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反叛与自由
作者：曹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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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方式,通俗的说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正所谓俗话说的人有人路,兽有兽道｡海德格尔把写作､思考和孤独看做是一种生存方式｡我以为卡夫卡的世界就是这样,他所选择的生存方式就是在他所构筑的荒诞世界､精神领域追寻自由的反叛,在反叛中寻求最大的自由｡
卡夫卡的创作个性和文学世界以及生存方式可以在他成长过程中找到背景,一八八三年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一个犹太商人家庭,父亲是白手起家的百货批发商,为人性情暴躁,对子女实行家长式统治;母亲忧郁而好幻想｡因为两位双亲忙于商业事务,卡夫卡从小经常一个人或被托付给别人照料｡令人窒息的家庭环境,使卡夫卡从小养成畏惧父亲,内向孤僻,满怀忧郁,优柔寡断的性格｡遵父命从小学至中学在德语学校读书,在学校由于犹太人使用的不是希伯来语而是德语,受到非犹德语学校学生的挤兑,同时又受到非德语学生的孤立,语言上陷入“孤岛”,使他有一种漂泊感､失落感､孤独感,后又迫于父命改修法律,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这就又形成了他孤独､敏感､恐惧､追求自由､公正的特性｡矛盾的性格反映在矛盾的生活现实中｡他首先是反叛,在外表沉默寡言的背后,他以文学的空间反叛了,将写作作为生存在世的唯一目的,也即生活方式,对抗着他看透了的社会或者叫做永远看不懂得的世界,为了文学的神圣,卡夫卡“别无所求,别无所能,别无所愿”①｡一切与文学无关的事情都使卡夫卡想到无聊､憎恨,其中包括职业､家庭和亲情｡由于“心中空虚迷茫,活像一只失群的羔羊”,“如此失落孤独,有没有诉苦的力量”②｡卡夫卡把自己放逐在文学的草原上,在文学这个广袤的天地里,“纵览一下人与兽的群体,认识他们的根本嗜好,愿望､道德理想,追溯它们的本源——那些简单的规范,我自己也尽快朝他们所取得方向发展,以求所有的人对我都满意｡这样使人满意(这里出现了飞跃),即我既不失去大家的爱,又作为唯一不同于下油锅的罪人,能够公开的当着所有人的眼睛,将居于我内心的卑劣的东西抖擞出来｡”③卡夫卡曾说“我是一只长得非常怪样的鸟,我是一只穴鸟,一只Kavka(寒鸦)” ④｡在这里他可以自由飞翔,这种地窖中的穴鸟般的生存方式不仅仅显示了卡夫卡封闭内敛的性格和生活形态,对小说家卡夫卡也是一种世俗化的外部世界的生活相对抗的一种内在生活方式(我倒觉得很像老庄的哲学)｡他在一九一三年八月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唯一的职业是文学｡”⑤又在第二年八月六日的日记中写道:“以文学为出发点来看我的命运,则我的命运十分简单,表达自己梦幻一般的内心生活｡”⑥在文学天地里他自由地挥洒着思想､自由地舞动着词句,何等幸福｡看,卡夫卡向父权抗争了｡《判决》《变形记》《司炉》是卡夫卡早､中期的代表作,这三部作品的共同特点是都直接出现了父亲这个形象,而且这些父亲都使他们的儿子胆战不已｡《判决》中的父亲严密监视着儿子的一举一动,甚至儿子因为婚姻问题而给国外的朋友的通信他也了如指掌｡而且这个父亲狂暴易怒,当儿子将他的病体放到床上,给他盖上被子时,他突然一跃而起,其手指可以触到天花板,显示出他作为儿子心目中的巨人和最高法官的真正形象｡《变形记》中的父亲对儿子的变形怒不可遏｡对儿子的变形他非但不予以应有的关心,而且还厌恶地把一个烂苹果朝儿子扔去,不偏不倚正好击中儿子的背部,造成了儿子致命的创伤｡另外,三部作品中的父亲都可以自由地对儿子进行“判决”｡比如:《判决》中盖奥尔格被判处跳水自杀;《变形记》中格里高尔一开始就被判为毫无用处的废物,继之被苹果砸伤;《司炉》的主人公因年少失足而被父亲罚不当罪,永远放逐他乡,这实际上无异于死刑判决｡卡夫卡用大量的作品来表现着父与子之间的冲突,这与他的畏父意识有着直接的联系｡从孩提时代起,父亲那咄咄逼人的强悍和魁梧的体魄就使他敬畏不已了,在父亲的庞大身影面前他颇有一种自愧弗如的感觉,除了这种形体上的压抑感外,更使卡夫卡害怕的是父亲的禀性｡父亲动辄就对他“大声嚷嚷”､“百般责骂”,甚至“诽谤”､“凌辱”,譬如吃饭时父亲狼吞虎咽,“孩子们也得赶紧吃,饭桌上死一般沉寂”,否则就是严厉的警告:“先吃饭,后说话!”“瞧你,我早就吃完了!”睡觉时,父亲“会几乎毫无道理地走来”,半夜三更将弱小的卡夫卡揪起来,拽到阳台上｡当他向卡夫卡发脾气时,总是把语言运用到极限,或拿“我把你像一条鱼一样撕成碎片”相威胁,或责骂儿子“真是一头大肥猪”｡这样一位滥用父亲权威的人,当然不允许儿子有任何个人想法,对此儿子只能发出哀叹:“……我无法表示任何异议,因为您压根儿就不可能平心静气跟人商量一件您不同意的事;您那专横的禀性不允许您这样做｡”⑦父亲的集权统治也使卡夫卡无法理解他,觉得他是那样的高深莫测｡他为卡夫卡订了许多原则､戒律,可作为“楷模”的他“却可以不遵循”｡当卡夫卡遵守他的原则､戒律,跟他的意见完全一致时,他又挖苦卡夫卡怯懦,要求他跟他“对着干”｡因此在卡夫卡眼里这位父亲就有了“一切暴君所具有的那种神秘莫测的特性”｡甚至连父亲的脸上“绽出的一丝特别美､极其难见到的恬静､满意､嘉许的笑容”,也足以使卡夫卡感到“深深的负疚”｡因此卡夫卡的畏父意识逐渐蔓延､扩展,最终笼罩了他人格的各个方面｡于是他的作品中的各种奇特图像都成了他内心恐怖的折射｡他甚至向自己的生父明确宣称:“我写的书都与您有关,我在书里无非是倾诉了我当着您的面无法倾诉的话｡”⑧卡夫卡的畏父意识集中体现在《致父亲的信》中｡该信写于一九一九年,卡夫卡原本想托母亲转交,但母亲担心这只会激化父子之间的矛盾,未予转交,因此事实上它成了卡夫卡一个人的真正的内心独白｡这是一封汉译文长达三万五千字的信,其开头,卡夫卡就毫不掩饰地将他的畏父情绪和盘托出,卡夫卡愤怒地写道:“在我眼里的世界就分成三个部分｡我,是个奴隶,生活在其中的一个世界,受到法律的约束,这些法律是单为我发明的……第二个世界,它离我的世界无限遥远,这是您的世界,您行使着统治权,发号施令并且还因为您的命令得不到执行而烦恼生气｡最后还有那第三个世界,其余的人都在那里过着幸福和自由自在的生活,没有人发号施令,也没有人惟命是从｡我夹在中间左右为难｡”⑨我们清楚地看到,无疑,这所有一切,作为儿子的卡夫卡的无奈是痛极至深的:“对我来说,您可不是什么珍奇的物件,我没有选择的余地,一切我只能兼收并蓄｡”⑩他在这样的倾泻中体会着自由的反叛,在反叛的自由中畅游｡
与此同时,由于酷爱文学,中学时对歌德､狄更斯､卢梭及法国自然主义文学和斯宾诺莎､尼采､达尔文的思想有极大的兴趣,大学时代接受了存在文学先驱丹麦哲学家基尔凯戈尔的思想和中国老庄哲学的影响,这些又和他从小到大的压抑混合造就了他内敛､封闭､羞怯的性格,这种性格背后,是一颗敏感的内心,极易受到伤害,因此卡夫卡对外界总持有一种戒心,形成了他个人独特的认知和选择方式,我也把这些称之为卡夫卡似的反叛与自由,几次爱情经历就是在这样的反叛中表现着他独有的自由选择｡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七年期间卡夫卡和一个叫菲莉斯•鲍威尔的姑娘两度订婚,又两次解除婚约,从现留的保持了五年之久的频繁通信来看,卡夫卡与菲莉斯的关系,一开始就充满了不幸和悲剧的因素｡从爱情方面来看,卡夫卡是一个激情坦诚的理想主义者,但从婚姻观点来看,他是惰性的､虚无的｡在他看来,在这个太讲责任态度且不安全的世界上结婚,建立家庭,抚养和教育孩子,这是平常人所做到的最高境界,至于那么多人成功地做到这种境界,是无意识的,必须发生的事件罢了,事实上也并没有人成功,他害怕这种境界和成功剥夺属于他自己幸福的权利｡他担心不能写作,庸庸碌碌,日常生活会熄灭他的热情之火｡对文学的爱使他否认了包括爱情与家庭在内的婚姻,这种形式他承认它敌意地存在､破坏和消灭他的内心活动｡一九一八年卡夫卡又认识了一名叫尤丽叶的姑娘,半年后订了婚,由于父亲的反对,这次订婚也失败了,卡夫卡终于承认自己“精神上实际没有结婚能力”｡和一名非犹太籍的女作家密伦娜•耶辛斯卡的交往使得卡夫卡更进一步认识到爱情并非以婚姻为归宿｡他写道:“通过婚姻可以拓宽和提高自我生存｡这是说教｡”(11)经过多年的痛苦生活,卡夫卡那“目的遥不可及”的思想到此已经发展成熟,凭他清醒的自由选择和对自己的了解放弃婚姻以反叛因自己无精神能力承担的世俗家庭可能带来的羁绊,这正体现着卡夫卡似的生存方式,仅从这一点卡夫卡远比我们凭借命或缘来维系婚姻更勇敢,更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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