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醉卧沙场”亦英雄
作者：高蓬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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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王翰《凉州词》
酒，酒，葡萄酒!
杯，杯，夜光杯!
杯酒酒香让人饮个醉!
饮呀饮个醉!
管他马上琵琶狂拨把人催，
要催你尽催，
想醉我就醉。
醉了醉了我且枕戈睡，
醉卧沙场谁解其中味?
古来征夫战士几个活着回?
——绿原《〈凉州词〉今译》
王翰这首《凉州词》脍炙人口，明代后七子代表人物王世贞称它是“唐代七绝压卷之作”(《文苑传》)。近些年来所有的有关唐诗的选本无不收录，而且又是数种大学文科教材和中学教材中的篇目。笔者在阅读一些评析文章与注释的基础上，谈谈自己对该诗以及绿原《今译》的认识和感受。
一、“欲饮琵琶马上催”是“催征”呢，还是“催饮”?
两种说法都有，其数量大约各占一半，然而都未阐明理由。笔者则以为是“催征”。理由如下：
先从“琵琶马上催”谈起吧。笔者过去一直纳闷，弹琵琶何以要在马上?近来从汉·刘熙《释名·释乐器》中看到了这样的记载：“批把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批把”即“琵琶”)这似乎就是马上弹奏琵琶的根据。然而这是否说琵琶非在马上弹奏不可呢?想来不是，而是说琵琶经常在马上弹奏。我们由今天的琵琶可知，立着弹，尤其是坐着弹，其效果比骑在马上弹好得多。古时西北一带的民族其所以常在马上弹奏乃是出于迁徙或行军之不得已；而迁徙、行军又是他们的常事，因而也就给人以“马上所鼓”的印象。如果在宴会上、舞会上演奏，那一定不会爬上马背的，因为实在无此必要，而且也不方便。故而其他所有诗文中没有一个“马上弹奏琵琶”的例子。由此可知，诗中所言“琵琶马上催”必是乐队已经上马并奏起了“出征”、“进军”一类的乐曲了。那么，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的《唐诗选》注解中认为该诗是写“战罢归营，饮酒作乐的情景”是欠妥的。因为如果是“战罢归来”的宴饮，乐队还有必要上马吗?
其次，从该诗后两句看，这“琵琶马上催”也是“催征”。正因为是“催征”，主人公才知道此去几乎等于和大批同胞一起踏上不归之路，于是宁可推迟启程，也要拼却最后一醉，于是也才有了其他人的说笑和劝阻，也才有了自己“古来征战几人回”的辩驳和感喟。如果这里的琵琶是“催饮”，尤其是“战罢归来的催饮”，定是一片欢腾，怎么会有“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感叹呢?而且任凭怎样痛饮、以致醉倒，也不会有人笑话、劝阻的。于此又可证明《唐诗选》中“战罢归营饮酒作乐”说之欠妥。
再次，“欲”、“催”二字的运用也可作为“催征”说的一个佐证。“欲”字的出现往往意味着后面的转折。为此笔者特意查阅了一些带有“欲”字的古诗词，其中预示转折的约占四分之三以上。试看以下名句：
１.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兮江水深。(张衡《四愁诗》)
２.欲饮无与知，挥杯劝孤影。(陶渊明《杂诗十二首·其二》)
３.欲寻五斗禄，其如七不堪。(孟浩然《还京赠张维》)
４.欲献济世策，此心谁见明?(李白《邺中赠王永》)
５.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杜甫《哀江头》)
６.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皀花不自由。(柳宗元《赠曹侍御过象县见寄》)
７.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晏殊《蝶恋花》)
８.欲寄征衣君不还，不寄征衣君又寒。(元·姚燧《越调·凭阑人·寄征衣》)
９.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苏轼《水调歌头》)
１０.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岳飞《小重山》)
当然，“欲”字在这些句子中预示着转折并不足以证明“欲饮琵琶马上催”一定也是转折句，只是说明有可能。然而再来参照“催”字的用法，则“催征”之意就很明显了。因为“催”字的习惯用法是催其完成什么任务，办理什么事情。而以奏乐来催饮的例子，尚未见过。同时，说成“催饮”也让人感到过于“巧合”而不自然：我正要饮酒，琵琶等乐器也正好催促了。
由以上几点可知，将琵琶之弹奏理解为“催征”比理解为“催饮”更合情合理吧。
于此顺便说一下日本人的一个说法。日本人前野直彬、石川忠友在其所著《中国古诗名篇鉴辞典》中解“欲饮琵琶马上催”时说：“喝酒的人有的躺着，有的骑在马上弹琵琶。”(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８月版)此说更难讲通：喝酒的人怎么能躺着?怎么还能骑在马上弹琵琶?而且这样理解，那“催”字岂非多余?而且又是谁在催促呢?
二、“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是悲情，还是豪情?
有人说写的是悲情，有人说写的是豪情，两种说法大约也是各占一半，而且也都未阐明什么理由。笔者以为：悲豪兼具、两相交融。因为“醉卧沙场”说明他对严肃的军令“满不在乎”；“君莫笑”又说明当时必是一个相当欢乐的场面。加之眼前之葡萄美酒、夜光杯本身就洋溢着乐观与豪情。然而“古来征战几人回”毕竟又是无可回避的严酷现实，而且又是主人公“醉卧沙场”的唯一理由。所以这两句中既有豪情与欢快，又有悲伤与无奈。对此，清代两位诗论家似乎也注意到了。沈德潜说：“故作豪饮之词，然悲感已极。”(《唐诗别裁》)施补华说：“作悲伤语便浅，作谐谑语便妙。”(《岘佣说诗》)前者虽然断言“悲感已极”，然既能“故作豪饮之词”便说明毕竟尚有一定的豪情在。后者说二句为“谐谑语”，也就是“开玩笑”。“开玩笑”固然体现着乐观或豪放，然而即将与大批同胞踏上不归之路的人所开的玩笑，其中不会没有一定的悲感与无奈。可见两种说法看似不同，而实则基本一致。只是“悲感已极”之说将“悲”看得过重了，而“谐谑”之说又将悲感看到过轻了。然两种说法都是比较全面，也比较深刻的。而单纯的“主豪”说、“主悲”说，二者均未嗅出该诗之“复合香型”的味道。
我们还应注意到，主人公既有“悲”情，便说明他已有了“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思想准备；而其能“作谐谑语”，还能从容地“醉卧沙场”又说明他对“不复还”并不那么畏惧。同时既是怀着“一去不复返”的心情而“醉卧沙场”，便不会滥醉如泥或一卧不起。所以这“醉卧沙场”正是“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白马篇》)的准备或前奏。只是这样的前奏与准备，带着异乎寻常的狂放性、浪漫性，故而其“悲”其“醉”既无损于烈士形象，也无愧于时代精神。正如不能因为《木兰诗》中两次出现“不闻爷娘唤女声”，就说木兰缺乏英雄气概。也不能因为范仲淹《渔家傲》中有“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慨叹，便否认他那慷慨守边之壮志。
读王翰这首《凉州词》很容易使我们想起李白的《客中作》来：“兰陵美酒郁金香，王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对它的评论也有“豪情说”、“乡愁说”两种意见。其实此诗也是“复合香型”的诗篇。因为全诗句句有豪气、句句含乐观。然而这豪气、乐观是主人“能醉客”时才有的，一旦主人不再“醉客”或“醉”过之后，岂不又是乡愁满怀吗?而且就在他高吟“不知何处是他乡”的当时，又何曾忘记身在他乡的现实呢?如果真的“不知何处是他乡”的话，他便不会提及“他乡”了。可见该诗也是一首悲豪交融的“谐谑诗”。而且其兰陵酒、玉石碗与《凉州词》中的葡萄酒、夜光杯又有多大差别呢?何况两位主人公王翰、李白又都是“酒仙”，二诗也都是七言绝句，故而将此二诗合起来吟诵也颇有趣。
三、在艺术上，该诗有四个突出的特点：风格的浪漫，感情的跌宕，意境的模糊，剪裁的巧妙。
先看风格的浪漫。首先表现在宴席的豪华、言行的狂放上。宴席的豪华，其酒其杯足以证明；言行的狂放，表现在军乐催促出发，而主人公竟然毫不在意而照常豪饮，以至“醉卧沙场”；而对别人的劝告还振振有词。这和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以及“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的情调、心态颇相似，两诗都是浪漫风格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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