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始于蹈袭而终于超越
作者：阮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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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是李白开元十六年(728)春,于江夏送孟浩然所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诗中“孤帆远影碧空尽”,或作“孤帆远影碧山尽”“孤山远映碧山尽”｡这首诗是李白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古来共谈､备受推崇,以至于有“送别诗之祖”的盛名(《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引陈继儒语);也因为如此,围绕这首千古定评的诗,尤其是诗中“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二句,留下了许多评述和解读的资料｡检讨这些解读,可以看出主要体现了以下两方面的认识:
一是认为这首诗中“孤帆”二句,描写李白临江伫立,目送孟浩然远去,体现了对孟浩然的“无限深情”｡近人俞陛云在《诗境浅说续编》中便这样说:
送行之作夥矣,莫不有南浦销魂之意｡太白与襄阳,皆一代才人,而兼密友,其送行宜累笺不尽｡乃此诗首二句仅言自武昌至扬州｡后二句叙别意,言天末孤帆,江流无际,止寥寥十四字,似无甚深意者｡盖此诗作于别后,襄阳此行,江程迢递,太白临江送别,直望至帆影向空而尽,惟见浩荡江流,接天无际,尚怅望依依,帆影尽而离心不尽｡十四字中,正复深情无限,曹子建所谓“爱至望苦深”也｡
这里,在俞氏看来,李､孟二人作为“密友”,送行时自当“累笺不尽”才是,何以此诗只有四句,且“似无甚深意”呢?他通过分析认为,“盖此诗作于别后”,李白将无限深情全部融入了后两句之中,虽止十四字,情意却绵长无尽｡当代学者中,余恕诚先生也持此说｡他在为《唐诗鉴赏辞典》撰写的该诗鉴赏文字中,对这首诗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在他看来,《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不同于通常的送别诗,所写的离别,既非少年刚肠式的离别,也非深情体贴式的离别,而是两位风流潇洒的诗人之间的离别;加之当时繁华的时代､季节与环境,使得送者在这种离别中不仅没有因为离别而伤悲,反而有一种愉快而充满诗意的向往｡基于这种理解,他认为首句“故人西辞黄鹤楼”,因为点出是在充满美妙传说的黄鹤楼前作别,开头即“构成一种联想,增加了那种愉快的､畅想曲的气氛”,而次句“烟花三月下扬州”,因为“再现了那暮春时节､繁华之地的迷人景色”,也把“送别环境中那种诗的气氛涂抹得尤为浓郁”｡对于诗的后两句,余先生说:“看起来是写景,但在写景中包含着一个充满诗意的细节:李白一直把朋友送上船,船已经扬帆而去,而他还在江边目送远去的风帆｡李白的目光望着帆影,一直看到帆影逐渐模糊,消失在碧空的尽头,可见目送时间之长｡帆影已经消逝了,然而李白还在翘首凝望,这才注意到一江春水,在浩浩荡荡地流向远方的水天交接之处｡‘唯见长江天际流’,是眼前景象,可是谁又能说是单纯写景呢?李白对朋友的一片深情,李白的向往,不正体现在这富有诗意的神驰目注之中吗?诗人的心潮起伏,不正像浩浩东去的一江春水吗?”应该说,俞氏与余恕诚先生的解读体现了自来对此诗的一般性认识｡
二是认为这首诗中“孤帆”二句,所描写的非是与孟浩然之间的具体性､个别性感情,而是带有很强的概括性和普遍性｡这种观点主要以日本学者松浦友久为代表｡他在《李白诗歌抒情艺术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2月版)中指出:
(李白的离别诗)即使记叙了离别对方具体个人的姓名,而在诗中也多表现出这种舍弃与个别个人关系的描写倾向｡如《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对方是孟浩然,别后去处是扬州,这都是事实｡但诗中所吟咏情景和情感,则未必非专指孟浩然不可｡对方是自己的亲密朋友,正当春季,诗情基调则是以长江流水象征遥远离别,这才是诗的中心意象｡而作者与孟浩然的具体关系以及专为送别对方孟浩然的必然的个别之情,完全消融在第三､四句具有普遍性和抽象性的离别感中了｡……这种情况或许与作品仅限于七言绝句二十八字制约不无关系(第54､55页)｡
以上的两种解读中,俞氏指出“此诗乃别后所作”,是颇具慧眼的,而余恕诚先生对诗的解析非常细腻､生动,对诗所传递的艺术氛围的把握也很准确｡松浦先生关于诗中临江送别的场景的描写带有鲜明的普遍性､抽象性,有关于李白与孟浩然关系的个别性､具体性描写则不足的分析,别开生面,也对我们有很大启发｡不过,在认真读了这首诗之后,对于以上两种解读,我们仍然不能不产生一些疑问｡
先就第一种看法说｡首先,无须细查即可看出,这首诗作为送别诗,在描写角度上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完全立足于送者,以送者的角度和口吻叙述和描写,写送者伫立江边,目送友人远去,直至船帆渐离渐远,最后消失在视线的尽头;而对于别者即“故人”在分别时的感受则并未着墨(诗的前两句虽提及“故人”,但主要是叙事,交代分别的时间､地点以及“故人”将要去的地方),让人觉得李白只注重自己的感受,而却忽略了对方的感受——这与送别的常情显然不合｡因为在送别诗中,就对离别的感受而言,别者因为离开了熟悉的环境和友人,在感受程度上比送者通常更深｡就这首诗而言,即便如余先生所分析的,孟浩然是在繁华的时代､季节和环境下“下扬州”的,而对于友人所去的扬州,李白也怀有一种亲切的回忆和诗意的向往,可这些对于因为求功名而不得,不免心怀郁闷的孟浩然来说,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况且对于此前已有过扬州之行,甚至在扬州留下过苦闷回忆的李白来说,也未必对扬州充满了畅想和向往(参考李白《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一诗)｡因此,站在孟浩然的角度来说,他的此次江东之行,无论是应友人相邀而前往,或者是漫无目的的闲游,对于由江夏至扬州的漫长旅途,应该说他都不可能不在临别之际心生离别之感(就算是烟花三月,风光旖旎,但江程迢递,孤寂无侣,难道不会因此而产生“审美疲劳”或寂寞厌倦之感吗)｡既然这样,李白又何以会置孟浩然的感受于不顾,而只顾自己陶醉于“浪漫的遐想”之中呢?即便退一步,如俞陛云所说,“此诗作于别后”,但在别后而作的时候,李白不也同样可以追拟离别时的情境,从而补述孟浩然的感受吗?这就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首诗立足于送者的角度,是诗人匠心独运的安排呢?还是另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使然呢?其次,就算孟浩然作为长者或前辈,在李白面前需要克制或掩饰离别时内心的伤感(其实,对孟浩然来说,如果没有伤感的话,他与李白也就算不得“故人”了,这样所谓“故人”,也就成了李白的一相情愿),那么李白为什么又没有在分别前对孟浩然殷勤致意和嘱托呢?难道他甘愿在分别之后､友人已驾舟东下才在心里为友人送上祝福,或者如诗中所写的那样,在江边目送友人,而不知道临别之前的嘱托､致意,更能给对方以精神上的鼓励和慰藉吗?第三,仔细阅读这首诗,我们还可体会到,这首诗李白只是在诗题中告诉我们所送的对象是孟浩然,而在具体的描写中,没有提供给我们有关孟浩然的任何信息｡通常送别诗中作者会将与所送友人过去的交往或共同经历写进诗中,对送别对象采取个别性的描写,不至于让读者对送别对象模糊不清｡但这首诗却不是这样｡可以试想一下,此诗如果像李白《灞陵行送别》等诗那样命题,以《江夏行送友人》或者《黄鹤楼送友人》为题的话,我们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破译李白所送的对象就是孟浩然的——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凡此种种,都是持第一种观点所难以解释的,因此不能不使我们对这种解析是否真正把握住了诗的意蕴和精髓产生怀疑｡
再就第二种看法说｡松浦先生虽然注意到了诗中“孤帆”二句的描写缺乏李白与孟浩然之间感情的具体性､个别性,但在解释成因时,他却将原因归结为是七言绝句二十八字的诗歌形式､体制局限的结果｡今按,七言绝句固然由于体制的因素,不能像古诗(短古例外),甚至不如律诗那样能容纳更多的内容,但并不意味着它所省略的一定得是具体性描写才行,且不说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中王维对与元二之间的友情的细致生动的描写,何等个别､具体,即便李白自己的送别诗,对于送别对象的个别性描写也很鲜明｡像他的《送贺客归越》诗:“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诗中所写便多切合于贺知章｡后二句虽是用典,但也是基于贺知章的风流纵诞､擅长书法而言的｡由此可知,是否描写与所送对象之间个别性､具体性的关系,固然不能与诗之体制､形式无关,但应该说更多地是由诗人的表达意图决定的｡因此,松浦先生关于《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诗中后二句所描写的送别场景与孟浩然缺乏关联,是因为七绝体制限制的结果的说法,是不足以成立的,应该更多地从其他的方面寻求解释｡另外,松浦先生虽然认为“孤帆”二句对于临江送别的描写缺乏具体性､个别性,但也并未对临江送别的真实性加以怀疑或否定;换句话说,他也是认同了俞氏､余恕诚先生关于这二句表现了李白对孟浩然远去的依依惜别之情的看法;只不过相对于俞氏与余先生,他注意到了诗中情景与情感的概括性､抽象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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