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多重主体的紧张对话
作者：朱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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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地坛》是当代作家史铁生的散文代表作。但有意味的是，它最初是被当作小说发表的。①它显然也具有作为叙事的小说的特征。作者以一种沉静的语言叙述我与地坛之间的故事，显得流畅而平和，体现了“个人心境的痛切之处以及他对自我所执的真正超越”②。本文试图通过对作品的叙事艺术的分析，显示作者的精神探索的历程，挖掘文本自身所表现的主体的多重矛盾复杂的心理。
为了揭示主体的精神世界，我们首先必须知道文中包含哪些层面上的主体。在《我与地坛》中，“我”作为贯穿文章始终的主人公，是直抒己见的主体。巴赫金在分析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说：“陀斯妥耶夫斯基对主人公的兴趣，在于他是对世界及对自己的一种特殊看法，在于他是对自己和周围现实的一种思想评价的立场。”③“特殊看法”和“思想评价的立场”是主体性的体现。而对于《我与地坛》的主人公“我”来说，重要的不是地坛本身是怎样的，而是“我”心目中的地坛是怎样的。在文中作者说道：“我常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作者眼中的地坛是古老而荒芜的，但是这里的古柏和青草却是充满了勃勃的生机，似乎在给予“我”某种生命的启示。在“我”最为空虚和绝望的时候，地坛成了“我”最好的精神寄托。地坛是“我”的精神栖居地，也是能倾听“我”的心声，给“我”精神和力量的另一个有生命的存在。“我”在园中思考生和死，怀念母亲，看到那么多不幸的生命，让“我”从个人的困惑和痛苦中解脱出来去思考人类普遍的悲剧性生存境遇。地坛让“我”获得了主体性，同时也是“我”让地坛获得了生命。
但是“我”是被多重意识所纠缠的主体。为了更清楚地剥离主体的重重迷雾，根据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我们可以将文中作为“欲望”④的主体的叙述者“我”的人格结构层次分为三个部分：本我、超我和自我。本我，即过去的陷于困境的“我”，他处于心灵的最底层，是一种本能的冲动，是毫无理性的，只按照“快乐原则”行事。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超我”处于最上层，相当于平常人们所说的“良心”，代表着社会对个人的规范作用，它压抑本能冲动，按“至善原则”活动。在文本中，“超我”是参透命运的不公，理性的和达到审美境界的“我”。中间一层是“自我”，它是从“本我”中分化出来，受现实和“超我”陶冶而渐识时务的“我”，也就是处在“本我”和“超我”之间的，调节“本我”和“超我”的矛盾、决定自己的行为，它按照“现实原则”行动。分清楚了这三种人格结构，也就是主体的三个心理层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文中的叙述者“我”在叙述过程中不断在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进行角色的转换并形成对话。
“过去的我”(本我)在“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脾气坏到了极点”，是毫无理性的，在没有出路的时候就逃到园中，看到母亲因担心而在园中急切地找“我”也不去喊她。可是在自己碰撞开一条路的时候母亲却不在了。于是，“对世界对上帝充满了仇恨和厌恶。”总之，是要不顾一切地宣泄内心的不平。“我”没处可去就经常来这园子，一种死亡的本能迫使“我”想自己的死。这时“自我”现身，开始探索命运的谜底，终于看清了现实，“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至于怎样活，那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想明白的。“自我”在人生无尽的探索中调和着“本我”和“超我”的矛盾。“我”默坐呆想细察园中的一切景物，渐渐窥见了园子的全部情感和意蕴，窥见了自己的心魂。“我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闭上眼睛，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很久很久，迷迷糊糊的我听见了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似乎得了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从树林里穿过。”史铁生借助上帝之口来使自己的心境达到平和，“本我”被压抑。“什么是神?其实就是人自己的精神!”(史铁生《山顶上的传说》)这里的上帝其实就是“超我”，“自我”升华为“超我”。这样便实现了“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对话。“超我”回忆起当年母亲的担忧，对于母亲怀有深深的内疚之情，母亲就如这地坛，是“我”心灵的港湾。
在这个港湾里，“我”看到了时光，体验着季节的变迁，生命如一首婉转的歌。于是，“我”开始回忆起在这个园子里“我”都看到了怎样的生命。“我”目睹了一对夫妇由中年步入老年，爱唱歌的小伙子梦想着能考上理想的学校，等鸟好几年的老人也不知等到了鸟没有，中年女工程师每天优雅地穿梭在园中，有天赋的长跑家却怀才不遇，那漂亮的小姑娘因弱智而遭到别人的践踏。当“我”正以“超我”的审美心态来看待生命的时候，我又看到了各种不同的命运，“很多事情是不堪说的”。“本我”的心潮起伏。“超我”结束了审美的想象，“自我”做出了这样的回答：“看来差别永远是要有的。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看来上帝又一次对了。”但是，是否这时我们就可以坦然地去接受命运的安排呢?“本我”又不能不问，为什么苦难偏偏降临到“我”的头上?一种本能的抵抗蕴含其中。
于是就有一个最令人绝望的结论等在这里：由谁去充任那些苦难的角色?又由谁去体现这世间的幸福，骄傲和快乐?只好听凭偶然，是没有道理好讲的。
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
这几乎是一句愤激之语，既是蕴含着一种“本我”的宣泄，又是一种“自我”的对不可改变的现实的理性接受。叙述者的心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超我”遁形。“自我”仍不懈追问。
那么，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在哪里呢?
设若智慧的悟性可以引领我们去找到救赎之路，难道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这样的智慧和悟性吗?
在“自我”暂时战胜“本我”之后，“自我”又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于是，“超我”(园神)目睹了世间的一切，给予了无声的回答。这时，“自我”又暂时地战胜了“超我”。“我”不能解决人类的这样一个难题，因为，首先“我”连自己的难题也没有解决。
由于“本我”的冲动，对于“自我”来说，有三个问题一直缠绕着“我”。“第一个是要不要去死?第二个是为什么活?第三个，我干嘛要写作?”“超我”的回答是：“欲望”。可是，“自我”又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人都忍不住要为生存找一些牢靠的理由。你不担心你会枯竭了?”“我不知道，不过我想，活着的问题在死前是完不了的。”于是，所有的“超我”的答案又都被否定了。“自我”站在了主导的位置。接下来一段动人的文字，是“自我”与地坛的对话：
要是有些事我没说，地坛，你别以为是我忘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它们不能变成语言，它们无法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它们了。它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它们的领地只有两处：心与坟墓。比如说邮票，有些是用于寄信的，有些仅仅是为了收藏。
在经过“自我”的一番思考以后，升华为“超我”，开始从个人的短暂而有限的生命中超脱出来。人“每一步每一步，其实一步步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而太阳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个孩子、一个热恋中的情人、一个老人。宇宙和生命永恒，因为欲望。在此，个体的痛苦而短暂的生命获得了永恒的意义，达到了具有哲理的审美想象的境界。
通观全篇，叙述者“我”时而与“上帝”对话，时而与“园神”对话，时而自言自语(通过“我”与“你”之间的对话来实现)，时而与自然对话，时而与隐含的读者对话，要求获得读者的认同。这个读者必定是能同叙述者一起体验命运的不公，必能理解叙述者的困境，必能与他一同思考人类苦难的救赎之路的人。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本我”与“超我”的紧张斗争的结果总是“超我”暂时地战胜了“本我”，随即它们复归于“自我”，回到现实的地面上，“自我”居于主导的地位。最后“超我”以审美的超脱境界完成了一次精神之旅。作为叙述者的“我”结束了对救赎之路的思考，但是作为作者的“我”对救赎苦难的永恒之路将要一直寻找下去。因为，欲望不止。那么到底出路在哪儿?它只在探索的过程中显现。因为，永远也不会有唯一的或者完满的永恒的答案。
史铁生以其看似平淡的语言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未完成的故事。他既有对“本我”的欲望的充分肯定，又有对“超我”审美境界的追求，也有对现实的合理妥协和积极应对。正如巴赫金在评价陀斯妥耶夫斯基时所说的，文中“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它既展示了个体对于自身命运抗争的艰难心路历程，也是对人类困境的充满深爱的思考。他以其高超的叙事艺术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无限深邃的艺术境界，引领我们体验、思考并试图解决此在的困惑，从而使作品获得了如此震撼人心的效果，并且创造出丰富的思想内容，形成多向度的艺术张力。
(责任编辑：吕晓东)
① 史铁生： 《我与地坛》，《上海文学》1991(1)。
②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第342页。
③ [苏]巴赫金：《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诗学与访谈》，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1页。
④ “欲望”是史铁生作品中常常出现的词语，体现出一种生命本能力量对于命运的抵抗，这是本文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一个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