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论杜诗中的映衬及相关问题
作者：左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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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杜诗算得上是唐诗中的一个高峰｡杜甫在诗歌创作上有许多创新和贡献,单就写景的诗歌论,创新也自不少｡这都需要后人认真研究｡最近,拜读了潘新宁先生的《映衬:杜甫景物诗独特的诗性方式》一文(下称《映衬》)①,潘先生把杜甫的写景诗的创作方法(即潘先生所说的“特有的诗性方式”)归纳为“映衬”,把“异质同构”说成是李白诗歌“独特的诗性方式”,这些观点真让人“骇且笑”,实在算不上认真的研究｡本文姑就杜诗中的映衬及“异质同构”等相关问题再加讨论,略陈如下｡
一､映衬是“杜甫景物诗独特的诗性方式”吗?
所谓“诗性方式”,按潘先生在《映衬》一文中的说法,是指“作家艺术家在艺术作品里表现客观世界与主观意识时特有的艺术方式”｡虽然我不赞成在古代文学的研究中使用诸如“诗性方式”“异质同构”之类的词汇,但为了方便讨论,在本文中姑且暂且沿用这些词汇｡潘先生认为,杜甫的景物诗喜欢采用“互比映衬”的所谓“诗性方式”,用潘先生自己的话说,“杜甫非常喜欢把大千世界各种不同形态的事物放在一起互相比照(互比)着写｡在这种比照中,杜甫让事物不同的性质形成一种相互映衬､相得益彰的关系,使它们相映成趣,构成妙不可言的异趣与意境,并且产生鲜明的象外之象､韵外之韵｡”
潘先生读杜诗的时间自然很长了,从“年轻时”一直读到“中年以后”,他对杜诗的体会居然也与众不同｡潘先生读杜诗读出的是“妙不可言的异趣与意境”和“鲜明的象外之象､韵外之韵”｡我们自然知道杜诗的伟大,但令我们不解的是,杜甫诗歌中真有那么多“妙不可言的异趣与意境”吗?杜甫诗歌中真有潘先生所说的“鲜明的象外之象､韵外之韵”吗?潘先生所论者是杜甫,我们听来却感觉他是在说别人｡据宋王谠《唐语林》,王缙多与人作碑志,有送润笔者,误致王右丞院｡右丞曰:“大作家在那边!”我们不妨借用王维的这句话告诉潘先生:有“鲜明的象外之象､韵外之韵”的“大作家在那边”呀!
潘先生在《映衬》一文中举例说明映衬是杜甫的写景诗歌中“独特的诗性方式”,读来感觉似有道理｡但是,映衬真的是杜甫景物诗“独特的”诗性方式吗?就连我们这些对唐诗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映衬是唐诗中常见的艺术手法之一,不仅杜甫使用它,许多诗人也都在使用它｡这方面的例证可谓不胜枚举｡试举例说明之｡
潘先生认为杜甫《绝句》“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两句中“第一句‘迟日江山丽’,是眼睛所见的视觉形象;第二句‘春风花草香’,是鼻子所闻的嗅觉形象｡由视觉形象转换为嗅觉形象,二者之间相映成趣,相得益彰”,这就构成视觉形象与嗅觉形象的映衬｡那么,这种映衬是杜甫诗歌“独特的诗性方式”吗?显然不是,因为唐诗中这种所谓映衬比比皆是｡如宋之问《灵隐寺》“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孟浩然《夏日南亭怀辛大》“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这就是嗅觉与听觉的映衬｡岑参《寄左省杜拾遗》“晓随天仗入,暮惹御香归”,这显然也是视觉与嗅觉的映衬｡可见这种映衬的方法并不是杜甫“独特的诗性方式”｡其实岂止是视觉与嗅觉,视觉与听觉也是唐诗中常见的“映衬”方式呢,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沈佺期《夜宿七盘岭》“芳春平仲绿,清夜子规啼”,李颀《送魏万之京》“鸿雁不堪愁里听,云山况是客中过”,“关城树色催寒近,御苑砧声向晚多”,王维《青溪》“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过香积寺》“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积雨辋川庄作》“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山居秋暝》“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刘禹锡《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白居易《长恨歌》“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这些岂不都是视觉与听觉的映衬?这些所谓映衬,在唐诗中司空见惯,并不仅仅是杜甫的写景诗歌中的“独特的诗性方式”｡
《映衬》一文认为,杜甫“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两句,上句“是动态”,下句“是静态”,“这一动一静”,居然又一次“相映成趣,相得益彰”｡那么,这“动态”与“静态”的对比映衬是否是杜甫“独特的诗性方式”呢?当然也不是,因为这种“映衬”在唐诗中也是很多的｡如寒山《杳杳寒山道》“啾啾常有鸟,寂寂更无人”,按照潘先生的说法,这应该是动与静的映衬;王维《山居秋暝》“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终南别业》“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当然也是动与静的映衬;贾岛《题李凝幽居》“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这更是著名的静与动的映衬｡可见,动与静的映衬也不是杜甫“独特的诗性方式”｡
《映衬》一文认为,杜甫“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不仅是“动与静的映衬”,还是“上与下的映衬”｡这“上与下的映衬”是否是杜甫“独特的诗性方式”呢?当然也不是｡请看,王维《使至塞上》“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李白《渡荆门送别》“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温庭筠《商山早行》“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按照潘先生的说法,这不都是“上与下的映衬”吗?
潘先生认为杜甫“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既是小与大的映衬,也是时间与空间的映衬”,而除杜诗之外,这两种所谓“映衬”在唐诗中比比皆是｡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这不是大小映衬吗?王勃《别薛华》“悲凉千里道,凄断百年身”,白居易《自河南经乱》“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柳宗元《别舍弟宗一》“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李商隐《二月二日》“万里忆归元亮井,三年从事亚夫营”,这难道不是空间与时间的映衬吗?
《映衬》一文还归纳了“过去与现在”“垂直纵向与平直横向”等映衬方法,而这些种类的映衬在唐诗中是很多的,实在算不得是杜甫“独特的诗性方式”｡如李商隐《马嵬》“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两联均是现在与过去的映衬;李商隐《无题》“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王之涣《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这些岂不都是垂直与横向的映衬?
我们知道,以律诗而言,律诗中间两联一般要求使用对仗,如果这些对仗没有“合掌”的毛病,那它一般会构成程度不同的“映衬”｡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造化赋形,支体必双｡”又说“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可是,无论是哪种形式的对仗,对仗的两句总要有所差异,总要构成一定程度的“映衬”｡如孟浩然《秋登兰山寄张五》“天边树若荠,江畔舟如月”,按照潘先生的说法,可以说这是远与近的映衬;孟浩然《过故人庄》“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可以说这是近与远的映衬;王维《新晴野望》“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可以说这是低与高的映衬;王维《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渡头馀落日,墟里上孤烟”,可以说这是落下与升起的映衬,等等｡
潘先生认为,“这种一一对应的‘映衬’的诗性方式,在杜甫的景物诗中几乎比比皆是”,我们也可以告诉潘先生,这种“诗性方式”杜诗之外的唐诗中也是“比比皆是”的｡从上文所举例证可以看出,映衬是唐诗中惯用的手法之一,它不仅仅是杜甫所使用的艺术手法,更不是杜甫写景诗歌中“独特的”诗性方式｡一种常见的手法有何“独特”可言?“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此之谓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