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汉初游士最后的精神期待
作者：杨德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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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秦汉之际风云激荡，天下游士顺势而起。刘邦建藩立国似对春秋战国时代分封而治局面的恢复，实际二者不可相提并论。刘邦为确保江山永固于登位次年（公元前２０１年）即拉开了削夺藩王权利的斗争，至高帝十二年（公元前１９５年），所有异姓藩王非死即亡，而大多数继封的同姓藩王或因年幼都能恪尽臣职，对朝廷忠心耿耿。在这样的局势下，以奇智异谋帮助诸侯王兴治图强、攻伐扩张为谋生手段的游士几乎没有了生存空间。秦汉间复现的游士之风于此时又基本趋于偃息。公元前１７９年，汉文帝刘恒以非太子身份而继承大统，从而引起了同姓藩王对文帝正统地位的怀疑，由此，汉皇与同姓藩王之间的关系开始进入一种较为紧张的对峙状态。《汉书·淮南王传》记载：“十一年，淮南王布反，上自将击灭布，即立子长为淮南王。”“及孝文初即位，自以为最亲，骄蹇，数不奉法。”“不用汉法，出入警跸，称制，自作法令，数上书不逊顺。”淮南王刘长之所以无视文帝的存在而自拟于天子，纯粹因为同为高帝亲子而不得升为天子的内心愤懑。为了与中央朝廷相对抗，心存异志的同姓藩王开始凭借积累的经济实力，广招宾客，以期达到收买人心之目的和得到人才谋略上的支持。这给那些伏匿待时的游士又一次带来了骋志的希望。“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是时，景帝少弟梁孝王贵盛，亦待士。”①“ 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戈猎狗马驰骋，亦欲以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②这些进入藩府的士人，他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回报以角色的忠诚，为主上谋划、奔走，但是，他们已不可能再像战国时期那样极尽手段地帮助诸侯王富国强兵，图存兴治了。时代的大势逼迫他们认识到继秦之国家政权而来的汉朝，天子朝廷远非没落的东周可比，其中央政权是如何地无以匹敌，无法撼动。从而促使他们从思想上由地方而中央，以向诸侯尽忠而逐步转向为天子守职，以求用武之地，尽管这种转变是如此的不轻易。所以，当他们感知到藩王对朝廷的觊觎之心时，出于对自身的命运，也是出于对自己的主上更是对朝廷的负责，他们便开始了对藩王“谋逆”之心的苦苦劝戒。因为，此时的藩王还是“阴有邪谋”，“其事尚隐”，所以，他们不能够用直言的方式将所思所想和盘托出，而只能用微言的方式委婉劝戒。吴王刘濞欲为谋逆，邹阳进《上吴王书》。先述秦朝故事，表明汉朝远没有秦控扼天下的能力且内在危机四伏；次说自己之所以不远千里投奔吴国，就是因为吴王有特出的才华与仁义。至此，邹阳似在鼓励吴王反叛。接下来，邹阳突然一变：“臣闻鸷鸟累百，不如一鹗……”举赵幽王刘友被害、淮南厉王刘长被废二事，“愿大王审画而已”，劝阻吴王放弃与中央朝廷对抗。枚乘又上《谏吴王书》：“必若所欲为，危于垒卵，难于上天。变所欲为，易如反掌，安于泰山。”“福生有基，祸生有胎，纳其基，绝其胎，祸何自来？”③通篇劝戒之意而全不点出谋逆事实，旁敲侧击，曲尽利害。这种曲致其意的“劝”、“讽”、“微谏”是当时藩府士人行讽谏的基本表达方式。这种与藩府士人特定生存环境和特定心态相联系的讽喻方式，就是后来汉大赋“劝”“讽”合一的表达特色的雏形。
枚乘因谏吴王刘濞勿反而知名。汉景帝于是召拜他为弘农都尉。“乘久为大国上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不乐郡吏，以病去官。”④枚乘习惯了不为具体职事束缚的游士宾客生涯，希望在恣肆任性之中为诸侯之师友。游梁时，枚乘、邹阳等与梁王杯酒唱和，驰骋田猎，至则必赋。“梁客皆善属辞赋，乘尤高。”⑤其辞赋的内容不出驰骋游乐的宏博富丽，同时，又充满着游士们所固有的理性之思，表现在具体作品中就是一方面大量描写渲染物质、精神生活的豪奢与欢乐，一方面又不忘劝谕藩王秉心守正，远离腐化，保国安民。希望藉此永葆清闲寡事而又富足安逸的享乐生活。这正是枚乘等“不乐吏事”的游士们最后的精神期待，也是枚乘《七发》创作的特定的时代背景。
二
枚乘《七发》作于游梁时。吴王刘濞不听劝止，一意孤行，枚乘、邹阳“去而之梁，从孝王游”⑥。梁孝王刘武居“天下膏腴地”，富可敌国，加之梁孝王与中央朝廷特殊的关系（刘武乃汉文帝亲子，景帝少弟），所以，梁府的士人们更加消解了为主人的谋划之心，而一意陪伴梁王极日夜之游。但是，作为一个正直的游士的枚乘，在面对纵情无度的物质享乐的同时，心底仍会泛起些许理性之思。这就是《七发》一方面极力描绘奢华的生活，一方面又不忘提醒“贵人之子”接受“要言妙道”的直接原因。
《七发》假设“楚太子”有病。首先分析其原因是他久居宫闱，享乐无度，致使“肤色靡曼，四支委随，筋骨挺解，血脉淫濯 ，手足堕窳。越女侍前，齐姬奉后，往来游宴，纵恣于曲房隐间之中。……虽令扁鹊治内，巫咸治外，尚何及哉！”唯有“世之君子，博闻强识，承闲语事，变度易意，常无离侧，以为羽翼。”“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⑦在枚乘看来，王子王孙们一味沉溺于声色犬马的糜烂生活，久之必使人形体衰敝，精神委顿，以致“大命乃倾”，欢乐不再！惟有与“君子”相伴，接受其“要言妙道”的引导，才能恢复生命活力，永享奢丽人生！这既体现出对藩府主人的忠心，也是对自我命运的关怀，其讽喻之义甚明！枚乘在对“楚太子”的生活态度作出劝谕之后，接着就对“楚太子”现实的生活样态做了令人向往的夸耀式的描绘。“一发”描写“天下之至悲”的音乐；“二发”列举“天下之至美”的佳肴；“三发”夸耀“天下之至骏”的车马；“四发”描绘“天下之靡丽”的游观；“五发”叙述“校猎之至壮”的田猎；“六发”描绘“天下怪异诡观”的曲江观涛。以上六个单元绘声绘色，极力铺张的描写，一方面显示了枚乘“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的非凡文学才华，一方面也透出了枚乘生活理念的一些信息。因为这一切都被“楚太子”的“仆病，未能也”一句话所轻轻否定。如此以来，枚乘不仅指出了物质享乐的不足取，也为最后的“七发”说出“天下要言妙道”作了极好的铺垫。“七发”写道：“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筹之，万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氵忍然汗出，霍然病已。”⑧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詹何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才智之士。通过他们对天下物之理的精辟辩论分析和孔子、老子、孟子的审核鉴定，什么是非都迎刃而解了。听到这里，太子“据几而起”，“霍然病已”。这种结果不止是宣布了“圣人辩士之言”的胜利，同时指出了前面“六发”所提供的方法的不可取，“天下要言妙道”才是医治“楚太子”心病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七发》全文犹如一幅不断展开的连环组画，绚丽夺目，引人入胜。其实，这也并非纯然是枚乘凭空想象的寓言，而是当时贵族们的一种享乐方式。《汉书 ·王褒传》中记载：“太子体不安，忽忽善忘不乐，诏使褒等皆至太子宫虞（娱）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复，乃归。”由此可见，当时有把文学朗诵作为一种娱乐的习惯，用来祛除由于骄奢淫逸的物质生活所造成的精神空虚。无论“诵读奇文”还是“自造作”文章，都必须要有疗救精神空虚的作用，所以，“讽”“劝”的内容是不可少的。
三
从结构上看，《七发》是用七段话向“楚太子”进说，一段一段地铺叙，最后提出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枚乘创造的这种结构形式引起了后人的摹仿，出现了不少的作品，如傅毅的《七激》、张衡的《七辨》、曹植的《七启》等，于是就有了中国文学史上所谓“七”（或“七林”）的一种文体。从内容上看，《七发》一开始就对“楚太子”日常的腐朽生活进行了批判，具有明显的讽刺和劝戒的意味。如果说这种讽刺、劝戒不够具体有力的话，那么，文章最后一“发”的“要言妙道”则无疑是全赋讽喻的正题。中间枚乘用铺排、夸张的手法分述的音乐、饮食、车马、游观、田猎、观涛等事相，目的在于引起太子的兴趣，振奋太子的精神。但是，从枚乘夸赞式的描写和每段最后“太子能强起听之乎”来看， 这“六发”的内容应该属于“劝”词的范畴。随着“劝”的内容的层层推进，作者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幅奢丽的现实生活画卷，并最后蔓生为全文的主体。这样一来就使得“讽”的意义掩蔽淹没于“劝”的汪洋之中，正所谓“劝百而讽一”。事实上，《七发》的讽谏意义是明显的，只不过是枚乘采用了曲致其意且劝且讽的“微谏”罢了。
①③④⑤⑥ 《汉书·贾邹枚路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② 《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⑦⑧ 枚乘《七发》, 选自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