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大巧之拙 非工而工
作者：王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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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起唐代其他诗人的诗来看，此山水诗凸显了江南水乡的旖旎景色。从全诗的用笔来看，“信意落笔，自然超妙”（东坡语)。而此等境界，自然源自诗人的“闲”心。从审美原理看，心闲而境生。谢思炜研究认为:“在文学的具体的表现方法上，白居易很重视两点:一是比喻，一是诗境。”在古代诗人中，还真的没有人在诗里像白居易那样频繁出现“境”的字眼儿的。而且，把“境”与“闲”同举，互为关系，如:“意闲境来随”（《夏日独直寄萧侍御》)､“闲中得诗境”（《秋池》)､“唯此闲寂境”（《北亭卧》)､“偶得幽闲境”（《玩新庭树因咏所怀》)等等，谢思炜统计其诗中之“境”多达四十多次。白居易诗咏曰:“幽境虽目前，不因闲不见”（《冬日早起闲咏》)，强调了心理的作用，境与心相关，有闲心方有幽境。据日本藤元粹辑《苏诗记事卷上》东坡:“渊明形神似我，乐天心相似我。”查“心相”一词乃佛家语，若从是句观之，东坡深慕乐天豁达，是其心闲得下来。闲，也使白居易消解了内心愤世嫉俗､消解了精神负荷和生活的压力，其精神绝对放松，意志也高度自由，安详从容而身心俱适，进入了享受生命的人生境界。因此，“对诗境的重视，尽管主要是在闲适诗创作中提出的，但显然也纠正了讽喻诗论仅强调诗歌语言质径易喻的偏颇。在白居易的全部诗论中也占有重要位置”③。
赏析此诗，笔者还有三点需要特别提示:
其一，可作为《钱塘湖春行》的姐妹篇来比较研读。
《钱塘湖春行》诗云:“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二诗都是写早春，都是写寻春踏青的行迹，都是写一种欣欣向上的繁荣，也都最能够充分显示诗人的观察､欣赏的感受能力，而且同样表现的是比较好的精神状态。但是二诗各有特色，风格两异:《钱塘湖春行》着重捕捉早春行迹，突出自然的水态天容，突出对春天的细致入微的感受，以“乱”“浅”“渐欲”“才能”，特写诗人对春天的感觉，尤其是充分显示其惟妙惟肖的艺术表现功力。争暖树的早莺，啄新泥的新燕，迷人眼的乱花，没马蹄的浅草，诗人饱览而陶醉其中，尽情享受，且余兴未阑，诗中多的是愉悦;而《正月三日闲行》则多的是闲适，诗人紧紧扣住题目中的一个“闲”字，而又集中表现一个“闲”字，于自然景色之中点缀以人文景象，摄入镜头的所有物象均为“暖”色调，表现出截然不同于《钱塘湖春行》诗的清丽淡雅，突出了大红大绿，是风俗画的基调，是闲适悠逸的情态，特别是最后参以稚拙的答问，情趣活泼，戏嬉而谑谐，突出表现诗人豁达而幽默的性格特点，而整个诗的格调俗而多谐，气格轻飏。
第二，此诗可以作唐代苏州繁荣的历史见证来读。
苏州，古称姑苏，秦汉时代，江南置会稽郡，苏州始设吴县，为郡首邑。自589年隋朝统一后，废吴郡，改称苏州。东晋以来，由于政治中心的南移，经济中心也南移，苏州得到了很好的开发。在三百多年的隋唐时代，有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流贯苏州全境，苏州也成了南北往来的水陆交通要冲，苏州由“望”升为“雄”，成为唐代江南地区唯一的雄州。苏州自古以桥梁之盛闻名内外。“三百九十桥”是个虚数，是个约数，甚至是个夸张的数字，但是，苏州桥多是事实。一个城市有“三百九十桥”，的确不是个小数目。千载的苏州，在那久长的历史岁月，到底建下了多少座桥?这确实难以探究。如斯多的古桥，也足以证明，苏州在唐代就是个适合人诗意居住的天堂。水乡泽国，城外四面环水，城内水网纵横，因为河道，便有了各种水榭，有了无数船只，白居易在离开苏州后还是一往情深地歌咏道:“水国多台榭，吴风尚管弦。每家皆有酒，无处不过船。”（《和梦得夏至忆苏州呈卢宾客》)苏州小桥，繁荣了经济，也孕育了文化。有了船只，也就有了繁荣的通商活动，有了各地的客商与物产，有了南来北往的游客，进而有了市井的繁华。苏州的许多园林，也都以水池为中心，环池缀以亭台楼阁。安史之乱后，中原战乱频仍，北方士人多集中到江南，也促进了江南的文化经济的迅猛发展，形成了主要以苏州､杭州､宣州为中心的诗人群落。白居易在与此诗写作于同时的《登阊门闲望》诗中，生动地描绘了苏州水城当日的繁华，认为苏州超过了杭州:“阊门四望郁苍苍，始觉州雄土俗强。十万夫家供课税，五千子弟守封疆。阖闾城碧铺秋草，乌鹊桥红带夕阳。处处楼前飘管吹，家家门外泊舟航。云埋虎寺山藏色，月耀娃宫水放光。曾赏钱塘嫌茂苑，今来未敢苦夸张。”白居易在《齐云楼晚望偶题十韵兼呈冯侍御，周､殷二协律》诗中也咏道:“人稠过杨府，坊闹半长安。”意思是说，苏州人口之众多，民生之繁华，已超过了江淮重镇扬州，已经抵得上半个长安城了。《正月三日闲行》诗正是唐代时苏州繁荣的一个生动的缩影。
其三，可以作为江苏特有的风俗画来读。
白居易此诗所写山水所以独特，不同于王维､孟浩然笔下的山水，是因为被写的苏州具有独特的水域特点，诗人切合苏州山水的特点采用了“风俗画”的构图和用色。江南的很多城镇也是结合水系自然布局的，但是，苏州尤其独特，唯独苏州的河道主要是人工开凿的，像这样严整地规划和建设了大规模的河道系统的城市，在中国城市建设史上也属独此一例。白居易在苏州刺史任上，疏浚开凿了从阊门到虎丘的七里山塘，解除了这一带的水患，这也正顺应了苏州的水域优势和苏州人的“亲水情结”。此河一开，悠悠七里，在河堤两岸聚集了一户又一户枕河人家，从此“水陆往来频”，但见“花船载丽人”，而苏州的山塘人家，更是“好住湖堤上，长留一道春”（白居易《武丘寺路》)。苏州城以水系为脉络，河道为骨架，道路相依附，水陆两套相辅相成的交通系统，构成“水陆相邻，河街并行”的双棋盘格局。两套交通系统既相辅相成，又互不干扰，从现代化交通观点看，这里已经体现了常规道路网与高速道路网相结合的设计思想。河道水网纵横交织，构成了城市空间艺术的基座，古塔､深巷､园林､寺观､粉墙黛瓦的民居､各献其巧的桥梁､自由散漫的碧水，把这些城市元素统一在一起，密切结合，相互渗透，创造出水与城市浑然一体的苏州水城艺术风貌，凝成特色鲜明的吴文化的风俗画。
《正月三日闲行》体现了典型的白居易诗风，语言平易浅近，清新自然，用白描手法精心摄入，而且具有“诗史”的意义，具有经典的价值，说其乃白居易的代表作，应该是当得起的。
（责任编辑:古卫红)
①全唐诗［M］．卷447.（文章中所引用白居易诗不一一注明)。
②孟二冬.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②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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