这是对灾难毫无人性的利用与把玩。在他们身上，我们很难说道德的脆弱仅仅源自人自身的脆弱，而是更有可能来自其经由社会改造过的近乎天然的冷血与凶残。
二、我们与善良
此处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那就是人类道德的难题首先基于这样一种可能:现代人在其生存根基上的非道德。现代人总是先以一个生命的自我存在，而后才作为所谓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存在，在所有的挂念当中，现代人总是首先达其自身，然后才抵达他者以及自己与他者之间的道德关系，因此，作为一种后置的社会契约关系和防御机制而存在的道德并非天然就是现代人的命定选择，关于这点，众多现代思想者皆有非常经典的阐释，此处毋庸赘述。但需进一步指出的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危险尚且不在于道德本身的无依无助，而在于我们根本就不知道现代人类不道德的底限究竟到何处为止，不知道我们已经、正在和将要在多大程度上实践自己的不道德。
因此，我们眼下要做的事情并不是急于谴责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间的那些人或“非人”的不道德，而是试图通过他们的不道德来呈现这样一种危险:或许我们和他们的区别仅仅在于能指的不同，即由时间和历史场景的切换所导致的称谓不同，而我们和他们的道德所指却未必两样，过去的他们放在现在就是我们，现在的我们放在过去就是他们。有可能更加严重的是，他们的某些德行我们未必能够一样去完成，但他们的黑暗我们却一定能够做到，甚至会更加黑暗。再尖刻一点说，人们从来就不知道“人”这个词将要和最终指向什么，故而也就不知道我们自己最终将会奔向何处。对于人的光辉形象的美好预设与期待我们倒是已经罄尽全力且达乎顶点，而对人性内在黑暗尤其是对自己内心黑暗的指认我们却常常轻描淡写且心不在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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