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惶惑”心态下的阅读

作者：傅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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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记得《毛诗大序》中曾说过一段意思大致如下的话：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一国之事系一身之本，谓之风。这说的是一个时代的文学可以体现一个时代的情感形态、价值指向。有一个历史时期，“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理论观点十分流行，后来，虽然对这一理论观点作了许多的修正，但通过一个时期的文学作品总是能看到一个时期的社会风尚、人生形态、价值标准，并因为与其后阅读者的生命形态、情感形态的同质同构或异质同构而影响其后的阅读者，这一层意思，还是一直为大家所接受所认可的。然而，每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不说总是多如牛毛吧，但也总是让人眼花缭乱令人应接不暇的，如是，哪些作品可以作为一时代的代表性作品，就成了一件非同小可之事，而各种选本的出现，也就体现了对此的重视与切实的努力。今人公认唐朝是中国传统诗歌的盛世，但我们对唐诗的认识、理解，也只能是通过《全唐诗》《唐诗三百首》及唐代各诗人的文集而进行，至于那流失、湮没于岁月长河的唐代的好诗，尚不知有多少。这确实是一件让人无可奈何的憾事，但也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种无法补足的永久的遗憾，人们会越发尽力去做好那在文学之大河、长河中的沙里淘金之事。
　　文学的历史是如何在一代代的“层累”中形成的，或者说，是如何在“文本的历史”与“历史的文本”中形成的，我们暂且搁置一边，仅仅就我们所亲身感受、体验、经历过的而言，面对今天堪称多如牛毛的文学作品，哪些作品可以称为这个时代的代表性作品，我们最大的感受我想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惶惑”，而且，这种“惶惑”又是从来没有过的。
　　远的不说，就拿建国后的作品来说，不管你对《创业史》《红旗谱》《雷锋之歌》《林海雪原》等作品作何评价，褒也好贬也好，但你都得承认，这些作品是那一时代的代表性作品，你可以谈沈从文家信如何存留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形态并以此构成了其时代价值，你也可以谈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是如何的深刻，但你总不能将其作为体现了那一时代精神特征的代表性作品。说到底，乌托邦也好，红色也好，对现代国家的想象也好，那一时代占据时代主导位置的，还是在《创业史》这类作品中体现得最为充分与完备。现在开始“重回八十年代”，体现了重新梳理、认识那一时代的努力与冲动。我们如果取一个视角，即通过对新时期至今的获所谓国家级大奖(如历年的全国中、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文学作品的重新认识，来看取那一时代的对文学作品评判的价值尺度、文学观念，当会有新的认识与收获。但你可以说，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怎样因仍采用“文革”是国共两党斗争之继续的模式，因而其文学价值当应大打折扣；你也可以说，当年将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入选全国短篇小说奖，而将其《草原上的小路》落选是多么不应该，是重蹈了茅盾当年评价冰心之错误的覆辙，但你又不能不承认，是类如《冬天里的春天》《剪辑错了的故事》，而不是类如《草原上的小路》，体现了那一时代(尽管是局限多多)的时代特征、价值指向。在那一时代，如何选取体现那一时代的代表性作品，有争论，而且争论或许还很是激烈，也不是说没有一点“惶惑”，但“惶惑”感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而且成为一种主导倾向的。或许还可以补充一句，争论与“惶惑”是完全不同的，争论是因各自的明确的评价对象及对这一对象的价值指向不一而发生，而“惶惑”则是因为失去了明确的评价对象及其价值尺度、标准而发生。
　　不是吗?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或许正应了陈思和的那句话，我们从一个“共名”的时代进入了一个“无名”的时代。就当下的文学作品而言，似乎没有了公认的名作、代表作，至于“经典”，那更是天外之音了。过去，对文学期刊，曾经有过“四大名旦”“四小名旦”之说，后来，《钟山》《大家》《山花》也曾独领风骚，最不济，还有《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中篇小说月报》可供你把握当今小说创作的脉搏。翻翻这些刊物，再看看几种年度的小说选本，读读几篇对长、中、短篇小说的年度综论文章，谁也会觉得对把握当下的小说创作脉搏充满了底气。但现在却不行了，都说文学已经边缘化了，但现在的小说作品真是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你读几家名刊的作品吧，那边缘偏僻省份的文学刊物，会说他们代表着“沉默的大多数”，会说名刊仰仗的是“话语霸权”，而且，这些刊物也真的是有好作品刊发其中的。你把眼光投向主流媒体吧，一个响亮的声音会在你耳边响起：真正的声音在民间。但当你面向民间时，你才又发现，民间也是形形色色，且早已如武林之地，各有高手入居门派之中。你读纸质媒介吧，业内人士会告诉你，网络小说才代表了今天真正的创作潮流，他们才是真正的自由的创作，而当你将目光投向网络小说时，好心的专家会提醒你，那只是一种随意之作，是当不得真的。当你翻阅各种纸质期刊身心疲惫之时，你偶然走进书店，放松一下自己，你却突然发现，有那么多的小说，是通过民间渠道发行的，且发行数量远远地超过了所谓有刊号的正规期刊的发行。当然不能说，发行量大的就是作品质量高的，但面对这些作品，你心里就不由得不担心，不读一读这些作品，能说是对当今的小说创作有准确的认识与把握吗?还有各种各样的奖项，也不由得不让你心生狐疑，譬如上海作协曾邀请全国百名批评家评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十大小说，评选阵容不可谓不强大，但评选下来，非议多多，如更为年轻的一代批评家谢有顺就认为：“这次上榜的十部作品……它们的文学灵魂却几乎都停留在八十年代，用它们来代表九十年代，太过单一而勉强了——九十年代文学内部的前进和变化，显然没有得到恰当的表达。”还有的批评者认为，由于所邀请的批评家，上海的占了相当一部分，所以，对所推选的作品，难免上海作家的作品就占据了先天的优势。这些批评意见自然不无道理，如果所邀请的批评家更为年轻的一代居多，或者北方的批评家居多，或者女性批评家居多，那结果可能就真的会大不一样，但那样评选出来的，就没有了与所邀请的批评家构成相对应的偏颇了吗?评奖尚且如此，各种选本、排行榜，要想不出现这样的偏颇，恐怕就更难了。于是，有了“一个人的排行榜”“一个人的电影”这样的评选称谓，意在突出评选的个性及其特征。这样的称谓，也是将今天各种奖项、选本、排行榜的个性特征推向极致的结果。就是说，现今的任何的一种奖项、选本、排行榜，均只能代表某一群体的价值标准、价值尺度，而不具为全社会所认可的权威性。但这样一来，你在面对这些奖项、选本、排行榜时，也就对之失去了过去年代那种完全的信任。就以我现在手边的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由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选编的《二〇〇六年中国中篇小说精选》及我将要论及的中国小说学会评选出来的十部上了二〇〇六年度排行榜的中篇小说的相对应为例：在中国小说学会所评选出来的十部中篇中，就有《连翘》《失败之书》《跑步穿过中关村》《单双》《小男人》这样五部作品，没有被列入《精选》作为“附录”的《二〇〇六年中篇小说目录》，价值尺度不一是正常的，但悬殊如此之大，就总让我这样的读者，对《精选》选编者的所选视野产生了某种疑虑。
　　我们或者这样说，当今所有的奖项、选本、排行榜，其价值指向及其所奖、所选、所排行的视野对对象的覆盖性，都因不具权威性而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公信力。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我想至少有这样两个，一个是如上所说，现在各种形式的小说“铺天盖地”，任谁也不可能对其作全面的阅读。一个是如马克思所说：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就是那个时代的统治阶级的思想。或者如福柯所说：话语即权力。当今各种利益集团，都有着自己的话语代言人——虽然份额、强弱不同，因之，也就难有统一的标准与尺度。这自然是好事，也预示着某种生机与活力，但也如我前面所说，在我们判断哪些作品可以称之为这个时代的代表性作品时，心中充满了“惶惑”，至少像我这样的读者是这样的。我就是以这样的“惶惑”心态，开始了我对中国小说学会所评选出来的二〇〇六年度十部中篇小说的阅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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