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潘先生的如何选择与别无选择
作者：高红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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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几位先生是颇为出名的，如华威先生，“狂人”先生，莎菲女先生，再就是潘先生。他们已经成为一种符号。他们往往是一个时代，一种类型的精神人格的历史回放。如果我们真的解读了“潘先生”，或许透过他可以完成对一个时代的了解。至少，我们可以通过他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审美追求、精神品格、人格构造、心理特点。
《潘先生在难中》是叶绍钧先生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一篇传世佳作。他写这部小说时恰逢国内列霸蜂起、战祸频繁的一九二四年。中国的秀才从来就是最怕打仗的，但他们总得活下去，而且必须比一般民众生活得更潇洒、更慷慨、更有意义，有道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可是说说容易，真要活得像个人样，又谈何容易?潘先生就是活得懵懵懂懂、窝窝囊囊、羞羞答答的知识分子。他活得很累，也活得很轻松。他在狼烟四起、枪炮轰鸣声中，狼奔豕突，东躲西藏，和过街老鼠相差无几；但是他没有“思想”的牵挂，没有主义的负担，更没有好男儿的血性，所以他可以随俗浮沉、与时俯仰而轻松自如。潘先生的生存态度与生活态度的悖论，就是我们解剖其灵魂构造的突破口。
叶圣陶先生是一个小学教师出身的大作家，也是弘扬“为人生而艺术”的干将。与冰心一样，他是“问题小说”的行家里手，只不过《潘先先在难中》的面世使其已经高扬的名声又辉煌了许多。他早期写的《隔膜》、《火灾》、《线下》等作品集已经显示了他关注社会弊端的端倪。如果说潘先生是他累年积月观摩世界观察人生的产物，那也是恰当的。《倪焕之》是他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全面价值评价与理想主义的呼唤，那就是一段美丽的后话了。
叶圣陶写过好多部反映小学教师题材的作品，较为人称道的有《饭》《校长》等。当时的小学教师，在中国的农村虽不可列入缙绅豪门之辈，也是令布衣闾友所钦羡颙望的“有身份”之流。他们的价值观念、思维取向，或许反映了那个时代相当大的主流。作家的艺术视角与历史视角应该说是上乘的。小学教师的并不贫困的灵魂与较为贫困的生活使他们举步维艰、踌躇不定。他们在肉体享受与精神自由之间痛苦徘徊、难以选择。在穿着极为整洁、精致的土布长衫内，跳动着一个痛苦的、窒息的心灵！国家兴亡、社会良知、个人尊严、历史责任，好像是他们案几上陶渊明诗集中所散发出的芬芳，他们只能欣赏、体味而不敢追求。据此，我们可以这样为潘先生解脱：他的痛苦是所有小学教师的痛苦，他的委顿与卑琐是历史的委顿与卑琐。
如果说潘先生是威廉二世统治时期的德国农民，那么，我们似乎有点对“知识分子”的潘先生过于睥睨了一点。但我们如果将其拔高一番、与德国的大知识分子歌德相比呢?我们会发现，他们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带有人格面具，他们都有尖锐对立的两重人格。
潘先生人格对立的主体，纯然是一个宗法社会血统的个人主义者。他苟且偷安、贪生怕死的实质，也是一种“责任”感在召唤他，这就是“夫”与“父”的传统责任感。他携妇将雏，疲奔于大上海的四马路，无非是想保全自己潘系血统的完整性。在“阿大”“阿二”两个儿子身上，寓寄了他人生的全部蓄积，这是他一份无与伦比的“财产”。我们看到潘先生在客栈里喝酒、边欣赏自己儿子的情景，似乎很容易想象当年潘先生的老父在弥留之际望着他自己的深沉与厚重。后来，“失业”的危险，狠狠地震撼了他沉浸于其中的天伦之乐、舐犊之情。他知道没有薪水，就休想维系这种血缘的续延。于是，我们看到了潘先生的“人格面具”中冒险的另一面：他冒着被教育局长开除校长职务的危险，逃到了上海；而后，他又穿过“枪林弹雨”的迢迢危险，冒着生命的安危去乡下赴任。这时，他也或多或少有些“丈夫气概”或“英雄本色”的。但是，这是他人格的非主体部分。他冒险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苟且偷安，或活得比别人好。对潘先生来说，生命的每一次冒险，生活的每一盘赌注，他都得斤斤计较，他总是在权衡利益得失、成败荣辱；他惧怕失败，他知道像他这样的小学校长是容不得任何一次失败的。他活得很累，以为他是一头猎人瞄准镜里的笨牛，稍一不慎，就可能沦入万劫不复的危境。
按说，潘先生是个文化人，但他的生存需要、精神追求，却完全是最低层次的。他没有目标感，也没有类似于“实现自我”的人格渴求，或学说，他根本就是一个没有信仰可言的一块肉。他的全部生命追求，就是能在这个世界上苟延残喘，以图保存肉体生命的完整性。“安全”与“吃饭”是他生命意识中的全部哲学追求。
潘先生的性格是软弱的。其实，一个人的性格，往往是一个人的人格的折射。人格的畸形势必会导致一个人性格的非个性化表现。他没有任何个性可言，个性是属于强者的。他是一个为庸俗社会价值观念吞噬的可怜虫。他可以去选择，但他没有勇气去选择。选择对于他来说是一种生与死的赌博，他不敢冒这个风险。人在没有选择的状态下生存，往往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像一条疲惫的小鱼，顺着巨浪逐流而下。潘先生就是这样一条可怜的小鱼。
但是，当我们今天重新审视潘先生的全部历史，便会发现，潘先生的历史也就是中国旧知识分子、旧式文人的全部历史。潘先生是一种符号，从中我们可以破译中国知识分子“劣根性”之所在。潘先生对今天的人们来说，永远是一幅古老的壁画，翔实而又生动地记载了作为人类精英的知识分子的那一段真实的过去。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今日再“重读”潘先生，我们又将会有怎样的新发现呢?
潘先生最大的特点在于他不是一个自由人，自由人的人格意识并不仅仅在于一个人可以放纵自己的肉体生命，无羁绊于自己的精神世界，还主要在于一个人能够自由的选择，选择是生命现象与精神现象的统一；选择对一个文化人来说，不但意味着历史文化的甄别，而且，也意味着现实文化的遴选；选择本身就是存在的一种方式；选择意味着行动，意味着开拓，意味着反叛，选择就是自由本身。可是，潘先生又能选择什么呢?
潘先生的人格，就是中国小知识分子的“孔颜人格”。他恪守传统文化中“忠臣”思想，除了服从＼顺应以外，他最大的“冒险性”就是丢掉“校长”的乌纱帽而去追求家庭的天伦之乐，他始终在“忠”与“爱”之间徘徊。因为他的教育，他的文化不可能使其有更好的行动方案。他不能去逾规越矩，去摆脱封建的伦理道德，“委琐”、“胆小”等判断与其说是我们对潘先生的价值评判，还不如说是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诘难与鞭笞。
“思想”意味着一个人的行为选择，有明确的价值参照，更主要的是这种参照并不是来自于一定历史阶段的陈规陋习，或意识形态的文字条文。思想者的参照来自于自己心灵深处的哲学良心与历史真诚，或是情感态度、个性趋向。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潘先生是一个没有“思想”的“思想者”。很多文学史家们喜欢将潘先生最后为军阀书写“威镇东南”、“功高岳牧”的彩牌坊的“劣迹”做政治上的批判，指出他是为反动军阀“歌功颂德”。其实，当时如果不是“杜统帅”打了胜仗，而是“朱统帅”成了战胜者，那么，潘先生也会喜滋滋地挥毫歌颂的。没有“思想”的潘先生的任何选择都是一种庸俗社会意义上的随机选择，他不可能有一种很明确的行为选择的价值参照，他有的只是他父辈留在他血液里的封建儒家文化的思想原型。他的任何选择都是这种历史文化原型的定势使然。他与雨果笔下的沙威警长一样只是对一种类似于宗教的准宗教法则负责。这是一种比“媚俗”更可怕、更可恨的畸形思维，因为，这是一种中国古代、近代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奴性“情结”，是因为这种生存态度、思维态势，已经是入其骨髓、渗其血肉的“肿瘤”，而且是无法除去的恶性肿瘤。潘先生是历史之子、中国之子，他又何以能超凡脱俗、卓尔不群呢?潘先生作为芸芸中国知识分子之一者，他无法在当时摆脱这种网罩中国整个莘莘学子的“集体潜意识”。他是一个痛苦的存在，就像当时中国本身就是一个痛苦的存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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