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沈从文的“和谐社会”

作者：赵金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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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从文的《边城》以神仙般清丽飘逸的情调,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令人神往的神仙境界｡这一境界的突出特征是“和谐”｡和谐产生着恬淡,恬淡孕育着自然,自然生产着优美｡《边城》便以这多种美质调和而成的和谐意蕴逼近并浸润着读者的心灵｡
　　它首先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桃源梦境｡这是沈从文的“和谐社会”｡这一桃源梦境与陶渊明的桃花源境界有着内在的精神联系,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的皈依与追求｡但沈从文的桃源梦境绝不是先人的翻版,它具有新的内涵｡它通过对湘西带有原始情调和神秘色彩的自然环境与风俗习惯的描写,熔原始的神秘美､自然美､风俗美和人情美､情感美于一炉,进而形成独具情调的意境美,以表现作者关于理想社会的构想｡
　　沈从文的“和谐社会”包括三个部分:和谐的自然环境､和谐的社会环境与和谐的生命形式｡这三者是递进关系:和谐的自然孕育了和谐的社会,和谐的社会又孕育了和谐的人生｡作者对优美的自然环境的描写自不待说,对优美的社会环境的描写也非常感人｡“边城”本是一个商业码头,但人们在交往中看中的却是“情义”二字:老船夫忠于职守､不取分文,船总顺顺慷慨豪爽､乐善好施,少女翠翠诚实善良､乐于助人,就连屠夫､妓女也都重义轻利､守信自约｡茶峒人的人生信条浸润着浓郁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感情好的,互相咬着嘴唇咬着颈脖发了誓,约好了“分手后各人皆不许胡闹”,四十天或五十天,在船上浮着的那一个,同留在岸上的这一个,便皆呆着打发这一堆日子,尽把自己的心紧紧缚定远远的一个人｡尤其是妇人感情真挚,痴到无可形容,男子过了约定时间不回来,做梦时,就总常常梦船拢了岸,一个人摇摇荡荡的从船跳板到了岸上,直向身边跑来｡
　　这是“边城”嫖客与妓女的生活情状｡那情形“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
　　诗意化的自然环境和牧歌式的社会环境,造就了“边城人”自然､健康､优美的生命形式｡这种美好的生命形式,在翠翠身上得到了最为美好和最为集中的体现｡作者在这位主人公身上倾注了大量的热情,通过许多动人的情节和美妙的动作来描写她的温柔与聪慧,天真与机灵,展示其夺人心魄的形体美和灵魂美｡她是大自然的女儿,是“爱”与“美”的化身,在青山､绿水､清风､丽日中长养着,“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她的这种美丽的外表和纯洁的心灵是与其生活的环境分不开的,大自然既赋予了她清明如水的眸子,也赋予了她清澈纯净的性格｡这一艺术形象的出色塑造,生动地表现了作者对质朴自然的人性美的追求｡
　　上一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沈从文曾经回到他的家乡凤凰,为当地变化深感忧虑:“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的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①于是,他要通过《边城》来描写“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以及“目前堕落处”,从而从道德的角度探讨“中国应当如何重新另造”的问题②｡关于这篇小说的创作动机,沈从文说得十分清楚:“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③显然,他是要通过对“边城世界”的勾画,来建造一个“和谐社会”,进而发表他对中国民族精神重建问题的思考｡这是一个大的课题,是二十世纪中国民族精英们共同探讨的问题｡沈从文的探讨是独特的､优美的,但也是无法实现的｡他的“和谐社会”正面临着两方面强大力量的冲击:一是现代文明｡这使沈从文看到了堕落｡小说描写了作者所倾心的自然人性在“现代”急剧变化中的困窘与无奈｡团总碾坊对渡船所构成的钱与势的压力,中寨人用心不良对爷爷的伤害,龙舟赛上势利人的势利谈话等,都展露了“现代文明”对“边城世界”的侵蚀;二是命运(天意)｡它像一个巨大而无形的网,在阻挠着“美”和“爱”的实现｡它使得沈从文显得无奈而又无力——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是善良的,都是为他人着想的,然而又偏偏阴错阳差,每一个人的心愿都无法实现｡这可以说是小说一开篇就已点明的“天”意(命运)的呈现方式｡《边城》的主要情节是表现翠翠与傩送的爱情,这种爱情写得温馨含蓄､冰清玉洁､韵味悠长｡然而这种极具神性的爱情却在极具神性的社会中得不到实现:爷爷很有善意,然而正是他的人为的善意使得天保在婚事中越陷越深,也招致了顺顺和傩送的误解,真诚善良的心愿反倒造成了翠翠婚事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纠葛;顺顺为傩送着想,善意地劝他接受团总的女儿,却大大违背了儿子的心愿｡这样,老船夫和顺顺的善意,反而成了孩子们自然感情的羁绊｡同样,大老天保的谦让与出走,又带来了弟弟傩送的深深内疚,而傩送的出走,又使得翠翠深深不安,从而给他们的纯真爱情蒙上了一层阴影｡——尽管作者有意淡化与消解这两种力量所带来的忧郁,但正是这两种力量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颠覆着沈从文的“和谐社会”,将其悬置为空中楼阁｡所幸,艺术家不是政治家,他笔下的天下不过是一种纸造的美丽,不是真实的江山｡然而正是这纸上的江山滋润着一代代读者的心田,陶冶着一代代读者的性情｡正如余光中感叹宋朝赵氏与米氏的关系时所言,“那天下也许是赵家的天下,那山水却是米家的山水｡而究竟,是米氏父子下笔像中国的山水,还是中国的山水上纸像宋画｡恐怕是谁也说不清楚了吧?”④这便是艺术的独特魅力｡
　　与作者的“和谐社会”理想相联系的,是《边城》和谐的艺术形式｡这种和谐的艺术形式首先表现为和谐优美的情调｡沈从文非常重视创作主体情绪的投入,追求小说的抒情性｡他认为“真正搞文学的人,都必须懂得‘五官并用’不是一句空话!”作家应“习惯于情绪体操”⑤｡所以,无论是叙事､写景,还是勾物､画人,他都情不自禁地将自己浓得化不开的情绪渗透进去,以使事随情转,景缘情生,物因情活,人由情灵｡但是,沈从文又反对情感泛滥,主张节制感情,让情感的细流在平静的叙述中缓缓流动｡“他不像鲁迅那样,把火热的热情包裹在冰一样的冷静里;也不像巴金,是爆发的倾泻式的热情洋溢｡”而是让感情“在娓娓而谈里自然透出,平淡而辽远,不烈却撩人”⑥｡正是以这种和谐的情感表达方式,沈从文为我们描绘了边城人的牧歌式的和谐人生:
　　风日清和的天气,无人过渡,镇日长闲,祖父同翠翠便坐在门前大岩石上晒太阳｡或把一段木头从高处向水中抛去,嗾使身边黄狗自岩石高处跃下,把木头衔回来｡或翠翠与黄狗皆张着耳朵,听祖父说些城中多年以前的战争故事｡或祖父同翠翠两人,各把小竹作成的竖笛,逗在觜边吹着迎亲送女的曲子｡
　　白日渐长,不知什么时节,祖父睡着了,翠翠同黄狗也睡着了｡
　　这真是一个纤尘未染､与世无争､“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洁净世界!这种世界是缘了作者的饱蘸情韵的生花妙笔才得以诞生的｡在《边城》中,沈从文用他那挟情裹意的神笔,处处宣泄着如诗如画的情调,从而使作品处处笼罩着似烟似霞似云似水似浓似淡似清晰似朦胧的浪漫诗情｡
　　沈从文曾被称为“文体作家”,他的小说经常变换文体形式,正如他自己所言“文体不拘常例”､“故事不拘常格”,常常另辟新径｡《边城》讲述了边城人的生存境遇和年轻人的爱情纠葛,原本具有很强的故事性,但作者没有把讲故事作为重心,没有编织曲折紧张的故事情节,而是尽量淡化情节,强化情调｡作品采用散文笔法,娓娓道来,以浓郁的抒情笔调,描绘边城的世态人情,展示人物的心理世界｡这是《边城》和谐艺术形式的第二个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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