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一首唱不出来的歌

作者：曾一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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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丈夫”要离开熟悉的乡村世界到城市里看望做妓女的妻子“老七”，本来他想和妻子聊聊有趣的乡村世界，因为他的妻子也曾是那个世界的一部分，所以他预备了许多有趣的乡村话题要跟她谈。当水保问他“乡下麦子抽穗了没有？”他有点结巴地说：“麦子吗？水碾子前我们那麦子，哈，我们那猪，哈，我们那……”随即叙述者描述到：“这个人，像是忽然明白了答非所问，记起了自己是同一个有身分的城里人说话，不应当说‘我们’，不应当说我们‘水碾子’同猪，把字眼用错，所以再也接不下去了。”这里的“我们”显然指丈夫和妻子老七，“那猪”、“那麦子”曾是他们共同的世界，但丈夫忽然觉得不该用“我们”，纯朴的乡村青年已意识到他们的“共同世界”趋于解体，小猪、麦子，甚至连自己都渐渐和老七也不属于同一个世界了，所以他觉得用“我们”的水碾子已不恰当。
　　丈夫到城市里来看妻子，所看到的却是一个充满欲望、权力的陌生城市，就连他的妻子在城市的熏陶下也发生了许多变化，甚至在他面前有点骄纵了。城市对于他而言，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他进入城市就像刘姥姥进入大观园一样，感到一种本雅明式的“震惊”，这种“震惊”通过他对妻子的观察显示出来，小说索性接连用了两次“惊讶”一词，表现丈夫对妻子变化震惊的心理感受，第一次是前面所说的妻子“外貌”的变化，妻子外貌的变化让丈夫“感到极大惊讶，有点手足无措”；第二次“惊讶”是妻子夺去他从乡下带来的烟管，塞给他一枝“哈德门”香烟，这两次震惊体验显示了城市对乡村的改造是多么迅速。当然，纯朴丈夫的“震惊”既包含了一种对都市的好奇和向往，所以当他接过妻子强行塞给他的哈德门香烟时，他都有点爱不释手，直到吃过晚饭，还在吸那“有新鲜趣味的香烟”。但城市对于他而言，最深刻的心理感受却是恐惧。当那些穿着牛皮长统靴子，抱兜一角露出粗而发亮的银链，喝过烧酒的商人来嫖娼时，初到城市的丈夫，竟像一头小动物，“怯生生的往后舱钻去”，“钻”字突出了丈夫的乡村和自然本性，连他的声音都跟动物一样，是“低低的喘气”，在恐惧中，“哈德门”香烟也不能让他满意了，他把香烟从嘴上拿开了。沈从文的高明之处正在于此，不经意的一些描写，就把城市与乡村的不同地位描绘出来，城市骄横、盛气凌人，乡村胆怯、卑微低下。丈夫和水保一问一答，好像是平等交流，但水保完全占据了主导位置，水保的问话居高临下，而丈夫则回答恭恭敬敬。在对话中，丈夫虽然处于被问话的位置，但是当谈到鸡鸭、小猪时，丈夫却完全摆脱了水保的控制，沉浸到自己的乡村世界中，甚至连城市人水保也被有丈夫所叙述的有趣单纯的乡村生活所吸引，还预备邀请丈夫喝酒。城市人水保不仅同他谈话，还喊他做朋友，答应请他喝酒，竟也使丈夫获得了短暂的满足，他甚至想唱一支歌，沈从文生动地刻写了乡村青年善良单纯的心灵。
　　但这种短暂的快乐和自我满足，不久就被一种强烈的羞辱所打断，当他在船上等上街的老七等人回来吃饭时，等得不耐烦的他忽然体会到了城里人水保语言中所流露的霸道，水保竟然要“丈夫”告诉“老七”晚上不要接客，丈夫从水保的话语中感到了一种屈辱。男性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开始在他内心复活，他要反抗“城市”对他的凌辱，于是他不仅咒骂水保，而且将柴火丢到河里表示反抗，并预备明天就回到乡间，甚至立刻想离开城市。丈夫所遭受的侮辱还没有结束，当老七她们回来后，就不断有骄纵的军人、蛮横的巡官接踵而至，骚扰、欺负“老七”、大娘，甚至连丈夫都被欺负，他们要丈夫拉琴。丈夫终于在城市野蛮的欺辱中像孩子一样哭起来。就连十二岁的五多也似乎觉察到了乡村、底层生命备受蹂躏的悲惨（五多自然也来自乡村），所以当她看到悬挂在船舱顶梁上的胡琴，本来很想唱一支歌曲，可是不知为什么也总唱不出声音，为什么会唱不出歌呢？沈从文似乎要告诉人们的是一个深刻的寓言，那就是在城市的强横侵入下，乡村底层已经发不出自己的声音了，实际上妓女到城里出卖身体，已经表明乡村在“现代”的侵略下早已失身。
　　总之，沈从文的小说《丈夫》通过丈夫进城看望做妓女的妻子的种种遭遇，描绘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的激烈冲突，沈从文反思了整个现代文明，批评了城市对于乡村的侵蚀，在小说的结尾，作者特意让丈夫带着妻子“回乡”，丈夫和妻子还乡，意味着乡村和城市的告别。显然，沈从文将自己的乡村理想寄托在“丈夫”身上，沈从文自己何尝不是从偏远乡村走出来的年轻人，实际上沈从文很清楚，自己永远回不去了，但他可以把这种浪漫的乌托邦理想寄托在丈夫等人物的身上。老七跟丈夫回去了，可是，她的言谈举止早已城市化，一方面乡村能够再次接受她吗？另一方面，受了城市物质文明熏陶的她能够安分地在乡村生活吗？显然，这只是一个乌托邦的梦想而已，故乡也只有在距离和想象中成为故乡，从乡村到城市的路，是一条不归之路。
　　（责任编辑：赵红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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