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驱拂不去的忧郁……

作者:周文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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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让他痛心的是:苗族人民虽然承受了太多的苦难,但他们却不能设法去改变这种状况,他们只是过着安于现状的生活,一代代将悲剧延续下去。
  沈从文对湘西苗族人民所怀的感情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他赞赏他们的淳朴善良,另一方面,他又为他们可悲的处境和命运感到悲痛。悲痛之中他又悲哀地看到这些处于苦难之中的人民自己对自身悲剧性处境的茫然无知。他们对生命缺乏自觉的追求,更谈不上把握自己的命运。他们的生命形式虽然与自然相和谐,但他们实际上还是处于蒙昧的生命状态。沈从文对他们蒙昧的生活深感痛惜。在不少作品中,他都流露出对湘西人民蒙昧生活状态的忧虑。例如《萧萧》,十二岁的童养媳萧萧在自己经历了不幸之后,又把这悲剧延续到了下一代的身上:为自己的儿子娶了一个年长他六岁的童养媳。新媳妇进门的时候,萧萧抱了自己的新生儿在一旁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一切都没有改变,又一个萧萧诞生了,而原来的萧萧还是那样茫然。生命就这样一代一代延续,悲剧也这样一代一代延续。
  其实,说湘西苗族人民对自己的悲剧性处境茫然无知,缺乏生命的自觉并不恰当。自古以来,面对统治者的残酷压迫,苗族人民从没有停止过争取自由的斗争。著名的乾嘉起义就是一次持续十数年,规模巨大、影响极广的苗民反清大起义。流传在民间的歌谣“平陇吴八月,上山能降虎,下海能降龙,哪怕清兵千千万”,就反映了人们对起义领袖吴八月的歌颂和勇于斗争的昂扬斗志。但是,由于力量单薄,为求生存所进行的反抗总是受到残酷的镇压,苗族人民在封建政府的统治下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不能不承受命运的悲凉也是事实。沈从文看到了这一点,就不能不为之感到忧郁。
  在《边城》里,沈从文同样怀有这样的忧郁。他曾经几次谈到过翠翠这一形象的来源,其中一次是在《湘行散记》的《老伴》一篇中。他说到当年军队上一个伙伴,在一个小县城看中了一个绒线铺的女孩子。为了接近这个女孩子,他向沈从文借钱到绒线铺去买了三次带子,并且赌咒以后一定要回来娶那个女孩子做媳妇。沈从文承认翠翠那明慧温柔的品性就从这个绒线铺女孩子的印象而来。十七年后,沈从文在回乡途中再次来到了这个小县城,来到了这个绒线铺。令他惊讶的是,十七年前那个明慧温柔的女孩子依然在铺子里两手交换挽她的棉线。后来才知道,这个女孩是当年那个女孩子的女儿,而他的父亲就是自己原先的那个伙伴,他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只是愿望虽然实现,当年那个“伶俐勇敢”的伙伴却早已消失不见,“时间同鸦片烟已毁了他”,他的眉宇间透出“安于现状的神气”。这使沈从文感到十分凄凉。他好像被“时间”意识猛烈地掴了一巴掌,什么话也说不出。人生的不可把握,命运的变幻莫测,湘西人民一代又一代地延续着这种悲凉的命运。所有这些都增加了他的忧虑,融入到《边城》的感慨之中。
  《边城》里也写到了这种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悲剧的重复。翠翠母亲对于翠翠的命运具有强烈的暗示意义。翠翠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她母亲的悲剧性道路。在老船夫的心头,时时横亘着女儿当年惨死的情景,而“翠翠一切全像那个母亲,而且隐隐约约便感到这母女二人共同的命运”。
  老船夫到处奔走,希望能够为翠翠安排一个美满的未来,摆脱母亲的悲剧性命运。可是仿佛命中注定,由于种种的误会和偶然,他在忧虑中倒下了。而翠翠和傩送虽然都作出了自己坚定的爱情选择,但是他们仍然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傩送最终不知所终,翠翠只能够无可奈何地等待。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谁知道迎面而来的将是什么呢?沈从文在这里融进了自己对人生命运和民族命运的感慨。苗族人民未来的命运是什么呢?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够摆脱这种悲剧的循环,真正把握住自己的将来呢?这,或许就是使作家忧虑的更为深层的因素。
  对于沈从文在《边城》里这种忧郁情绪的内涵,朱光潜的说明是相当准确的:“它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郁隐痛,翠翠似显出从文自己这方面的性格……他不仅唱出了少数民族的心声,也唱出了旧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这就是他的深刻处。”⑤
  
  结语
  
  从沈从文忧郁情绪的来源来看,作家的心灵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他看到了湘西人民自然人生形式的悲剧性,为其蒙昧的生存状态深感忧虑,希望他们能真正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另一方面,当湘西人民开始摆脱自然人生形式,与现代社会相交通时,他又为这种自然人生形式所蕴涵的淳朴美的失落感到忧郁。真是进亦忧、退亦忧。但它并不是沈从文一个人的矛盾,它是一切弱小民族在发展途中都要面临的问题:保存民族文化传统与发展现代文明的矛盾。
  这一矛盾在历史的转型期常常折磨着思想者的灵魂。众所周知,当不同民族文化相遇时,虽然弱小一方也会对强大一方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但强大一方却更具优势和影响力。这并不意味着弱势文化一无可取,事实上,单从道德层面来看,很多时候弱势文化比强势文化显得更富人情味。也因此保存其精华常常成为折磨思想者的一大难题。在中国历史上,汉族文化是强势文化,苗族文化是弱势文化。苗族生活更多地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如果说这两者之间的冲突还不太明显,那么当西方文明之风吹进古老的中国大陆时,人们所感到的冲击就要大得多了。相对于枪炮开路的西方世界,不仅苗族文化,甚至汉民族自身也显得古老而落后。于是向西方学习就成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呼声。“五四”就是一个规模和影响空前的西方思想涌入中国社会的时期。很多人不遗余力地鼓吹西方的先进,对传统取否定态度。沈从文不是一个激烈的革命者,他在西风东渐中仍然看到了传统的长处。他希望在改革进步的同时保存民族的优秀品德,即使这种品德已经失落,他也希望能够用他的作品唤起人们的注意,实现民族品德的重造。他的力量尽管微小,赤子之心足可敬佩。
  同样的问题今天仍然存在。全球化浪潮中,如何在发展的同时保存中华民族自身的传统?又该保护怎样的传统?作家已经无法提供答案,人们不能不深思慎行。
  
  ① 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见《沈从文文集》 (国内版)第十一卷,花城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92年版。
  ② 刘西渭:《<边城>与<八骏图>》,原载1935年6月《文学季刊》第2卷第3期,转引自王珞主编《沈从文评说八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年版。
  ③④ 沈从文:《长河•题记》,见《沈从文文集》 (国内版)第七卷,花城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92年版。
  ⑤ 朱光潜:《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花城》,198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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