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毛泽东诗词书法中的精神气质别解

作者:庄伟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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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以他的禀赋观察,其诗词书法的“气性”有一种狂傲之气。这从老毛垂青和赏识大诗人李白的诗词中便可看出。譬如他对李白的《将进酒》以及表现出来的狂放不羁、气势非凡说过一些赞美的话,毛在阅读这首诗时,在标题后连画三个小圈,并在天头上批注“好诗”两字。此外,他对李白的其他诗作也极其喜爱,如“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等名句,划下一道道着重线。大凡是李白的诗作,他总是再三吟诵,不忍释手。在毛泽东的眼中,李白的诗词“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俗之气”(见毛岸青、邵华:《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习书法》)。而在其诗中如《沁园春·)》中对秦王汉武、唐宗宋祖和成吉思汗的评价,则流露出一种居高临下、雄视千古的霸气状,“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又如他通过赞美庐山仙人洞边傲然挺拔的苍劲青松,来借喻自己从容不迫、超凡脱俗的狂傲性格的“乱云飞渡仍从容”;再如他笔下的“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种嘤嘤鸣声,尽管抒发了对宇宙万物的无限感慨,同样充满着青春时代的狂劲;而他早年的诗作《咏蛙》:“春来我不先开口,那个虫儿敢作声。”更是傲视同群,狂气十足,令人惊心动魄,这与毛泽东曾写下的豪言壮词“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如出一辙。如果说毛泽东诗词中所表现的那种气盖昆仑、扭转乾坤的狂傲气性,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空前壮举,那么体现在其书法上也是空前的。在《送瘟神》中最后一个“烧”字,放笔大书,真是兴至神定,挥洒自如,狂傲之气凌厉可见。当然,毛泽东这种气性也可理解为一种浩气、霸气或者说英雄气概。由于在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世界,正如我们从武侠小说中去寻求一种笑傲江湖的气概,只是剑客或侠士都带有一抹逍遥而悲壮的味道,我们也可从风靡一时的《英雄》电影中去寻找这种气概。因为气之连贯,一脉相通。作为生长在特定的历史时代的特殊人物,必然留下这个历史时代在他身上打下的鲜明烙印,毛泽东也不例外。
  其次,以他的个性考察,毛的诗词书法中蕴潜着一种叛逆精神。毛泽东天性中对令人窒息的封建道德和教育方法,从厌恶到不满,逐渐滋长起强烈的反叛意识和斗争意识。他所赏识的唐代“三李”中,尤其独重李贺的叛逆精神,包括非常喜爱李贺的浓重的浪漫主义风格和独树一帜的天才诗风。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六日南宁会议讲话中,他说:“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李白、李贺、李商隐,搞点幻想。”李贺是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代表诗人,而浪漫主义的注重想象、大胆创新恰是毛泽东的重要性格内容之一。他的诗词同样颇受李贺诗的影响,在其词句中隐约显现李贺的影子。他所作的《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词中的“一唱雄鸡天下白”及《念奴娇·井冈山》中“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即是化用李贺《致酒行》中“雄鸡一声天下白”而成。一九四九年写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中,“天若有情天亦老”更是一字不差地引用了李贺的诗句,但毛泽东在诗词中赋予了新的含义。善于从大处着眼兼有诗人气质和哲人风度的毛泽东,对李贺的《梦天》一诗也非常喜欢,此诗有晋人游仙诗之风。“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评家黄陶庵据此认为李贺是“鬼才”,方有此等“仙语”,毛泽东阅后深表赞许和认同。他在《七律二首·送瘟神》中的“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等诗句以及《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显然受到李贺《梦天》的影响。
  当然,毛泽东喜爱读李贺的诗,不仅是因为李贺的诗好,尚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欣赏李贺不满封建统治,不迷信封建帝王的叛逆意识。李贺在《金铜仙人辞汉歌》中写道:“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天迹”;在《苦昼短》中写道:“刘彻藏陵多滞骨,嬴政梓棺费鲍鱼”,诗中直称汉武帝为“刘郎、刘彻”,直呼秦始皇为“嬴政”。对此,毛泽东说,中国儒家对孔子就是迷信,不敢称孔丘,李贺就不是这样,对汉武帝直称其名。
  正是因为有着强烈的反叛个性,驱使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逐渐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他从不因循世代沿袭的陈规陋习,坚持独立思考。他在长沙求学前夕抄了一首诗送给他的表兄:“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表达了自己志在四方的襟抱和决心,这种思想无不表现和渗透在他以后的诗词和书法艺术之中。之后,他从一个自在的旧制度的叛逆者转变为自为的爱国主义者,不断学习新知识,接受新思想。无论是吟诗作赋,挥洒笔墨,皆力求寻找一种最佳的表达方式,去宣泄抒发胸中的浩然之气、愤懑之气,从而形成天性的反叛意识与执著的忧国济世精神相互融合起来的人文情怀。
  再者,我们在阅读和欣赏毛泽东的书法时,是离不开其诗词的,反之亦然。他的诗词与他的书法可谓交相辉映,珠联璧合;他的诗情与书意则是紧密相连的,既给人以悦目赏心、出神入化的撼动力,也给人以浪漫、幻想、飘忽、高蹈的冲击力。从毛泽东的诗词和书法中,不仅可以读出浪漫主义的身影,也可以看出共产主义“乌托邦”式的虚幻镜像,这些都浸透在其诗词书法中的每一个意象、每一个夸张、每一句诗眼乃至每一缕点画之中,这也可视作理解毛泽东诗词书法艺术中的形象、意境和气性的基础。尽管他的诗书相互交映,也在某种程度上真实地展示了一段悲壮浩茫的所谓革命历史画面,但与其这样形容,不如说这是毛泽东个人的经历写照,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体现,这些在他笔下既有可观性又有可感性,同时含纳着生命的某种律动。也许,我们的心灵无法完全抵达并从中获得真正的触动或感应,却可感觉到莫名的亢奋和震撼是如此的怦然作响。
  《华严经》中有:“了知境界,如梦如幻。”意指人生达到彻透之悟的程度,人生其实无非就是梦幻泡影。佛学所谓的“境界”,指的是阶级、阶梯、程度、范围等。中国历代文论中常用的境界,其含义指一种特殊的人生境遇和艺术意境。清代王国维的“境界”说,同样指人生境界、学问境界,也指艺术境界。如是观之,毛泽东诗词书法中的境界更像是如梦如幻,即梦幻的境界。他笔下的豪放之情,大多浪漫色彩浓烈,如凌云驾雾,虚幻飘忽,多属云端中语,固然气势腾挪跌宕,仪态摇曳多姿,精神贯注风发,但与读者有相隔之感,难免给读者的欣赏带来一定的障碍。如“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遣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不须放屁,试着天地翻覆”、“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等等诗句,的确精彩无比,舒展高远,却与现实本身相去甚远,读后常给人留下不知所措之憾,甚或令人不可思议。
  毛泽东的书法艺术就整体风格而言应属豪放派,在不同时期又风貌迥异、各有千秋。如他写的《沁园春·)》《送瘟神》《清平乐·六盘山》《鲁迅诗一首》等,在共同风格基础上,又各显神采。或笔势乘斜,有剑拔弩张之势;或豪纵泼辣,有淋漓痛快之感;或雄奇劲利,有遒健雄强之美;或流丽酣畅,有饱满奔放之情……然而,因其用笔狂放,拓落不羁,纵横驰骤,神奇变幻,给人以如梦如幻之感,使人仿佛进入一种虚无缥缈、翻腾幻化的境地。
  写诗作书之难,难在境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谈诗书论诗书也是令人头疼的难题,同样难在境界,这应是学问境界,而谈论毛泽东诗词书法艺术之难便可想可知。我们说毛泽东诗词书法的艺术境界如梦如幻,是与其气度、个性、学养、风格、神韵、格调等分不开的。如果说审美是一项天才的事业,文学艺术则是天才审美经验的物态化或形象化,其本质当是游戏。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文学小言》有此说法:“文学者,游戏之事业也。人之势力,用于生存竞争而有余,于是发而为游戏。”从文学的终极意义上看,创作本质就是一种特殊游戏,一种表达或言说的游戏。海德格尔说:“作诗压根儿不是那种径直参与现实并改变现实的活动。诗宛若一个梦,而不是任何现实,是一种语词游戏。”王国维的审美艺术观其中就有“艺术是剩余精力的发泄,其本质是游戏”之说,当然,他指的是作为“文化”的高级形式,即审美艺术文学活动。如此说来,毛泽东诗词书法艺术中所建构的梦幻境界,是否也可看作是一种游戏,一种自由幻想的游戏,一种心灵高蹈的游戏,一种精神张扬的游戏?
  至于毛泽东诗词书法艺术是否是毛泽东文艺理论和诗词观的生动体现?或者说这个问题是否可作为我们打开欣赏和评价毛泽东诗词书法艺术大门的钥匙问题等等,我想就只好留给大家去作更进一步的探讨和对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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