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一个残酷的作家
作者：韩石山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应天故事汇
作家是干什么的？最常说的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想来是从建筑工程师、机械工程师那儿套过来的。建筑工程师是设计或建造楼房的，机械工程师是设计或制造机器的，作家嘛，写的是人的事情，铸造的是人的灵魂，称之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是又形象又恰当吗？
错了。容我说句直率的话，作家是刽子手，是骗子，是泼妇，是恶棍，你把世间最难听的词儿随便挑上一个，也比那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要恰当，只是没有它虚伪。
这么说并不是我下面要评论一位优秀作家的杰作，先故作惊人之语——我有这个毛病但这次不是——而是得之于自己过去的惨痛的教训。写小说十多年且薄有声名之后，几乎是突然地，我放弃了小说的写作，我说我是江郎才尽，这是一个作家放弃写作的最体面的说辞，一面又心有未甘，江郎或许会才尽，韩郎才尽怎么会？现在可以说了，我是实在忍受不了这个行业的残酷与伤害，不是竞争的残酷，不是朋侪的伤害，而是它本身对写作者心灵的残酷与伤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小说作家，你的心灵必须时时生活在杀戮之中，残害之中，丑恶之中，卑污之中。这是多么的残酷，多大的伤害！最近有个叫顾彬的德国汉学家，对中国作家做了严厉的批评，理由找了一大堆，说对的没有几处，他如果请教我，我会对他说，中国作家所以写不好小说，是因为小说是一种残酷的艺术，而中国人太善良了，不适合这样的艺术。正如奥运会上有些项目，永远不适合中国人一样。
但也不是没有例外。任何物种都有变异，作家也不会外乎其他物种。
眼下就有一个残酷的作家，我的朋友，一个叫王祥夫的男人。相识有二十多年了，过去我觉得这名字起得真好，一个慈祥的男人，自从前两年看过他几个短篇小说后——更早的时候也看过，但没有这样想——我就知道，这不过是个文字的画皮：秀气的面容后面，是一张恶狠狠的青面，两排白森森的獠牙。
如果说先前的印象，只是一个读者的直感，那么这次，当我以一个评论者的眼光，看了他的上了中国小说排行榜的《尖叫》（《中国作家》，2006年6月号），一个三万字的中篇小说，我有理由相信我先前的印象虽说粗粝却相当准确。一个残酷的作家，幸亏他只是个作家，没有做了别的。小说中有这样一个场面，写的是主人公米香的公公：
培绍的父亲正在杀一只黑猪，猪叫得刺耳无比，真不知它从哪里来的那样深长的底气，一口气叫下去，还一刻不停。培绍的父亲看到米香了，但他嘴里含着那把锋利的杀猪刀一时腾不出嘴来和米香说话，只朝米香这边点点头，培绍的父亲从模样上看好像比他儿子培绍大不多，杀猪杀得十分麻利，让人在一边看着既佩服又害怕……为了怕猪血溅到身上，培绍的爸爸在身上围了一块黑塑料布，每一走动就“哗啦哗啦”响……他把那副刚刚从猪身子里掏出来热腾腾的猪肝要米香拿回去。
这场景让我想起了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李健吾译）开头的那幅著名的配图：爱玛躺在手术台上，福楼拜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举着解剖刀，刀尖上挑着爱玛的内脏，血正淅淅沥沥地滴着。
也正是这一刻，我知道了王祥夫是个怎样残酷的作家。
也正是这一刻，我识破了这个残酷作家的写作的玄机。
他的一部一部的作品，都是这样一串一串地刚从人身子里掏出来的热腾腾的人的肝脏！
就说《尖叫》吧，这是怎样的一个残酷的事件啊！——叫小说，叫故事，都会减低它的分量。
米香，一个江南小镇上的一户平常人家的女儿，嫁给了当地一个也不能说多么体面的人家的儿子。一桩也还般配的平平常常的婚姻。唯一的遗憾或许是米香多年未曾生育，但责任并不在她。几年之后，米家靠着捡破烂居然发了家，办起了厂子。不幸的是，父亲在一次车祸中身亡，在这之前，丈夫关培绍就嗜赌成性，不时地毒打妻子。父亲亡故之后，女儿更是)上加霜，丈夫的毒打成了家常便饭，逃到娘家也不得安生。母亲只好给上些钱，让她再回去伺候丈夫。一次她带着八百元回来，五百元给了丈夫，三百元藏在内裤里留作家用。不料丈夫识破了，搜出来了。她那丈夫，一个凶残而说话相当风趣的男人，竟用剪鱼的剪刀铰掉她一根手指。理由竟是那样的幽默，“你说说，哪个贼指头藏的钱呀？”任何人看到这里，都会屏住气息，都会心头发堵：
“你要是不说我就把十个贼指头都给你动一下手术！”
培绍已经把米香的手狠狠抓到了他的手里。
“你说不说？”培绍把剪子打开了。
米香已经是泪流满面，她哆哆嗦嗦把十个手指头都紧紧拳了起来。
“我把十个贼指头全给你动一下手术你信不信？”
培绍把剪子对着米香“喀嚓”一合。
“说，是哪个？”培绍大声说。
可怜的米香便把左手的小手指从拳头里面慢慢蠕了出来。
“给你点纪念！”培绍一把把米香的那个小手指拉了过去。
一阵钻心的疼，米香的一小截手指尖居然已经被培绍铰了下来。
这才是事件的开始。邻居女子月花看不过眼，拉上米香去派出所报案。在民警的一再追问下，米香说了实话，然而，当民警传来关培绍，一见丈夫就吓破了胆子的这妇人，马上又改了口，说是自己不小心剪鱼铰掉的。关培绍的可恶更在于，自己胡乱写了一个借条，说是老丈人生前借下他十万块钱，硬要米家如数偿还，不还就随时来米家混闹。一家人实在叫这个恶魔祸害得不行了，大弟弟决定出三万块钱让姐姐雇凶杀人。雇了人，米香又犹豫了，说还是去法院离婚吧。这个小镇上的法院，为了保持先进称号，离婚指标年年递减，今年一个也没有。好心的女法官，像个好心的邻居大婶一样多方譬解，就是不给她办这个离婚案子。米香只好借了另一个弟弟的钱，想送给丈夫，让他远走高飞，躲过这场血光之灾。就在这当儿，丈夫又来她家混闹并扬言要杀了她一家。米香彻底失望了，只求快快将这恶魔了断。一段时间关培绍不见了，她以为事情过去了，去了一家工厂做工，然而，就在她的新生活刚刚开始的时候，案子发了，警车来了，手铐戴上了，推上警车时，米香发出一声长长的，长长的尖叫：“啊——”
有人会说，生活中残酷的事件，比这多得多，也严重得多。不能这么说。生活中的事件，不管你是报上看的，还是听人说的，你知道的都是梗概，一种选择，也是一种过滤。有法律的判决，恶就是恶，善就是善。判决上不会说，罪犯笑吟吟地剪下了妻子的指头，更不会说她去离婚时法院没有指标只有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判决上更不会说这女人原本是怎样的懦弱，怎样的善良，纯洁的心灵经受了怎样痛苦的熬煎，一只看不见的手，把她一步步地推着搡着，只能去以身试法乞求邪恶。法律总是在事后给别人提个醒，遇到这类事件你该去找法院，而从不说当事人怎样多次找法院而法官比邻居大婶还要会说宽心话儿。末后那一声凄厉的尖叫，是一种人生的无奈，也是一道划破夜空的闪电。
记得评选会上，有人说王祥夫这个作家真了不得，写了家庭暴力，一个绝对新鲜的题材。这是赞扬，无须反驳。我的看法却有所不同。是写了家庭暴力，但更是一种全社会的较量，善良与邪恶的较量，人情与法律的较量。整个事件仿佛一部美国的西部片，只是角色全扮反了。公正的法律是那样善良，绝不肯拆散一个魔鬼与天使组合的家庭；邪恶是那样自由，笑嘻嘻地做着他愿意做的一宗又一宗的丑行。良善无处逃遁，魔鬼悠闲地吹着枪管上的青烟。人人都是怂恿，正面的，负面的；只有这怯懦的女子一人独尝苦果，情感的，法律的。
如果说写了一宗残忍的暴力事件，便是杰出，那我也不过是另一种邪恶，这残酷的作家，自有他别致的手段（在这一点上，与那个笑吟吟的关培绍颇有几分相似）。叙述，叙述，他只是一味地叙述，那么平和，那么澹定，素朴的文字，隐然透着一种肌肤之亲，让你想去抚摸，想去贴近。他是恣肆的（巴尔扎克最为擅长），但更懂得节制，他是轻逸的（卡尔维诺的一种告诫），便更懂得沉潜。退一步，他的世俗的、粗鄙的，但质地却是那样的细腻，那样的精致，一种绝不能说小的反差，像那种磨砂的布或磨砂的瓶。我甚至怀疑，作者将这一事件放在江南的小镇，而不放在他更为熟稔的塞北的乡村，也是一种诡异的处置，大有深意存焉。这种人性与环境的背离，更适于情感的凝聚。外界的小桥流水，更易激起心底的狂风暴雨。若是在塞北，或许就没了那么大的震惊，也就没了那么大的同情。
从最初评述祥夫的《永不回归的姑母》，一个良善遭欺凌的故事，到此番评述《尖叫》，又是一个良善遭欺凌的故事，那是一九八八年，这是二〇〇七年，二十个年头过去了，祥夫一直这样执著地关注着女性的生存，女性的命运，在一个男性作家来说，是多么的不易，又是多么的高尚。有时候我又忍不住想，莫非在他那残酷的表象之下，还深藏着一副不为人知的悲悯的情怀？不管谁说什么，我一直顽固地认为，爱女人，会写女人的作家，才是真正的作家，杰出的作家。谢谢你，祥夫，我的这一卓识抑或陋见得到了又一次的印证。
2007年4月4日于潺癴室
(责任编辑：原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