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对《野草·题辞》的一种解读
作者：靖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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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的散文诗集《野草》，自问世以来，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目光，人们似乎在竭力通过自己的努力解读鲁迅在《野草》中传达的思绪。这种解读，看上去十分合理，因为，作家的创作就是作家主观意旨的传达，正是这种传达，使我们有可能找到一条通往作家内心的一条路径。但是，我更看重读者自我阅读的感受。如果对艺术的解读是要完全忠实于作家的意图的话，自我阅读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只有作家才最清楚自己要说什么，只有作家才最有权力说出自己在作品中传达的是什么。这样一来，所有的研究者只能跟在作家的后面揣测或证明作家的意旨，读者二度创作的权力就被消解，它同时消解的还有艺术的生命，艺术为我们提供的一种无限可能的感受和思维的空间。这倒不是说研究者可以丝毫不顾及作家作品，任由自己的主观感受进行判断和评价，这里，涉及到一个艺术凭借的标准问题，我以为，作为阅读者的任何思维和感受都必须源自于作家给予我们提供的文本，阅读者没有义务也没有理由拘泥于作家的主观意旨，阅读者的主体精神与作家的意旨之间是相对独立对等的，而不是简单的从属关系。阅读者的思维和思想价值最终取决于阅读者的生命和情感体验。
如果我们将整个一部《野草》视为鲁迅先生心灵的独白，称《野草》“是鲁迅的哲学”①，那么，无论作者的创作怎样对现实社会和人生有感而发，它的每一个篇什都一定会具有超越一般现实意义的哲学意味。其实，这也正是我们阅读《野草》所获得的真实感受。从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创作他的第一篇《秋夜》到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写下《题辞》，在将近三年的时间内写出的二十四篇作品（这里包括《题辞》），倘若作家在创作每一篇时，都特别注重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有感而发，就不可能形成风格统一的整部散文诗集。更何况《题辞》是在完成其他二十三篇作品后的写作，可以说是《野草》的序言。从文本写作学的角度分析，这篇《题辞》只能是对整个散文诗集的一种更深刻、更具高度意义的哲学思考和概括。因此，对它的解读最具意义的也应当是一种哲学意蕴的追问，尽管在写作这篇《题辞》前几天上海发生了“四·一二”政变，广州发生了“四·一五”反革命事件。
当然，这两起事件的发生对鲁迅写作《题辞》有一定影响。在写《题辞》的二十天之后，北京的友人约稿，鲁迅说：“你要我的稿子，实在是一个问题，因为我现在无话可说。”②在完成《题辞》写作后一个多月，鲁迅对他的朋友说：“这里言论界之暗，实在过于北京。”③鲁迅自己说：“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④ 我以为当时社会时局形势对鲁迅写作《题辞》的影响是心绪和语言表述的方式，而不是对写作《野草》的一贯始终的哲学思考。所以，我们不应当拘泥于当时的社会氛围而误导对《题辞》的哲学意义的领悟。
《题辞》的一开头，以凝练的哲理式语言，写出了一个反抗绝望者的极具个性化的生命体验。“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三日，鲁迅在广州作的《怎么写》一文中，曾描绘过他在厦门时的这种心情：“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这也就是我所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有人引用鲁迅上面的话希望说明“在面临着死亡威胁和恐怖的异常‘黑暗’的言论界，只有沉默，才有一种生命的充实之感；只要一开口，不能说出伸张正义与真理的心里话，对于那个残酷到‘杀人如草不闻声’的现实来说，那就等于无用之言的‘空虚’。”⑤我以为鲁迅竭力在自己的写作中讲真话，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鲁迅并不奢望自己的写作对于社会现实“有用”，甚至也没有奢望过他的《野草》能够拥有多少读者和知音。纵观整个《野草》，每一篇都凝聚着鲁迅对生命的思考，对自我灵魂的沉重诘问，这种生命的沉思和痛苦的诘问是在寂寥与孤独中进行的，何况这种极具自我审视意味的文学写作，作者完全可以将其当作纯自我的心灵记录不予公开，哪里还有什么不能直言真话的“空虚”呢？鲁迅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在《小杂感》中说：“创作是有社会性的。但有时只要有一个人看便满足了；好友，爱人。”⑥
灵魂的沉思与诘问尽管痛苦，但它如同藏在窖中的老酒，随着思绪的递进“加色，加味，加香”，使思想者在苦痛中能够着实拥有一份充实。从这个意义上说沉默而孤独的思考和诘问越深越久，所获得的生命体验就越沉重越复杂，这种生命的体验就愈加难以言说。这恐怕是摆在每个思想者和哲学家面前的充满悖论的难题，鲁迅的这段话，正是这样在谦辞中透露着他对这种悖论的一种自觉。
还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对自我的生命历程和沉思价值进行了审视和评估。“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这是一种哲学意界中的二元关系的互证：没有生命何来死亡，死亡是对生命的证明；没有生机的存在，哪来逝去的朽腐，朽腐也是对存在的一种证明。只有获得这种对生命和死亡的彻悟，才可以拥有一份对死亡的几近佛界的“大欢喜”，因为，从死亡中看到的不仅仅是消失灭亡，同时反观到的还有生命所曾拥有过的充实。对于鲁迅来说，他此刻的“大欢喜”和“非空虚”，就是这部记录着他生命体验和精神之旅的《野草》。
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是指生命的体验和精神之旅告一段落，自言其生命“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委实乃自谦之辞也。
《野草》尽管“根本不深，花叶不美”，但它确是对现实与历史的生命体验，是这种体验成就了它的生存。《野草》生于斯，也将被毁于斯。试想：倘若没有中国社会现实的冷酷无情，没有中国历史所谓的文明的虚伪和残忍，怎么会诞生《野草》这样的生命沉思呢？《野草》的生存，就是中国现实和历史文化的一种结果，同时也是对中国现实和历史文化的一种反动，它又怎能不遭践踏，不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呢？这里的“直至于死亡而朽腐”不仅仅是说《野草》的精神会遭到统治者的封杀扼杀，同时也在暗示，《野草》不可能有太多的知音。一方面鲁迅的这种充满阴郁和“鬼气”味的哲学思考，太真实，也太残酷，他不愿意去打扰别个正做着好梦的人；另一方面，鲁迅以为那些正做着好梦的人，恐怕也不大愿意沾染这种充满阴郁的“鬼气”。对鲁迅自己来说，《野草》是一种阴郁中的思索，是一种思索中的绝望，是一种绝望中的充实和坦然。“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这是对践踏者、删刈者的蔑视，是对专制和残忍的示威与挑战，也是一种对生命的虚无和绝望的蔑视。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我自爱我的野草”自不待言，我憎恶这“地面”也自有道理。因为有这样的“地面”，所以有“我的”这样的野草的生存，但是，我知道我的怀着憎恶的这样生存的野草，也是地面所不愿其存在的。鲁迅在这里借“野草”与“地面”喻指自己的思想和生命体验与中国现实和历史文化的关系。“野草”虽然生存于“地面”，但二者绝对水火不容。“野草”渴望并诅咒“地面”的灭亡。鲁迅渴望着“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这里充满了“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那种与旧制度同归于尽视死如归的气概。
鲁迅是思想者，同时他也将自己视为一个“过渡期的人”，他更善于观察和思索，他的沉思远远胜过他的呐喊。其实，一个人沉思得愈久，思想越是深沉复杂，他就愈不可能发出铿锵的呐喊。鲁迅不可能成为激越的呐喊者，即使是他偶尔发出的所谓的呐喊也是“听从将令”之作，那其中沉思的力量也远远超过了呐喊的声音。也正因为如此，天地无论静穆与否，鲁迅都不会大笑和歌唱，他把自己的灵魂早已献给了阴郁冷静的沉思，在这种冷静地几近阴郁的沉思中，他获得了一种超乎寻常的清醒，获得了一种难于诉说的虚无和绝望，同时，更获得了一种执拗和坚定。他要呈现给这个世界的就是这样一束真实得令人灵魂颤栗的《野草》，这《野草》既是对这个世界的一种证明，也是鲁迅自我生命的一种证明。
从某种意义上说，《野草》是这个世界给予鲁迅的一种馈赠，尽管《野草》中凝聚着鲁迅对这个世界痛苦而沉重的生命体验和感悟，尽管《野草》是鲁迅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但是鲁迅的内心是不愿接受这样一份馈赠的，因为它是这个腐朽的本该“速死”的世界给予他的一份馈赠。鲁迅“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的同时，就是希望这个丑陋的世界的“速死”和灭亡，为此，他宁愿自己的《野草》成为陪葬！
生命的确是一种过程，就像生存是死亡的一种证明一样，死亡不仅是对曾经有过的生存的一种证明，同时也是对新生的一种预示，生命的意义本质上就是这样一种价值体现。
为的就是这样一种新生，鲁迅甘愿为救世界作一次彻底的送行：“去罢，野草，连着我的题辞！”
《野草》的生存就是为了灭亡，它的灭亡就是鲁迅所渴望的一种与旧世界的决绝！
① 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第42页｡
② 《致章廷谦(1927年5月15日)》｡
③ 《致章廷谦(1927年6月12日)》｡
④ 《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
⑤ 孙玉石《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第4-5页｡
⑥ 《而意集》,《鲁迅全集》,第3卷第5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