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法网柔情说《婴宁》

作者：傅修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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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婴宁防卫过当而杀人，没有遭到法律惩罚，王母的教诲也不算惩罚，但婴宁却因此性格上由爱笑变得不笑了，不但不再笑，而且“故逗之亦终不笑，然竟日未尝有戚容”，这就有点骇人听闻了。是什么因素发挥了如此巨大的思想压迫力，从而造成婴宁产生如此强大的内心紧张呢?
　　俗话说:心病还要心药医。婴宁可以不顾及人间法律，也不担忧来自人间的性骚扰，也尽可以不顾来自长辈的教诲。但是，婴宁极为认同人间与花妖狐鬼世界的交集部分，那就是“孝伦理”。婴宁的灵魂深处的震撼来自哪里呢?来自王母的教诲中的半句话——“设鹘突官宰，必逮妇女质公堂，我儿何颜见戚里?”“何颜见戚里”是面子问题，是礼的核心。早在《诗经》里就说“相鼠有仪……人而有礼”了。“妇女质公堂”就是“失颜”，即乱了纲常，没面子，不要说蒲松龄时代的人，就是现在，也仍旧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婴宁遭遇到的是如此强大的颠覆人“礼”的罪责，而“礼”的核心“孝”，却偏偏是她借此进入人世间的唯一通道，让她如何不感到高度的紧张压迫，进而产生无比巨大的“内心冲突”呢!由此，爱笑的婴宁也“矢不复笑”了。在婴宁性格巨变得以完成的同时，蒲松龄也达到了自己对人间世礼法世界的批判和质疑，当然，还有一点点无可奈何的伤感。毕竟，对他和婴宁而言，“世出世间”（牟宗三语)的理想，实在只能是个理想。
　　
　　三､艺术:对法网柔情的追问
　　
　　然而，对婴宁性格巨变追问的目的，绝不是为了质疑蒲松龄的法律意识荒唐，逻辑思维出了问题。我们始终不能忘怀的是，这是小说，而且是寄慨遥深的文言小说，蒲松龄是个小说家，而且是个在现实生活中失意落魄的文人小说家。为此，我们不能从法律逻辑入手判断艺术创作的合理，而是从法律与艺术不对接的地方，发现艺术独立的变形法则，这就是艺术思维的逻辑超越之处，也是艺术魅力生长的起点。
　　由此，我们发现蒲松龄的艺术才华。他深深理解了自己在写小说。为了自己心爱的艺术形象的创作成功，他只好在世人日常思维短路的地方埋下艺术伏笔。当然，很快他给出了提醒。婴宁性格巨变之后，在读者诧异其怪时，蒲松龄把笔锋突兀一转，写道: “一夕”，“竟不复笑，虽故逗之亦终不笑，然竟日未尝有戚容”的婴宁，突然“对生零涕”。蒲松龄､王子服和所有读者的反应都是一样的——“异之。”原来蒲松龄早早地明白自己的艺术效果了。这一怪一“异”，既沟通了阅读的读者､文本中的人物和写作的作者三方的艺术会心，也贯通了小说人物性格变化的自足逻辑。
　　婴宁的“异”常举动，没有其他理由，只是因为她想到“老母岑寂山阿，无人怜而合厝之，九泉辄为悼恨。君倘不惜烦费，使地下人消此怨恫，庶养女者不忍溺弃”。这个理由，是普天之下的最大最高的伦理秩序原点，足以弥合任何的“异”常之举带来的破坏。因此，王子服毫无疑问地“诺之”，并且“由是岁值寒食，夫妇登秦墓，拜扫无缺”。婴宁在孝道伦理上迅速与世俗社会秩序达到吻合。婴宁的内心紧张得以解除，她“逾年生一子，在怀抱中，不畏生人，见人辄笑，亦大有母风云”。至此，一个人狐世界的虚幻故事由冲突频频､高度紧张的对立，变成和谐一片､其乐融融的人间俗世的美好结局。这是中国戏曲小说最常见的理想大团圆式的结局。
　　小说最后，蒲松龄以“异史氏”的名目感慨言之曰:“观其孜孜憨笑，似全无心肝者。而墙下恶作剧，其黠孰甚焉!至凄恋鬼母，反笑为哭，我婴宁何尝憨耶。窃闻山中有草，名‘笑矣乎’，嗅之则笑不可止。房中植此一种，则合欢､忘忧，并无颜色矣。若解语花，正嫌其作态耳。”蒲松龄的评价无非四点:笑不可止､黠､憨也何尝憨､不作态（自然)。正是这四个复杂矛盾交织的方面，吻合了婴宁性格变化的艺术逻辑，充分展现了蒲松龄的艺术才华和理想，也传达出了他清醒的现实批判态度。婴宁较之其他人物，受到作者自己（蒲松龄难得地称之为“我婴宁”)和后世读者特别的热爱。
　　
　　婴宁是美丽的，也是丰富的。伟大的艺术作品总是包蕴着丰富而复杂的艺术难题。正是这种因难见巧的关键点，在漫长的时间河流中，闪现出了永恒的艺术光辉和创作智慧。
　　（责任编辑:古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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