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原料”的人生与“悲悯”的情怀
作者：阎开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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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一月至二月间，沈从文曾因母病回乡探亲。在历时一个多月的来回路上，他几乎每天都要给新婚的妻子写信报告沿途见闻。回到北平，沈从文便根据这些信件整理成一篇篇的散文相继发表，并于一九三六年冠以《湘西散记》的名字结集出版。关于这部根据“沿途见闻”写成的散文名作，沈从文在给张白的信中曾经有过一个简单的说明:
就你笔触所及看来，如能够试用于散文，人事景物兼叙，将农村土地人民为无终止战乱，所摧毁残杀伤心惨目无可奈何的种种，于篇章中试作各种设计来加以审慎处理，定必有更高成效。近二十年来所处理这方面题材的，如芦焚、废名、沙汀、艾芜诸先生，多因文格各自不同，使景物人事鲜明突出，各有成就。……最近见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常载邢楚均先生有关西南地方故事，用屠格涅夫写《猎人日记》方法，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使人事凸浮于西南特有明朗天时地理背景中。一切还带点“原料”意味，值得特别注意。十三年前我写《湘西散记》时，即具有这种企图，以为这种方法处理有地方性问题，必容易见成功。①
在这里，沈从文所谈的主要是乡村地方题材的写作问题。他由张白的“笔触所及”谈到芦焚、废名等人的乡村题材处理，再由邢楚均的西南地方故事联想到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最后又涉及他自己的《湘西散记》。很明显，沈从文之所以将这些作家联系在一起，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他们的作品都“带点‘原料’意味”。质言之，“带点‘原料’意味”不仅是沈从文进行文学批评的重要标准，而且也是他《湘西散记》的创作追求与特色。
自然，作为《湘西散记》的第三篇散文，《鸭窠围的夜》也“带点‘原料’意味”。首先，这种“原料”意味最为明显的表现便是作品真实而又客观地记录了作者夜泊鸭窠围的所见所闻。阅读作品可以知道，在一个飘雪的黄昏，“我”包定的小船在鸭窠围泊岸，眼中所见的有雪花、大石，有两岸高处的“吊脚楼”，还有在大大小小的船只上忙着烧火、做饭的一个个水手。接着是“黑夜占领了全个河面”，“木筏上的火光，吊脚楼窗口的灯光，以及上岸下船在河岸大石间飘忽动人的火炬红光”互相辉映;水手们有的钻进硬棉被休息，有的上岸烤火谈天，有的躲进吊脚楼去吃“荤烟”，还有的因不敢冒昧闯进妇人家里而只好回船看人打牌;而与此同时，岸上船上皆有人说话，吊脚楼上的妇人的歌声、男人们的笑嚷声、吊脚楼下的小羊的叫声，以及远处不知什么地方的锣鼓声高低混杂，远近呼应。到了半夜，水手们陆续回到了船上，一切的声音也已经全部安静，“我”先是听到了一种“单调”、“古怪”的声音，而后又目睹了一幕水上打鱼的场景。可以说，这就是作者所经历的鸭窠围之夜的全部，它虽然只有从黄昏到半夜的短短几个时辰，但所见所闻的内容已经十分繁杂丰富，并且，作者的叙述描画既没有刻意的剪裁选择，也没有肆意的渲染修饰，所有的只是对本来生活的原原本本的“记录”。其次，说《鸭窠围的夜》“带点‘原料’意味”还在于它所表现的人生自然而又率真。众所周知，在沈从文所表现的湘西人生中，水手和妓女的生活是描写最多、也是最富有湘西地方特色的一类。在这些人的身上，尽管作者有时也揭示他们的生存艰难与悲惨命运，但展现更多的还是他们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②。就《鸭窠围的夜》来讲，它重点展现的也是这样的一种人生。这里且不说作者“仿佛看到”的吊脚楼上的吃“荤烟”情景，也不说“妇人”“一面唱曲一面把那只手理着鬓角”的“动人”图画，仅就吃过“荤烟”以后的那些“嘱咐”来说，就足以见到“妇人”与“船上人”的性格态度:
“大老你记着，船下行时又来!”“好，我来的，我记着的。”“你见了顺顺就说:会呢，完了;孩子大牛呢，脚膝骨好了，细粉捎三斤，冰糖捎三斤。”“记得到，记得到，大娘你放心，我见了就说:会呢，完了。大牛呢，好了。细粉来三斤，冰糖来三斤。“杨氏，杨氏，一共四吊七，莫错账!”“是的，放心呵，你说四吊七就四吊七，年三十夜莫会要你多的!你自己记着就是了!”
显然，这个“妇人”与“船上人”虽然只是萍水相逢，但他们半夜之间已经产生了感情;他们的关系虽然主要以物质为基础，但其中也不乏做人的耿直、豪放与单纯，并且，他们对于这种“人生形式”既不掩藏，也不害羞，而是一任自己的“人性”自然而自由地发挥。第三，如果再从作品的景色描写来看，《鸭窠围的夜》的“原料意味”还包含着“原始”“神秘”的成分。如作品前面的两段描写就告诉我们，鸭窠围作为一个水深、山高的深潭，它不但因为两山深翠而令人感到生机盎然与神秘莫测，而且还由于吊脚楼的“希奇的楼房形体”而让人惊叹“奇迹”。当然，如果说深潭与高山衬托之下的吊脚楼景观还是一个静的“奇迹”，那么，文章结束时的打鱼场面则因其人、鱼、声、光俱在而让人感到轰轰烈烈和惊心动魄:
河面一片红光，古怪声音也就从红光一面掠水而来。日里隐藏在大岩下的一些小渔船，在半夜前早已静悄悄的下了拦江网。到了半夜，把一个从船头伸出水面的铁蓝，盛上燃着熊熊烈火的油柴，一面敲着船舷各处走去。身在水中见了火光而来与受了柝声吃惊四窜的鱼类，便在这种情形中触了网，成为渔人的俘虏。
很明显，这里的黑夜与火光相映，鼓声、柝声与马达声交织，水中的鱼与水面的渔人相搏，它(他)们共同构成了一幅原始、神秘而又悠远的捕鱼图画。因此也就难怪，作为旅行者的“我”非但对于那种“古怪的声音”不感到“单调”，反而“默听着那个单调的声音”，看到了“一种原始人与自然战争的情景”。无疑，在沈从文的眼中，原始的捕鱼方式就是一种“人生形式”!
这样，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尽管沈从文在创作中具有表现“原料”的明显“企图”，但他作为一个“乡下的绅士”，特别是当他重新面对和审视自己曾经经历的生活时，他不仅不能无动于衷，而且还自觉不自觉地注入了“个人的想象与感情”。这就正如他在《湘西散记•序》中所说，当他写作《湘西散记》等散文的时候，他的心里常常“具有一种‘悲悯’感”，而当他面对那些纤夫和水手等平凡人物的时候，他对于他们的过去和当前又“都怀着不易形诸笔墨的沉痛和隐忧”③。由此看来，包括“沉痛”和“隐忧”等在内的“悲悯”不仅是沈从文对待“乡下人”的态度，而且也是他乡土写作的情感主调。
具体到《鸭窠围的夜》，沈从文的这种“悲悯”情怀不但表现得相当热烈，而且还始终贯注全文。我们看到，当他听到小羊发出“固执而又柔和”的叫声时，他的心里曾经突然觉得十分“忧郁”和“柔和”;当他“眺望”着吊脚楼的灯光，特别是“估计”着里面的男男女女正在那里打发着“是眼泪也是笑”的日子的时候，他不仅“认识”了他们的“哀乐”，而且还正同阅读描写西伯利亚方面的农人生活的动人作品一样，不觉“掩卷引起无言的哀戚”;而到了深夜，当他看到那个独自上岸的水手不敢冒昧闯进妇人家里而只好回船看牌的时候，他一边“温习”着自己十五年前的旧事，一边又“对于命运感到十分惊异”……不待说，这里的“忧郁”、“柔和”、“哀戚”和“惊异”正是作者面对着生命、女人和往事时所产生的情感与哲思，它们与上述的“沉痛和隐忧”一样，在在都表现了沈从文宗教徒般的“悲悯”情怀。也许，沈从文的这种“悲悯”只是他本人的来源于“古老民族气质上的固有弱点”，或者只是他自己的“来自外部生命受尽挫伤的一种反应现象”，但不可回避的是，这种由“弱点”或“挫伤”而产生的“悲悯”，却也使他的作品“浸透了一种‘乡土性抒情诗’气氛”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