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重树好小说的标尺

作者：段崇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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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亟须有一个严格、超然的文学标准
　　
　　今年三月，二〇〇六年中国小说排行榜又如期“出炉”了。按理说，打着“中国小说”的旗号，又由中国小说学会这样的民间组织来操办，应该有一定的公正性、准确性吧?其实不然。即便是“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那样的“国家级”奖项，评出的结果也很难让人心服口服，又遑论民间组织的评奖?现在人们越来越感到，时下的文学观念太多样了，文学标准太宽泛了，文学内幕太微妙了，因此不管什么样的文学评奖、作品排行等，都难免以偏概全，鱼龙混杂。这次年度排行依旧涵盖了小说家族中的四个种类，长篇、中篇小说我涉猎不多，不敢妄言；短篇小说、小小说(微型小说)还是略知大概的，我敢说它并不具有多少代表性和权威性，有些作品颇有“滥竽充数”之嫌。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判断。误差这样大的原因自然十分复杂，譬如评选的范围不广、评委的工作不细等等，但我想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小说的标准问题。我们没有一把清晰、严格、超然的标尺，评委们一人一把尺子、一架算盘，评选的结果怎么能具有公信度和权威性呢?
　　关于文学的标准问题，夏志清先生说过一段话：“我的‘教条’也只是坚持每种批评标准都必须一视同仁地适用于一切时期、一切民族、一切意识形态的文学。”①这话说得有点绝对，但它也恰好说明了文学是有一个稳定、超然的标准的。文学史家、批评家、文学评委正是掌握这一“批评标准”的特殊群体，而他们的“标准”又应该与大多数读者的阅读“判断”基本吻合。现在的问题是，由于人们观念的多样化、文学思潮的多元化，以及文学界多种非文学因素的干扰，在好小说的标准上出现了严重的模糊和混乱，导致了评奖、排行的变异乃至堕落，削弱了这些活动的积极作用。现在应当是重树文学标尺的时候了!那么，什么是好小说的标准呢?道理说透了也很简单，那就是以“经典”小说的高度为标准，以文学的尺度为准绳。
　　
　　艺术境界是决定作品成败的关键
　　
　　一篇(一部)小说是一个完整的艺术生命体，但这一生命体是由两个层面构成的，就像人是“灵与肉”组成的那样，小说也是由形而下的形象层面和形而上的精神层面合二为一的。形象层面包含了题材、情节、场景、人物等，精神层面包含了主题、情调、风格等，二者的相辅相成构成了我们所谓的表现内容、或称艺术世界。对短篇小说、小小说来说，文体空间的狭窄，使它很难在形象层面上玩出多少花样，它只能在看不见的精神层面上下工夫、做文章。王国维曾经把“境界”作为鉴赏和批评的标准，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他所谓的“境界”就是指作品中的“精神”层面，只有有“境界”的作品才能够得上上乘之作。王国维讲的是诗词，但这一理论具有普遍性，特别适宜短篇小说。而艺术境界同样是一个十分复杂微妙的世界，我以为它主要包含了情感境界、思想境界、审美境界三种元素。请想一想，鲁迅、沈从文、孙犁、汪曾祺、林斤澜等的代表性短篇小说，所写的事件、人物等，是那样平凡、微小，但为什么脍炙人口、经久不衰?还不是其中蕴含了一个独特而深广的艺术境界吗?因而有无艺术境界应当成为衡量短篇小说的重要尺度，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现在糊涂了、放弃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短篇小说长期处于疲软状态，读者锐减。在表现的内容方面，存在着疏离现实生活、现实精神的倾向。但更重要的是作品境界方面的问题。有的只是一个故事、无境界可言，有的情感虚假冷漠、难以打动人心，有的思想浅薄、空洞一片，有的缺乏审美创造、未构成一个艺术世界。它反映了作家思想匮乏、审美退化的严峻现实。譬如入榜作品中的苏童的《拾婴记》，众多选刊转载，批评家评价甚高。但我细读三次，却怎么也品味不出它的高明来。自然，苏童是一个富有才情的作家，在这篇作品中表现了他细腻、雅致的语言个性，舒展、井然的结构创造。但作品写一个弃婴因无人收养而变成一只羊，其构思并没有独创性。中国的蒲松龄、外国的卡夫卡不是早把这种构思用到极致了吗?苏童把作品主题表现为“人心比煤还黑”、“人心是冰凌子长的”，也是清水一潭。更重要的是作品的情感境界，对一个弃婴的辗转无着，作者竟然表现得那样从容、优雅、淡漠。正如李美皆一针见血指出的：“其实苏童丧失的不仅是悲悯，更是面对苦难和发现苦难的那种勇气。这个苦难包括内在的和外在的。苏童的贵族气，地道看来应该是中产阶级气味。中产阶级的最大特征便是从精神到物质的自足性。”②丧失对底层民众的悲悯、挚爱之情，以自足、茫然的姿态看待社会、人生，现在已成一些作家的精神痼疾，这种精神状态下写出来的作品，能感动人、陶冶人吗?魏微的《姊妹》应该说是二〇〇六年的一个重要作品，但也是有缺憾的。作品写一个男人同两个女人，围绕爱情、婚姻、家庭展开的一场无休止的“战争”，写得细致入微、动人心魄。三个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像浮雕一样深刻有力，表现了作家对人生、人性的深邃洞悉。但作者写的这些芸芸众生，没有人生目标、理性思维，完全听凭欲望、意气、私心的支配，是一种盲目的自然主义描写。作者对这种无价值的人生，更多的是困惑、无奈和虚无，折射出的是作者理性能力、批判意识的薄弱。社会、人生是混沌的，文学的意义就在于激浊扬清、做出价值判断。缺乏思想力量和境界的小说，同样算不得成功的、优秀的作品。
　　当然，在入榜的短篇小说中，不乏优秀之作，如温亚军的《成人礼》、郭文斌的《吉祥如意》，而这些作品都有着丰富、优美的艺术境界。前者以细腻、纯净的叙述语言，展示了今天的乡村社会依然流传着的古老风俗——割成人礼，并围绕这一礼仪再现了一个农家三口人饶有趣味的生活情景：丈夫勤劳、本分、节俭，但有点大男子主义，对妻子关爱而体贴，对儿子则有点严厉、粗暴；妻子细心、温情、要强，在丈夫面前常耍点小性子，对儿子则溺爱、宠惯，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儿子聪明、胆小，有点恋母惧父……一家三口相处融融乐乐，但不时有点磕磕碰碰。在今天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的背景下，作者创造这样一幅古朴、和谐的农家生活图景是颇有深意的，它表现了作者对传统文明、民情风俗的怀恋和赞美，暗含了作者对现代社会和人际关系的反思与批评，其情感体验、思想内涵是丰富而深远的，读来让人遐想不已。后篇以童年回忆的视角，以姐姐、弟弟两人为线索，再现过去农村端午节的盛况：父亲和母亲如何虔诚、细心地筹办节日，姐姐同弟弟怎样快乐、惊喜地欢度节日。浓浓的节日气氛，丝丝缕缕的艾草香气，天、地、人、神的同喜同乐……把传统的乡间节日写活了、写透了。其中同样蕴含了作者对民情风俗、传统文化的怀恋、赞颂之情。也许有人会说，两位作者都是在怀旧、向后看。其实，社会愈是现代化、全球化，愈是需要我们回到传统、回到自身，从民族历史的发展中寻找总根和资源，以校正现代化进程中的曲折，以壮大我们自己。两篇小说虽然写的是旧人旧事，但作者的视野是现代的、向前的。
　　我始终认为，短篇小说应当是直面现实、切入现实的。题材不一定取自眼下的生活，但它的思想、精神应当与现实紧密相关，就像如上所述的两篇小说。但如果题材是现实的，又有深刻、高远的思想内涵，这样的作品就更应该倡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最想推崇的是排行榜中范小青的《我就是我想象中的那个人》。作品刻画了农民工胡本来，在城市环境的高压下，总有一种“不做贼而心虚”的感觉，甚至疑神疑鬼，“引火烧身”，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到处流窜的“杀人犯”，弄得精神失常。这是一个独特的农民工形象，但他的性格和心理具有很强的典型性，表现了农民工进城的艰难、心理的异变，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的尖锐对立。其中蕴含着作者对农民工的深切同情与委婉讽刺，以及对城乡二元状态的深长思索。作者二〇〇六年写了一系列反映城乡题材的短篇小说，还有一篇是《城乡简史》，写一个叫王才的普通农民，因一个极偶然的事情，使他下决心举家迁往陌生的城市，开始了堪称悲壮的人生之旅。我以为就故事的巧妙，内涵的幽深，超过了她的《我就是想象中的那个人》。此外迟子建的《野炊图》、李锐的《犁铧》、王祥夫的《端午》、郭雪波的《天音》等，都是现实题材，且情节新颖、构思巧妙、境界深广，都是二〇〇六年的短篇精品，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进入“排行榜”，让人产生“遗珠之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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