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是孝子贤孙，还是逆子贰臣？
作者：方维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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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文化的欧风美雨冲荡中华大地的时候，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命运便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梦魂牵绕的情结。是做孝子贤孙，还是做逆子贰臣?现代性思潮之下的中国当代文学一开始就被置于不得不面对的二元选择之中。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浮躁》和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都发表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那个短暂却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转型期，他们有着共同的题材背景，这就是关中文化。关中文化虽然在近现代以来已经沦落为边缘文化，但在中国民族的悠久的衍播史中，正是它铸就了中华文化基本的价值和内涵。因此，关中文化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符号，解析以关中文化为表现内涵的《浮躁》和《白鹿原》，我们也就能窥视出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和中国知识主体在面对二元选择时的文化倾向。
《浮躁》发表于一九八七年(作家出版社)，八十年代后期的文化反思在作品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迹。那就是它的对传统宗法制的文明的义无反顾的批判态度。作品中的主人公金狗几乎是秉持了创作主体的意旨，充当了传统文明的反叛者和摧毁者的角色。
作品首先展示了一幅宗法制血缘社会的图景：林游山区、州河之畔，与世隔绝，这正是宗法制社会得以存在的理想境界。它控制在通过“革命”而获得权力的田、巩两个家族的手中，乡长田一申事事处处从家族利益出发去处理他的“公务”；田家的对头巩宝山书记(地委)虽然时时有冠冕堂皇的“工作”，但最终着眼点却是要在故乡与田家争一高低。家族之间的血缘纠葛成为所谓的“现代社会”中的一股汹涌的暗流。当田、巩两家的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又会如当年一样联合起来，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维护共同的利益。家族势力笼罩和控制着州河这一片当下的中国。但正是这种控制和压抑催生了反控制/反压抑和反家族力量的诞生。下层受苦的杂姓之子金狗就目睹着这一切长大，并发誓“报仇”。他聪明好学，具有特别的才干，他在州河管理运输队，将几十号人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他当记者，结果成为全地区的名记者。但无论是当运输队长还是当记者都不是他的目的，他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借助于这一切来将田、巩两家“扳倒”。为此，他不择手段，贿赂田一申当上了队长；假意与田一申的侄女结婚，当上了记者。当上了记者后，他认为条件已经成熟，就利用田、巩两家的矛盾，在其间两头作伐“挑拨离间”，使他们彼此争斗，来削弱他们的力量。他的计划几乎就要实现，田、巩两家也都被置于危险的境地。但在宗法制的中国，凭着他的一己之力，只能使宗法势力受到威胁而不能将其彻底摧毁。当宗法势力觉察到他的于连式的目的之后，便迅速作出反应，几乎将他置于死地。他的反抗失败了。需要指出的是，金狗的于连式的报复，虽然也是在宗法制内部进行的，也具有宗法制的特点，而且他的反抗是个人的，也是脆弱的；但它是与现代社会的民主吁求相一致的(同构而异质)，代表了受压制的下层民众的利益。因此他的反宗法制的倔强精神还是值得欣赏的。作品还塑造了一系列反宗法制的下层人物形象。其中的女性形象小水和石华虽如贾平凹的其他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一样具有男性崇拜的痕迹，但作为反家族统治的坚定支持者，她们的行为又具有了可歌可泣的品质，特别是美丽而聪明的石华甚至为了救出身陷囹圄的恋人金狗不惜以身受辱。
作品的另一人物是金狗的杂姓兄弟雷大空(他的故事形成了作品的另一条线索)。与金狗相比他走的是另一条“复仇”的道路，他通过行贿等非法手段，做生意发大财，名震乡里，使杂姓人家扬眉吐气，也使田家为之惧怕。他又与巩家的女婿合伙做生意，与之同流合污，掌握了他们的犯罪证据。他期望着有朝一日，将一切披露于天下，将田、巩两家彻底打翻。他的手段更具有“水浒英雄”的特征，而他的失败也比金狗更惨，最后落得个尸抛荒野的下场。金狗和雷大空的双双失败，让我们看到：严密、血腥的宗法势力已经渗入了中国政治文化的血液之中，公开的专政工具与隐秘的黑手党手段相结合，能够抵御和防范任何外来的进攻。金狗与雷大空这“一文一武”的两种反抗都失败了，但他们反抗家族势力的“浮躁”行动却使州河“活泛”了起来，使田一申们不得不有所收敛。这或许就是长篇小说《浮躁》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与贾平凹的这种对待传统文明的“浮躁”姿态不同，陈忠实选择了回归。长篇小说《白鹿原》出版于一九九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它以关中文化为象征域，通过具有符号性的人物以及命运，演绎了中国宗法制文化在近代历史语境中的命运。
通观《白鹿原》全篇，白鹿原的脊梁式人物应该是白、鹿两族的族长白嘉轩。
当记忆中的白鹿神灵没有向他显圣之前，他一连娶了六个老婆个个命赴黄泉，不但没有给他带来半子只女，还落得个“毒刺钩女”的臭名。如黄土地一般忠实厚重的白嘉轩尝尽了做人的尴尬。断子绝孙的沉重压迫，似乎在吁求着存活于生命原初的白鹿精神的早日复归，生命的转折就在这样强烈的生存焦虑中于一个白雪覆盖大地的早晨出现，命运之神引导白嘉轩发现了一块紫气蒸腾的风水宝地──白鹿精灵的隐身之所。他的深潜的智慧受到空前的启发，他以狡黠的智慧买下了这块干瘠的土地，靠种植鸦片，买了地，置了屋，又娶妻生子。家业人丁旺盛。随着祠堂的重修，族规的再整，白嘉轩牵引着白鹿原渡过了自己历史的苍茫，进入到了一条秩序整严的浩荡洪流之中。
如果说百事躬行的白嘉轩是白鹿原上混杂了儒家思想的封建宗法观念的实践性的代表的话，那么朱先生则是它的理论象征和精神先知。这位饱学的关中硕儒是位极富传奇性的民间隐士，丰富的学识使他在咫尺陋室内即了悟天下大势，无形中把握住了天地人物的脉搏，进入了一种类似道家的无为而为的自由境界。他凭着自己的灵性，毫不费力地诱导白嘉轩发现并占有了那块白鹿托身的土地，且在上面种植了美丽的罂粟花，为白嘉轩重振白鹿原打下了经济基础；而当鸦片泛滥灾害一方，他又义无返顾地充任禁烟首领，并从自己的内弟开始。他仁慈爱民，在两军对垒千钧一发之际，只身说退重兵；在饥馑 遍地百姓灾难之时，公正无私地赈济灾民，悉心倾听和佑护每一个回头浪子。他为白嘉轩拟定的白鹿氏宗族族规，犹如一部魁伟的民族道德法典，支撑了白鹿原整整一个时代的精神天空。正是这位精神领袖与白嘉轩的成功合作，才创造了白鹿原最近的也是最辉煌的一段历史，才使白鹿精神在经历了若干年的沉寂之后，又重放异彩，发扬光大。
但就在白鹿原社会最鼎盛的时期，就已经孕育着深刻的危机。其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更遥远的白、鹿两家各自的祖先。虽然说白氏家族因从事传统的农业经济而在“重农”观念下被视为正统，然而因从事商业、服务业而受“抑商”观念压制的鹿氏却从未放弃对前者的颠覆。鹿子霖是这两种迥然不同的价值观念的争执中的极富意味的人物。他比较具有创造性地继承了祖辈的“商业文明”性格，并被作者倾向性地赋予了该种文明所“应该有”的一切劣根性。鹿子霖，贪图财富。他为官一乡时便不择手段地鱼肉百姓，聚敛钱物；他遇事逢迎拍马，在总乡约田福贤面前恬不知耻地摇尾乞怜；他纵欲无度，几乎睡遍了白鹿原上所有他看得上的女人，甚至包括他的儿媳和侄媳；他缺少稳定的人格，好大喜功，贪财好色构成了他性格的核心。他对于白氏家族及其所代表的田园思想有着本能的厌恶与仇恨，多次聚集族人向白嘉轩夺权。还利用侄媳小蛾诱使族长继承人白孝文堕落；购买白家的房产以羞辱白嘉轩；指使乡里恶棍迫害白姓乡邻。中国农业时代的价值观念使鹿氏一族处于无权地位，而夺权斗争，则使得人心“不古”，道德沦丧。然而，他的一切狡猾计谋和恶劣行径由于与天意相左和不符合作家的“正义有偿”的生活信念，最终都遭到了悲惨的失败。他不但挫折于白嘉轩，失尊于田小蛾，而且为外姓人田福贤所轻视。他的生命甚至在完结之前都未能完成一次悲剧的搬演，而只能充当无意义的陪斩的材料。命运之神无情地嘲弄了他终生的挣扎。尽管如此，鹿子霖的寡廉鲜耻就像撒旦与上帝的对立一样极大地冲击和动摇了白嘉轩所象征的宗法制价值堡垒，并在后人无尽的不齿之中引导白鹿原走向纲常人伦的浇漓。白孝文县长的枪声在宣告了他失败的同时，却也铸定了他生命过程的价值丰碑，因为白孝文的行为正是他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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