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闲人”品质的文化意蕴
作者：柏文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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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汪曾祺的这一文风是与他的创造思想､审美取向密不可分的。本身带有闲者味道的语言在某种氛围的浸泡中冲出了语言的单一平面，在遐想上有了更大的空间。造成这种氛围便是叙“闲”之情。
“闲”之情，皆感人
在这里，叙“闲”之情的“情”并非指某种情感，它更多地是指一种审美情趣，一种哲学状态。前两部分的闲之物､闲之语正是由闲之情而发。情是一个源，而物､语则是流。不可否认，汪曾祺的散文是找不到任何激情的，但是如果连任何情感也读不到，那便是我们的愚钝了。因为汪曾祺摒弃了激情却重拾了中国传统中一个古老而有生命的美学命题，那便是“感动”。他总是温情脉脉地抒写着他所钟情的人､事､物，对什么都保持着一份“感动”，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那么这种感动是如何融入他的散文作品，又如何在审美和人生哲学中最终完成了他追求“闲”的理想之路呢?我们至少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寻得蛛丝马迹。
第一，感动于人，浓郁的士大夫情结。在他一系列的写人记事散文中，我们可以看见“星斗其文，赤子其人”的沈从文，学识渊博，不修边幅的金先生，还有文坛泰斗却平易近人的老舍先生等等。在他缓慢和平淡的笔端中，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人格理想，看见了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使命意识和忧患意识。这种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忧国忧民精神不正是中国文人几千年来从未间断的一个追求吗?我们常常把这类人叫做“士大夫”，进则忧国忧民兼济苍生，退则寄情于山水，淡泊名利。两种状态的把握以至达到的一种理想的结果不正是中国文人追求的“闲”的境界吗?汪曾祺处于一个令文人尴尬的商品经济时代，他的个人气质与性格决定了淡泊的生活取向。在这样一个时代，汪曾祺的散文都似乎尽量在冲淡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在淡化人们对于物欲横流的世界的诱惑，在回避着人们对于钱､权欲的追逐。在这样一个时代，在这样一个文化的缝隙中，他想到了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化身上打了一个洞，流出的营养滋润了他，成就了他，可见他是很有意识地去继承传统文化的，或许那些东西亦平静了他的心。他在《香港的高楼和北京的大树》中写道:“现代化高速度以后的北京会是什么样子呢?想起那些大树，我就觉得安心了。现代化之后的北京，还会是北京。”从中我们不难体会到汪曾祺对现代化中对传统文化消磨的无奈与丝丝遗憾，然而只要有那千年证明的“大树”，有那千年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他也“安心”了。
第二，感动于生命。古往今来，千古风流人物在成就自己辉煌一生的同时，却对“生死”问题耿耿于怀，帝王们孜孜不倦寻求长生不老之术，文人们默默感叹弹指一挥间，白发苍苍。时间的无情流逝，人的“生与死”的思考一直是中国文学中的古老的母题。那么汪曾祺是怎样来回答自己的呢?仍是“感动”。
儒家认为“死”并不可怕，但在“生”中应该有所为。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朝闻道，夕死可矣”，又说“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在他们看来，只有明白了生的意义，死就无可惧了，这正是从生的自觉中消除死的恐惧，从死的自觉中体会生的意义。或许汪曾祺正是明白了儒家解释死生的真谛，他从不回避生死问题，相反，谈之亦如谈吃饭谈睡觉，一样的从容，一样的豁达。或许正是他对“生命”抱着一种感动，因此他觉得活着就是好的，活着就应该快乐着。生病，老去，死亡是无可避免的，因此要在活着的每一天感受活着的幸福，他在这种感动中形成了对生老病死的洒脱豁达的态度。在他的《对口》《牙疼》《疟病》等“旧病杂忆”散文中，可以看到他对于疾病是很乐天的。他小的时候颈上长了一个“对口”，医生做手术时他的父亲给他含一颗蜜枣，“哼都不哼一声”。他每年都发一次疟疾，“从小学到高中，一年不落，而且有准季节。每年桃子一上市的时候，就快了，等着吧。”从这文字中我们看不见他对“疟疾”的害怕，反倒是像等一位每年来访的朋友。而对于老年人都讨厌的牙疼，他也是抱着这种洒脱的态度，有次他去看牙医，正好不在，他没有沮丧反而“乘兴而去，兴尽而归”，拿着这笔钱上了馆子，美美吃了一顿。对待疟疾如此，对待老去和死亡，他亦是流露出随缘，自适，乐天知命的心境。《七十书怀》里:“看相的说能活到九十岁，那太长了!不过我没有严重的器质性的病，再对付十年，大概还行。”说得何等坦然，没有一丝的无奈。如《祈难老》里，他认为“难老”取名甚好是因为它不是“焉得不速老”的速老，不是“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衰老，是从容的老，是豁达的老，亦是一种境界。
显然，汪曾祺对于人生看得如此通脱和深入，既是他智性所在，也是他心境趋于中正和平所致，这种对生命以静制动的心态不正是中国古代文人追求的“虚静”的一种境界吗?他对生命的这份知性，这份自适，这份淡然，使他从心境上真正走上了“闲者”之路。
综上所述，“闲”是中国传统文化审美很重要的一种，指通过虚静而达到的一种中和自适､淡然而处的境界。汪曾祺的散文之所以动人，独到之处就是在于这一境界的追求，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执著坚守和有机继承。他从生活中､文学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从他的笔端流出来的都是传统美感的动人篇章。他用自己的笔连接了中国散文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坛追求传统中“闲人”之境后的这一审美精神在散文中的断层，再次让中国传统文化的美闪烁在当代散文中。
（责任编辑:吕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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