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重读《月夜清歌》

作者:傅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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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社会从战争状态转入到了建设时期,从农村开始进入城市,标志着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现代化进程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不论这一阶段在这之后还要走过怎样曲折而又曲折道路,但在它的起步阶段,转型时期的各处基因已经潜在地形成着、萌生着,虽然这些基因要到新时期之后,才会成长、外显、尖锐化为各种社会形态而为人所瞩目。这一阶段中,在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矛盾、冲突中,表现不同的人生形态与相应的价值指向的、韦君宜的《月夜清歌》①是一篇不容忽视的重要之作,值得我们将其从历史的长河中,特别地打捞出来给以新的重读。
  《月夜清歌》所讲述的故事并不复杂,几个从大城市下放到农村的文艺干部,在下放的村子里发现了一个很有歌唱天赋的女孩子秀秀,就竭力动员并创造条件让她去城市的艺术学校学习。秀秀去大城市学习歌唱的前景是很看好的:“将来在北京街上再遇上陈秀秀,咱们就要不认得她啦……那时候哇,你看她从歌舞剧院走出,穿上一件紧腰小袖羊毛衫,一条素罗长裙子,背后再低低地打上一条单辫子,那可就不是今天的陈秀秀哇。”但尽管如此,秀秀的母亲、未婚夫却都不同意秀秀去,秀秀自己也终于从最初的并不坚定的想去到最后坚决地不去了。作者一方面通过下放干部老李对秀秀是否能离开乡村去城里学习艺术说:“在这里面,包含着一个新旧变革的重要问题哩。真实意义恐怕很深远……”“人的思想要解放,的确不那么容易啊?选”一方面又处处以浓墨重彩渲染秀秀在乡村生活的美好,生命的自由:“她干这活儿真是毫不费力似的轻便夭矫。一看马上就叫人感觉到:只有她干活的姿态和这片明丽的果园才相配呢。”“她……唱得很活泼,很轻快,声音简直像是在跳着的,像是在这园里的绿树顶上跳,从这片叶子跳到那片叶子。”作者对下放干部动员秀秀去城里的努力与秀秀最终的拒绝,都采取了赞赏的态度,但最终的价值指向仍然倾向于后者:“秀秀当时就是走了,也不会没有前途,不过,我总觉得值得高兴的是秀秀终于留下来没有走。”
  从作者对双方的具体描写及作者自己所做的直接论说看,作者对双方,或者说,对城市文明、乡村文明、现代文明、传统文明都是持赞赏态度的,但在这赞赏的后面,还有着更为深刻的东西,这是这篇小说与《我们夫妇之间》的不相同之处。作者在小说结尾说:“我一下子思前想后联想起好多好多事情来。想到秀秀当时如果离开小黄和玉泉村走了,如今会怎么样?芽甚至还联想到许多与秀秀、与音乐……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黑地里自己想得惘然若失了。可是这些就不必多说了罢。”这才是作者写这篇小说的真正意图之所在。那么,作者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呢?芽二十多年过去了,在八十年代后期韦君宜所写的对自己经历的历史直言不讳的《思痛录》中,作者对此仍然语焉不详,只是说写这篇小说时:“是很含蓄的,非常小心。”倒是茅盾先生在他当时所写的读书杂记中,对这篇小说有着十分深刻的见解,说这篇小说的“优点就在于‘横看成岭侧成峰’,很耐人寻味”②。当我们站在今天的语境中重读这篇小说时,我们确实会读出许多的新的东西,这些或许是作者在写作的当时也不是很清楚的。
  第一,现代文明、城市文明、传统文明、乡村文明,从社会形态、文化形态说来,都各有其优长之处,但这些优长之处,首先是对于人来说,才能构成一种真正的意义存在。而人,又是由一个个不能相互取代的独特的个体构成的,所以,这些文明形态,对于每一个个体说来,意义是不同的。马克思讲:“一个无对象的本质是一个非本质”,“只要一旦我有了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就把我当作对象。然而一个无对象的本质是不现实的无感性的,只不过设想出来即想象出来的本质,是抽象作用的本质。”③这样的一种对于个体生命的尊重,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表述是相一致的④。所以,再好的文明形态,只有对于这一个个体说来具有意义,它对于这一个个体说来,才是最好的文明形态,否则,对于这一个个体而言,其再好的优长也是不存在的。在这里,是以个体生命为本位来判断意义的存在与否的。城市文明确实很好,但传统文明、乡村文明,对于秀秀说来,才更有意义:秀秀的歌“不是别的歌,是果树的歌、月夜的歌、田野的歌啊?选……假如这是在大队院舞台上听见她这支歌,再加上伴奏,真的还会有这么好听么?芽未必未必?选甚至肯定不会?选”在这里,不是来判断两种文明形态的孰优孰劣,而是说,是不是以个体生命作为存在的本位,是不是尊重个体生命对于自己的存在形态的选择。
  第二,就每一个个体生命而言,其价值可以分为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二者有其一致之处但也有其各自独立之处。就秀秀而言,其在城市当一名歌唱家,其社会价值肯定会高于其在村子里当一名农民的。但就其个体生命而言,如上所言,其个体生命形态更适宜于在乡村存在,如此,从生命的个体价值、个体幸福而言,秀秀在乡村做一名农民肯定会高于其在城市做一名歌唱家的。作者通过秀秀最后的选择,表达了个体价值重于、高于社会价值的价值倾向。
  第三,秀秀之所以适合乡村的生存形态,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里有与她生命血肉相连的亲人、亲情,这就是小说中所多次强调的她的母亲、她的未婚夫不同意秀秀离开乡村去城市及其对秀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的。秀秀的母亲、未婚夫,只有对秀秀来说,才构成亲人、亲情的意义,秀秀只有在她、他的身上,才因为是否有着亲人、亲情的存在,从而形成自己生命中的喜怒哀乐,这种喜怒哀乐,完全是个体性的,是其他所不能取代的,而这些,也正是个体生命存在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韦君宜在《思痛录》中说:“《月夜清歌》,写一个歌喉极好的女孩子舍不得家和爱人,谢绝进城当演员的邀请,活得倒挺愉快的。”⑤所以,作者对此在自觉不自觉中,是给予了特别的强调的,对日常的、凡人的、个体性的存在形态,是给以充分的意义肯定的。
  如是,《月夜清歌》就成为十七年小说中让个体得以美好存在的空谷足音,成为十七年小说中绝少的对个体生命的优美赞歌。二十多年后,当韦君宜以对历史的直面写出了轰动一时的《思痛录》时,许多人仅仅看到了她对历史的反思,却没有看到,她并不是在指责历史,而是写出了个体生命在历史运行中不可避免的累累创伤,并因而构成对历史的反思。这种对个体生命的尊重,正是新的时代的历史呼唤,《思痛录》回应了这种呼唤,因之,才爆响于时代,爆响于文坛,而这种对个体生命的尊重,正是从二十多年前的《月夜清歌》中走来,是从历史走到现在,只是无论当时,还是现在,人们对此还一直没有给以发现与认识,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回望历史的粗疏。
  
  ① 见葛洛、刘剑青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短篇小说集(下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版。本文所引该作品的原文,均出自该书。
  ②⑤ 韦君宜:《思痛录》,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页,第93页。
  ③ 《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3页。
  ④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把未来社会描绘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