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诗意的消解和人性的沉浮

作者：黄彩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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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而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两类文字是最有力量的：一类是鲁迅式的愤激沉郁，一类是沈从文式的舒缓从容。和鲁迅先生决绝的启蒙立场不同，沈从文以一个“乡下人”的眼光和平等的民间立场温和地去看待湘西的“人和事”，平静中透出悲哀与忧愁，他的短篇小说《丈夫》和《萧萧》就是这样，娓娓道来“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
　　
　　一、人性的沉浮：压抑与自由
　　
　　沈从文对于人性的表达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偏好，他试图表现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这在他的代表作《边城》里有着更为完整和成熟的表现，而《丈夫》和《萧萧》又恰似朴素的原生态风俗画，这一切都与三十年代的主流文学格格不入，无疑，处在边缘地位的沈从文是压抑的。
　　《丈夫》《萧萧》和《边城》一样，写的正是“压抑”，显然这与沈从文所推崇的健康和自由的理想境界是有距离的。《丈夫》和《萧萧》写了传统的恶俗对于人的制约，在《丈夫》里，许多乡下年轻的丈夫把妻子送到城里卖淫“竟是极其平常的事情”；而《萧萧》也写了令现代人匪夷所思的童养媳习俗，十二岁的萧萧做了年纪还不到三岁的“拳头大丈夫的小媳妇”。沈从文用了平和细致的笔触叙述了人物的顺从和认命，“丈夫”像别的男人一样进城到河船上看望做“生意”的妻子，而对于萧萧来说，“出嫁只是从这家转到那家”，这样的“顺其自然”背后其实是一种人性极端的扭曲，是对生命自由的否定。
　　然而这样的解读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丈夫》和《萧萧》流淌出来的情绪并不像它们表面上的文字那样单纯，在无奈和压抑的背后，有一种自然的人性的力量在破土而出，而这也正是沈从文的与众不同之处。当“丈夫”目睹了妻子老七被醉酒的大兵和巡官之流欺辱之后，终于“把票子撒到地下去，两只大而粗的手掌捂着脸孔，像小孩子那样莫名其妙的哭了起来”，这是一种绝望和屈辱的哭，更是一种懵懂过后本能的苏醒和释放，小说结尾“丈夫”带着妻子回乡下去了，为了男人的自由和尊严，“丈夫”终于由屈从转为抵抗了；而《萧萧》里，“婆婆虽生来像一把剪子，把凡是给萧萧暴长的机会都剪去了，但乡下的日头同空气都帮助人长大，却不是折磨可以阻挡得住”。自然的人性是无法压抑的，虽然还是一颗“糊糊涂涂的心”，但“终于有一天，萧萧就这样给花狗把心窍子唱开，变成个妇人了”，怀孕后的萧萧试图逃走但被抓住了，“照规矩”是要“沉潭”或者是“发卖”的，但后来因为生了儿子并没受到处分，反而被“丈夫”家里人接纳了，“一家人都欢喜那儿子”，结尾萧萧的私生子十二岁的牛儿也接了比他年长六岁的“媳妇”，而“这一天，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毛毛，在屋前榆蜡树篱笆间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与《丈夫》不同，萧萧在经历了短暂的自由和反抗后，又进入了更长久的麻木与压抑，而无法抗拒的命运又是这样可怕地轮回着，令人窒息。两篇小说的结局都是开放性和转折性的。
　　也许，健康和完美的人性永远都是乌托邦想象，真实的人性和命运一样起起落落，在《丈夫》和《萧萧》中，人性的野蛮与温暖、麻木与觉醒、压抑与释放就是这样纠缠着，沉浮着，让人无法评说，同时也给文本的结构带来了无穷的张力。
　　
　　二、诗意的消解：梦与现实的分离
　　
　　沈从文在《烛虚·小说作者和读者》中认为小说包含两部分：“一是社会现象”，“二是梦的现象”，写小说“必须把现实和梦两种成分相混合”。《丈夫》和《萧萧》既有对人物生存状态的写实性描摹，又有对人生理想追求的抒情性想象。
　　《丈夫》《萧萧》一方面写了旧的文化习俗对人的压抑，另一方面也写了现实对人的压迫。《丈夫》开头用了相当的篇幅介绍了“卖淫”的习俗，“这样丈夫在黄庄多着！那里出强健女子同忠厚男人。地方实在太穷了，一点点收成照例要被上面的人拿去一大半”，这里，“卖淫”与道德无关，是因为贫穷和生存压力；而《萧萧》里也写了“童养媳”习俗产生的经济原因，“媳妇年纪大，才能诸事作帮手，对家中有帮助”，嫁过门的萧萧其实是保姆，“绩麻、纺车、洗衣、照料丈夫以外，打猪草推磨一些事情也要做，还有浆纱织布”。然而在这样的生存困境面前，无论是“丈夫”还是萧萧都表现出顽强和坚韧，“丈夫”是屈辱地活着，萧萧是“舍不得死”。《丈夫》里写到夜晚的“花船”上“男子拉琴，五多唱歌，老七也唱歌。美孚灯罩子有红纸剪成的遮光帽，全舱灯光红红的如过年办喜事”，写到五多“梦里在乡下摘三月莓”，这里的“琴”与“梦”正是这些平凡的乡下人在沉重的现实面前对未来的憧憬；而在《萧萧》里，也多次描写了萧萧的“梦”，萧萧“梦到后门角落或别的什么地方捡得大把大把铜钱，吃好东西，爬树，自己变成鱼到水中各处溜。或一时仿佛身子很小很轻，飞到天上众星中”，还“常常梦到女学生，且梦到同这些人并排走路”，“鱼”、“飞”是自由的象征，小说多次提到“女学生”，对于祖父和其他的乡下人来说，“女学生这东西，在本乡的确永远是奇闻……这些人都近于另一世界中活下的人，装扮奇奇怪怪，行为更不可思议。这种女学生过身时，使一村人都可以说一整天的笑话”。而萧萧羡慕并愿意做“女学生”，因为她已朦胧感觉到“女学生”代表着一个能自由选择的世界，但她终于没能做成“女学生”。在《丈夫》和《萧萧》里梦与现实是分离的，“梦”是短暂的，就像偶尔路过乡下的“女学生”一样是过客，而现实是残酷的，所以男女拉琴唱歌的欢乐会被两个“醉鬼”打断，于是，诗意被生活无情地消解了。《丈夫》《萧萧》不是火山爆发式的悲剧，而是一点一点渗透出来的悲凉。表面看，两篇小说的结局似乎有点“团圆”的意味，丈夫带着妻子回家了，萧萧既没“沉潭”又没“发卖”，但“丈夫”尊严被唤醒后又如何面对曾经卖淫的妻子以及未来的生活压力呢？而萧萧因为生子后的“平安无事”又何尝不是一种悲哀和嘲讽呢？
　　
　　三、两种文化的隔绝：城市与乡村
　　
　　不难看出，在梦与现实分离的同时，沈从文又一如既往地构建了两个世界：乡村／城市，这两个世界也同样是对立与隔绝的。就结构而言，《丈夫》可以看做是乡下人进城／返乡的故事，而《萧萧》也可看做是乡下人对于城市的短暂的想象，对萧萧来说，她有关“女学生”的“模模糊糊的愿望”其实也是一次“精神”的旅行：“进”城／返乡。乡下的“丈夫”对“城市”是那样的不适应，小说写了“丈夫”对“城里人”水保的答非所问，城市对于“丈夫”来说，永远是一个陌生的世界，而在一天一夜的时间里，“丈夫”又亲眼目睹了“只有城市里才需要的恶德”，无论是两个大兵醉鬼还是“威风”的巡官都代表了城市的肮脏，他们是老实的乡下人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掠夺者，最后夫妇俩选择了离开。《萧萧》同样写了城市与乡村的隔膜，代表着城市现代文明的“女学生”对于封闭的乡村来说，只能是“另类”，是“东西”和“笑话”，当怀孕后的萧萧恳求花狗带她到城里去“自由”时，花狗拒绝了，在他看来，城里“讨饭也有规矩，不能随便”，最后试图逃进城的萧萧完成了对城市的短暂憧憬后又依然回到了现实——照“规矩”生活的乡村，虽然不知道“是谁定的规矩”。城市与乡村所标志的两种文化是隔绝的，就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在我看来，沈从文的文本总是设置着二元的悖论，无论是人性的压抑／自由，还是梦境／现实的分离，抑或是城市／乡村的隔绝都无一不充满着深刻的悲剧感，平和从容的叙事背后流露出的是无奈和荒凉的人生，与鲁迅先生相比，他的文字是另一种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