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莫把鸳鸯当冤家

作者:高蓬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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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男》文还说,仲卿最后与兰芝会面时说的话是他从“男权制角度最后一击”使兰芝的“人生希望彻底破灭”。以下又发挥为两点:一、兰芝被迫再嫁之前,仲卿“迟迟不来……是他负了前约”。二、仲卿的“来不是为了爱,而是为维护他的男人的权力而来”。这些说法也都太牵强。
  从诗中可知,兰芝从被休到被迫答应再嫁,前后不过十多天,时间并不算长;况且仲卿哪一天来,并未约定。同时,从仲卿向其母亲求情、力争,对兰芝哽咽、安慰以及两次誓言迎娶来看,他之未能更早赶来,不是由于母亲阻挠,便是因为公务缠身;此时前来还是请了假的。这能说他是无情地“违约”吗?
  再从兰芝的话“果不如先愿,又非君所详”来看,这最后相见,实在是因为时间紧迫而未能相互细说。仲卿当然也就不知道兰芝被休之后的风波与无奈,偏偏又要将她嫁给太守之子。于是仲卿便因误会而讽刺兰芝,还要自尽。这能说他是从“男权制角度”对兰芝进行打击吗?如果二人调换一下位置,兰芝也会这样的,那就该是从“女权”的角度对仲卿进行打击吗?所以对仲卿实在不该如此“上纲上线”、硬给他扣上一顶“男权”主义的大帽子。他没有那样“坏”,他也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由此也可看出《男》文所说仲卿的“来不是为了爱,而是为了维护他的男人的权力”,可真是冤枉了他。试想,如果“不是为了爱”、为了挽回危局,他还会特意请假前来找到已休之妻以维护他的“男权”吗?
  再说,兰芝也不会不知道仲卿的话出于误会,而绝非不再爱她;但她也早已料到前景之不妙。她不是先后对仲卿说过这样的话:“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所以即便仲卿既不嘲讽、也不提自尽,她也知道“破镜重圆”之无望。同时,由于她对仲卿的深知与深情,她也不会再作“无情之嫁”。这样的认识和思想,又遭阿兄之逼,所以她也就只有“举身赴清池”一条路了。——古今被迫离异的恩爱夫妻,即使对方不嘲讽,又不自寻短见,只是因为不能复婚而自尽者,也不少见吧。怎能说兰芝“人生希望之彻底破灭”竟是由于仲卿“最后一击”,况且还是“男权制思想”一击呢?
  四、仲卿自缢之前对母亲说的话中有“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等语,《男》文认为这是他对刘兰芝“黄泉之约产生的死亡恐惧的移情”。说“长叹空房中”,“渐见愁煎迫”也是“他感到死亡恐惧的‘煎迫’……‘心知长别离’并不是感到刘兰芝对他的长别离,而是感到自己对生命的长别离”。“徘徊庭树下”也表现了“仲卿的犹豫和矛盾”。
  笔者以为除了献身国家、民族的英雄、烈士,一般人中的恩爱夫妻,哪个不是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而共享生活、共享生命呢?一旦对方被强者夺去或逼死,其存在的一方也就“二者皆可抛”——生活、生命都将置之度外了,此即所谓“殉情”或“情殇”,这类事例也不稀罕吧。那我们看仲卿之死,不是与此十分相仿吗?况且,“向黄泉”还是他首先提出的。怎么能说“大风”“严霜”之说就是他对“死亡恐惧的移情”?何以见得“愁煎迫”就是他感到“死亡恐惧的煎迫”?其“心知长别离”又怎能说是“感到自己对生命的别离”?可有类似的诗文例句或这样的表达习惯吗?自缢之前,他的确在庭树下徘徊了一阵,可是由以上所说可知也不能判定他是因为害怕死亡而犹豫。古往今来“成仁”“取义”的志士之中,死前徘徊、沉吟者亦非个别,屈原就是典型。所以没有充足的根据,而说仲卿之徘徊必是恐惧、犹豫或思想矛盾,不是有些武断或妄断吗?
  再来简谈一下《男》文对焦母、刘母的论述。
  焦母。 《男》文说,焦母、仲卿“所代表的是无比强大的封建礼教和更加无比强大的男权制社会”。又说“焦母虽然是专制的,……但她却不可以直接休了儿媳——她没有这个权力,她是通过她儿子实现这一目的的。……陆游是那样痴情地爱着唐琬,但是在母亲的干预下陆游还是休了唐琬”。
  从以上辨析中可知,仲卿并不代表“封建礼教”,更不代表“男权思想”。
  说焦母代表“封建礼教”,自是不错;而说她还代表“男权制社会”,可就不妥了。并非她没有“男权意识”,而是说在此事上没有体现,或谓没有用上。如前所述,休弃兰芝的不是仲卿,而是焦母。再看看她这几句话:“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态度之强横不用说了,且看这语词:“吾意”“汝岂”“小子”“何敢”“吾已”“会不”等等,真如狮吼虎啸,令人毛骨悚然!于是虽为官人的仲卿也只好无声还户,对其爱妻哽咽低诉:“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兰芝也只好上路了。怎能说焦母没有休弃儿媳的权力?当时的家长本来就有对子女的统治权,子女的婚事更得听从“父母之命”。“七出”规定中的第一条就是“不顺父母,出”;还规定着“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总之,诗中的焦母并不代表“男权制社会”,可也有权休弃儿媳。她和陆游之母一样,也都是这样做的。
  刘兄。他是刘家的家长,其思想、权势,俨然是“刘家的焦母”。他之强迫兰芝再嫁,同样不必动用“男权制”这种武器。道理明显,兹不多赘。
  刘母。《男》文说兰芝一回到娘家,她就“‘大拊掌’和‘不图子自归’地严厉责难……不分青红皂白地问罪于女儿:‘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十七遣汝嫁,谓言无誓违。汝今无罪过,不迎而自归?’为什么对女儿没有一点儿同情和怜悯呢?这是因为,母亲也被那种男权制的思想所束缚,也以男权制的思想来衡量女儿、责怪女儿、问罪女儿”。又说兰芝答应哥哥再嫁之后,母亲也“加入了对女儿的催逼。……‘适得府君书,明日来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举!’……全然不考虑女儿的真正爱情。在儿子狠逼女儿再嫁时,母亲的沉默就已经表现了站在儿子的立场上,这就再次表明了母亲头脑中的男权思想是何等的根深蒂固”。
  笔者以为,刘母前边的话中,头几句是说,你从小有教养,又聪慧,我认为你不会出差错、违规矩。后两句意为“你现在犯了什么罪过,没有去接,你就回来了?”这样的问话不是十分的疼爱和关切吗?怎能说是“严厉责难”和“问罪”,“没有一点儿同情和怜悯”呢?当“性行暴如雷”的儿子逼得兰芝答应再嫁之后,母亲之没再吱声,显见是不敢再多言,也知多言也无用。这怎么就是“站在了儿子的立场上”?当再嫁已成定局、对方很快要来迎娶时,母亲催做衣裳,当然也是为女儿着想,深怕女儿丢人现眼,这又怎能说是“全然不替女儿考虑”的“催逼”呢?这只能说是关心地“催”,而绝非无情地“逼”。尤其是又从何处看出刘母的这几句话也体现着她受“男权制思想束缚”与“男权制思想根深蒂固”?她如何说才算不是“男权制思想”作怪呢?
  另外,《男》文认为《孔》诗的结尾部分不是浪漫主义,而是象征主义,“象征在另一世界里没有了男权制力量的限制”。认为“戒之慎勿忘”是勿忘“男权制思想”的罪恶。也就是说《孔》诗结尾歌赞的既不是反抗“家长制思想”的胜利,赞扬中也没有仲卿的份儿。这都难以令人接受。
  从全诗内容方面说,如上辨析,表现的是抗击“封建家长制”,那么这个胜利自然就是抗击“封建家长制”的胜利。“戒之慎勿忘”所“勿忘”的当然也就是“封建家长制”的罪恶,这样的悲剧切莫重演。从结尾手法上说,如此奇妙的想象与夸张,不是浪漫主义手法是什么?这样的描写还不是浪漫主义的,那么显然受此影响、而又与此十分相似的《韩凭夫妇》《梁祝》等故事的结尾又是什么手法?实际上象征主义与浪漫主义,不唯不相矛盾,而且每每相伴而生,相偕而行。很多象征性的描写中充满着浪漫主义精神,很多浪漫主义手法所表现的意义也是为了象征。《孔》诗和以上提到的两篇都可称为典型。再从这段中的“鸳鸯和鸣”来看,赞扬的也是焦、刘二人。因为,“鸳鸯”者,雄者为“鸳”,雌者为“鸯”,双栖双飞,相爱终生,这不显然是特以此鸟象征焦、刘爱情的坚贞与抗击封建家长制的胜利吗?
  以上讨论了《男》文中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所谓“男权制思想”。《男》文一再强调诗中的人都有这种思想,不仅把刘母说成了悲剧的制造者之一,连受害者兰芝、仲卿也都死于他们自己也有的“男权制思想”,甚至仲卿也成了害死兰芝的刽子手。这就混淆了施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界限。并且把诗末那典型的、明显的浪漫主义手法也给否定了。所以笔者认为“男权制思想”之说实在是强拉硬扯,关键是不能从诗中找到此说的充分根据。而传统的看法——“封建家长制”乃其悲剧的根源,则“铁证如山”。窃以为《男》文作者其所以如此持论者,盖为一时注意到了“封建礼教”中还有一种“男权制思想”,继之又想起了“女性自由意识”,于是顿感“今天我们才领悟到了悲剧是由这两种思想的矛盾造成的”;“以往说刘兰芝、焦仲卿死于封建礼教是对文本的极大误读”;还说连作者也不明白造成悲剧的“巨大力量”是什么。于是便拿这种“男权制思想”往《孔》诗上套。其奈二者并不对路,便只好硬把“家长制思想”说成“男权制思想”。笔者以为正如前面所谈,说那时的人们都有某种程度的“男权制”意识,当然不错。然而在此悲剧中,这种意识没有派上用场。不能说因为人人有这种意识,那它就无时、无事不在起作用。照此推论,这出悲剧还可说是“皇权意识”造成的。因为当时的人都有一定程度的“皇权意识”。(家家崇奉“天地君亲师”,也很少有人不称颂或不羡慕皇帝的)然而这种“指山卖磨”式的论断可有多大的说服力呢?可见讨论问题,既不能脱离实际,更不能随意上纲或强作解人。绝非谁上纲越“高”、解释越“新”,谁就越正确、越深刻、越有理。说《孔》诗作者也不知道造成悲剧的是一种“什么巨大的力量”,意思是作者也不知或不懂这出悲剧的原因是“男权制思想”。此说也不对。因为诗中十分具体、形象地写出了“封建家长制”的罪恶。我们不能因为作者没有认为这出悲剧是“男权制思想”造成的,就说他不知悲剧的原因、不懂“男权制思想”。比此诗早了几近千年的《诗经》选入的《氓》、两篇《谷风》《日月》《中谷有蓷》《我行其野》等篇什都是描写“男权制思想”罪恶的佳构,而迟至《孔》诗问世时,作者怎会不知或不懂“男权制思想”及其罪恶?只是《孔》诗本来就不是描写“男权制思想”罪恶的,还谈什么作者知不知或懂不懂“男权制思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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