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现世生活的末日寓言

作者：李润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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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子的《致生活》写于一九七二年，其时，他只有二十岁。一九六九年初赴河北白洋淀插队，插队期间，根子共创作了八首诗歌，目前仅存三首：《三月与末日》《致生活》《白洋淀》，其余均佚失。对于当时的时代而言，根子的诗无疑是惊世骇俗之作。可以说，诗是他以男低音在一个非正常年代唱出的最低沉、最具震撼力的歌，是他为时代末日谱写的一阕“安魂曲”，也是来自精神炼狱中的一部“神曲”。如果说根子的《三月与末日》是过去生活的末日预言，那么，他的《致生活》则是一则关于现世生活的末日寓言，阴冷的语调，“否定”的哲学，末日式的审判，在诗人对自己被骗的青春岁月在精神上休止之后，当下生活的一种反讽。
　　根子似乎不会抒情，他的诗句带着天然的“思想”质地，他打乱了诗句形式的平衡和局促，完全听任思想自身的言说，而他诗中那些位于行首和行尾的词，全都具有“超载”的、沉甸甸的力量。对于根子而言，诗歌如何开头变得重要，他的诗歌总是以“降调”开场，比如前面所说《三月与末日》中的“三月是末日”和《致生活》中以一个不驯的“喂”字开头的第一节：
　　
　　喂，你记牢我现在说的
　　我的眼睛复明了
　　以后，也只有我的眼睛
　　还是活着的。
　　
　　根子有意无意使用的降调呈现出的不是一种昂奋的颂诗，而是混杂着绝望和郁愤的冷峻。诗歌中一般是很少用“喂”这样的词作为发语的语气词，“喂”透着粗野不逊，也透着一点不耐烦，我们习惯了抒情诗人的“啊”(或它的类似词“呵”“吧”)来填补诗行的空虚，但“喂”的进入诗歌却明显地加重了诗歌的重量，使它不再轻飘飘的。起始的诗句就已经传达了一种大逆不道，语词的大逆不道更是思想的大逆不道。然而，他没有停止语词的继续突击，在后面的诗节里，这个大逆不道的“喂”再次出现：“喂!生活，你牢记／我现在说的，以后／我不能再姑息你什么／大脑，已经死了／被你累死的。”“喂，生活／你记牢我现在说的／眼睛是狼，它已复活／它受够了凌辱，以后／只有它，为我活着。”“喂”引出的语气是日常化的、非诗性的(非文学性的)，而不可能是祝寿般的颂祷，也不可能是浪漫的抒情，当然也与私语或呐喊无关。以此为开场白的是冷静、沉痛，是坐下来轻蔑地、挑衅地同时又是低沉地准备“说出”、准备“告诉”一个真相的前奏。根子在诗中所选用的语气词从对“啊”的放弃和对“喂”的转换，并不单纯是语气的转换，而可能是整个诗学命题和诗风的转换，换言之，它可能是从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转换。这里，对一个词如此隆重的细究，实在是因为对于字数少而内涵深的诗歌而言，有时一个词就可以把一个诗人引领到另一个路口。
　　根子的诗在打破思想禁忌的同时也打破了语言的禁忌和惯性，他把语言的暗示性、象征性发挥得淋漓尽致。根子的诗中往往有一个核心意象，围绕着这个核心意象并与之发生关系的其他意象共同构成全诗的“意象群”，全诗的题目常常就是一个“核心意象”的集结体，这样，他的诗就在高密度、不断迭出的意象间不断扩大语言的含意，而各个意象之间的矛盾、组合形成一种审美张力。
　　《致生活》整首诗就是一部“非现实”的寓言剧，诗中的“生活”、“狗”、“狼”、“海”等，构成一种内涵丰富的、象征性强的“意象群”。这首寓言剧的主题是对“眼睛”的寻找，或者说是用寓言剧的方式讲述一段“眼睛复明”的历史。在这则寓言剧中，“人物”与“动物”皆有，并且用拟人化的手法沟通了“人界”与“畜界”。“我”拥有“眼睛”、“大脑”“狼”、“狗”、“生活”、“大海”，而眼睛是(像)狼，大脑如狗，“我”牵着“狼”和“狗”奔向“无底的生活”的“大海”。“狗”嗅到“海水是甜的”，所以坚信有岸且“岸并不远”，而“狼”看到了海的“没有边际”，也不可能有岸。但“我”虐待了诚实的狼而相信了同样诚实的“狗”，于是抱着对“岸”的相信游向海的深处。最终“狗”被累死了，而始终清醒地怀疑是否有岸并咆哮出“不可能有岸”的“狼”在“狗”死去后开始了向生活的复仇。“我”在残酷的现世面前终于不再像“狗”一样仅仅是乐观地盲从于“被告诉的”，相反，只相信自己的眼睛。“眼睛将带领我前进”，“眼睛是我的主宰”，在眼睛被蒙住的记忆中，“我”发出了愤怒的质问：
　　
　　你能欺骗眼睛吗?
　　你躲得过镜子吗?
　　用你的咸水
　　浸烂瞳仁吧!
　　
　　诗人为眼睛的真实功能立法，为眼睛被蒙蔽的历史控诉。眼睛的复明带来的不是寻找光明的欣喜，而是因看到失乐园的废墟而来的悲怆和愤激。读这首诗必然激起的追问是：眼睛为什么会复明?诗人给出了答案。因为它曾经被蒙蔽，眼睛被蒙蔽的同时思想也被蒙蔽，而眼睛的复明的同时也是思想的清醒。因为忠实地相信生活的大海有“岸”，虚幻的信仰酿成忠实的信徒的死亡，在“狗”的“僵硬的尸体”面前，诗人清醒地说：“不错，过去，／我就是一只狗／嗅着你芳香的水草，却不知／走向无底的海／不错，今天／我只是一只狼／嗅不到你水草的芳香，却／知道你是无底的海。”从“狗”向“狼”的转变，从过去“不知”的迷信到现在“知道”的清醒，正好是一代人从“迷魅”到“脱魅”的心路历程。这样的思想转变扎根在他们在现世的挣扎与虚幻的荣誉中：
　　
　　我们游了很久，
　　靠近了许多一纵即无的岛。
　　
　　眼睛复明的开始，也是“狼”向“生活”复仇的开始。而正是从沉溺于生活得来的经验使“我”的眼睛复明，使“我”的眼睛变得像“狼”一样。生活教会“我”使用眼睛，再一次宣告了信仰的破产和精神的觉醒。在这里，精神觉醒的标志就是“眼睛的复明”：
　　
　　眼睛是懒惰而贪婪的。
　　它看到了遍地的农民绿色的痰，
　　不会想到人民的崇高。
　　它看到了姑娘的污脏的肚脐，
　　不会想到爱情的伟大。
　　它看到了白天的敌人，
　　晚上互相鸡奸
　　不会想到行为的纯洁。
　　
　　“我”由一个理想主义者变成了一个经验主义者，而现世的全部经验带给诗人的只是受辱的经历。埃里希·弗罗姆(Ｆｒｉｃｈ Ｆｒｏｍｍ)说：“信仰会给人一种可靠感。”对于生存于文革现实中的中国人来说，真正的信仰其实并不存在，大多数人都是在偶像崇拜中沉沦，并获得一种虚拟的“可靠感”，尽管这种可靠感是以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屈服于现世偶像的压力而获得的，但这种可靠感使个体同时获得一种现实的安全感，所以驯服就成了一种荣誉，不驯服则成了罪恶。正如弗罗姆所言：“信仰是一张入场券，有了它也就为自己购置了从属某一大的群体的身份，从而他也就摆脱了一项困难的任务：独立地思考和做出决定。”在根子的诗中，“我”独立出群体，独立于偶像的庇护，走上的是一条精神反抗的征途。
　　
　　它看到五公尺以内
　　不会想到
　　五公尺以外
　　
　　“五公尺以内”和“五公尺以外”究竟是什么呢?根子用了这样具有生活化、日常化的词，究竟意味着什么?回答这些疑问，仍然需要回到他的时代去找寻解密的钥匙。一代人从小接受的是纯正的“接班人教育”，每个人的理想都是崇高而宏伟的——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甚至还梦想着通过第三次世界大战而达到“赤遍全球”，“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再次点燃”(长诗《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们》，佚名作，大约作于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年，文革时代流传甚广)。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梦想，在一代人的心里，已经遥远而破碎。根子不再想到“五公尺以外”虚空遥远的理想，也就不再使用“五公尺以外”的离自身遥远的革命“大词”。根子的诗歌语言已经脱去了现实政治强加在文学(诗歌)中的“语言制服”，而是自己为自己缝制了一件合身的装束。尽管针脚还不匀称，有的地方或许还露出了线头或破绽，但却是自己的手工制作，属于个人的“独有”，而非集体的“共有”。这份“独有”使他的诗在千篇一律中显出了“可匹分”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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