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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作欣赏》：审美与智慧的演练场
作者：傅金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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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文学逐步走向边缘化，文学刊物经营困难的境况下，一个身居中部省份的文学理论性刊物，竟然二十多年经久不衰，且越来越红火，这在今天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不浮躁，不媚俗，不炒作，不张扬，踏踏实实地做一些在泥土里深耕细作的营生——在文学园地做一些基础性、建设性的工作，这恰恰是我们最需要而又欠缺的。
人们经常谈到历史资源、知识资源、思想资源，其实对一个民族的文化、文学艺术的发展来说，艺术审美资源的总结、盘点和积累同样的重要。不可想象，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而丰厚的文学艺术传统的民族，没有对文学艺术作品的高度的解读与感受能力。不过，由于政治、历史、意识形态的诸多因素，近几十年，甚至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文艺批评，多是从狭义的意识形态角度作价值评判，甚至审判；更不用说其中有多少中伤性的令人遗憾的文字。而真正沉下心来，精细地研读作品，心平气和地欣赏、品鉴、讨论艺术表现的情况少，因而我们的现代文学史上，《文赋》《文心雕龙》那样的文章少，即便我们的红学家们，也少有像脂砚斋那样的审美感悟和品鉴力。一个民族的艺术直觉被严重地淤塞，钝化了。这是否可看作一种文化生态的不平衡呢？
我常常在想，能够平心静气地欣赏品鉴作品，而非专门以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嗅觉寻找新动向，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宽松而自由的文化空间。这本身就是社会、文化走向和谐、文明和进步的表征。
当文学恢复正身，走向常态，看似走向了社会的边缘，实际上文学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解放，迈向更高层次的文明（我想，从整个人类文明的长河里看，应该是这样的）。这同时文学也便会获得更广阔的创造空间和阅读阐释空间。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将文学与数学比较，依我个人的观点看，如果说数学是在数理和自然的逻辑演绎中，充分演练和展示人类的逻辑思维力，那么说文学则是在人类及其社会视域，充分展示人类的形象思维力。而作品的解读品鉴，同样是探索人的精神世界，充分演练和展示人类的智慧与感悟力。这种培育人类智慧和思维力，滋养人类精神的功能，已化为文明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可谓“大器无形，大音希声”，将会伴同着人类前行，这怎能是狭义的文化发生学及文学功能说所能规范的？
就写作理论及文学艺术发展史看，艺术规律、表现技巧的探索、积累和推广，往往经由这样的过程：先是由创作中尝试，继而由批评家做出分析评价和介绍，尔后在写作中被借鉴，并获得读者审美上的广泛接受。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文学艺术积累和审美素养的发展，也是经由这样的过程的。自然这一过程层层递进，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新的审美维度和艺术感悟。
从上述意义上看，《名作欣赏》多年来做的工作是基础性的，或者说属于基础文明的工作，其意义也便具有普适性、永恒性。不仅对于文学创作、评论自身，对于民族及全人类的文化、教育，对于思维与审美能力的演练、检阅和培养，同样意义深远，功不可没。用鲁迅先生的话说，便是做了一些“泥土”的工作。
《名作欣赏》所做的，无疑是在无限广阔的空间开垦出了一片片热土，设了一方包举中外、吸纳八方的赛马场，吸引了众多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作家、学者及社会各界去深入阅读，一展身手。这实在是让人颇感温馨的事——尽管我不完全赞同法兰克福学派式的对审美乌托邦的崇拜，将摆脱社会困境、生存困境寄希望于文学艺术，寄希望于审美，但是，说到底诗文审美是比“日常生活审美化”更高层次的审美。在今天的世界，我们不需要李白、苏轼、拜伦那样超迈飘逸而又悲天悯人般的诗性精神与人文情怀么？社会越是冷落了这种境界，也便愈需要这种境界，这种境界便愈显得珍贵——倘若我们的社会多几分诗性精神，多几分人文追求，将会有效地冲淡、稀释一些技术理性及无限膨胀着的欲望，整个世界的文化生态会更和谐一些。或许也就多了几分真诚、温馨、恬适、儒雅的气息，少了几分浮躁、猥琐、功名利禄的追逐和非理性掠夺，这样的世界才会变得更文明和谐些，更适于人类居住。这样，人类生存的质量才更高一些。这大约就是海德格尔所向往的“诗意地栖居”吧？但愿它不尽是一种乌托邦神话。
的确，从于是之的《幼学纪事》中，你能看出，文学阅读具有多大的力量，尽管环境那样恶劣，因为有莫里哀、雨果及十九世纪的散文和诗歌，作者也便没有胡乱地生长。从夏榆的《黑暗之歌》中你能看出，夏榆不就是靠文学透出的生活的光亮抵御煤矿生活的黑暗，在漂泊生活中追寻、实现生命的增值的么？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其实，重要的意义不在于这目标本身，而在于，文学阅读的力量鼓舞着他们去顽强地生活，追寻。史铁生的《命若琴弦》以及他个人的生命体验不是作了很好的注脚么？
二
必须承认，在一个急功近利的浮躁的年代里，守住一份“定力”并不容易。一方面，许多人，甚至包括许多读文学及其他人文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多是背诵些考试题，并没有真正在作品阅读上下上功夫，真正的人文素养、艺术修养十分欠缺。另一方面，许多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很有影响的纯文学刊物最后也守不住了，在饥荒难熬中或借得一些脂粉气，倚门卖笑；或借得一些侠气、鬼气，向地摊文学靠拢。
二十余年来，《名作欣赏》何以能够守住阵脚，并不断地扩展地盘？我私下认为，很重要的原因是，《名作欣赏》为自己做了很好的定位：
定位之一，以文学品鉴为宗旨。《名作欣赏》并没有使自己纠缠于理论、思潮及文坛的圈占地盘、楚河汉界，更不沾惹飞短流长、哥们义气、友情出场，以及为惹人注意故作惊世、作秀之举。其实，一旦陷入这些，多半远离、消解，甚至污染了文学。这里崇尚的是抽茧剥笋般的分析，别开生面的阅读感悟，艺海游龙般的灵性飞扬。虽不专事理论而不乏理性穿透力，不专事抒情而自有激情与灵性在——原因恐怕不尽在于经营范围或手段的高低，而在于把文学当作文学，追求的是文学，而非别的什么。用意不在掀起什么浪潮，而在于扎扎实实地做了些基础性、建设性的艺术积累与普及的工作。
定位之二，海纳百川的审美胸襟和与时俱进的审美观念。任何真理仅具有相对性，任何视角所撩开的往往是帷幕的一角，深刻的洞见的另一个侧面，便是不可避免的盲区。审美观念、艺术法则同样存在诸多的“二律背反”。另一方面，就今天整个社会或文化、学界、文坛而言，我们几代人住在一个大杂院里，每个人的生活背景、文化背景不同，观念、价值取向不同，必然有着自己的审美个性。而文学最需要的是个性，也最能够充分容纳个性。西方文论将文学评论与鉴赏看作“第二种文学”，这本身就认同了文学解读、鉴赏的创造性。正因为如此，《名作欣赏》对读者高度尊重，给批评家以广阔的阐释空间，最大限度地拓展审美视野，扩开审美胸襟，容纳各种艺术观念及批评方法，建立可移动性的审美坐标。所有的讨论都是见仁见智，相映相济，充分显现了审美维度、审美个性的多样性、丰富性。这样，便在多元解读上，做了有益的探索，在文艺阐释理论和具体作品解读的实践中铺设了桥梁，实现了有效的沟通。这种文学解读鉴赏，在指导思想上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着本质的不同，它不是去统一、整合什么，也不企图建立评论鉴赏上的话语范式。
从纵向上看，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学观、价值观，美与审美本来就属于动态范畴、运动范畴，文学阐释的大门无限地向未来敞开着。从这个角度说，所有古典的又都是现代的，作品的解读时时翻新，无穷无尽。东西并爱，古今共赏，将全人类的文学艺术宝库作为共有的财富，这便更容易贯穿古今，打通中外，在相互参照中获得更为宽容、富有弹性和张力的评判尺度，从整体上避免了见木不见林、局促一隅的审美定势。
自然，《名作欣赏》自身也是同着时代的、生活的脚步前行的。无论编辑，还是作者、读者，他们思想和审美观念也存在与时俱进的问题。如果粗览一下《名作欣赏》创刊初到今天所编选的文章，循其二十六个春秋的足迹，你会感觉到其审美视野、审美观念的拓展，是何其令人惊异。与时俱进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探索与创新是文学艺术生命强有力的律动，一个文学刊物、理论刊物，何尝不需要这种品格，这种生命的律动呢？
定位之三，为“文学教育”提供营养和支持。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教育，系对学校教学活动而言。按照我的浅见，文学教育指学生通过课堂学习及课外阅读文学作品，从而受到思想、语言、艺术的熏染，并进而受到语言表达、思维、写作等基本功训练。文学教育既是文学发挥基础文明功能的主要领域，又是文学创作、评论的市场主体。文学教育既是一个古老的课题，又是一个崭新的课题。说它古老，是因为，自从产生了教育事业，便存在以文学篇目培养学生的问题；说它是新课题，是因为，作为文学与教育相融合的一门边缘性学科，人们尚没有以现代教育观作深入系统的研究。文学教育具有怎样的属性，功能？文学教育与文学作品的关联应该是怎样的？怎样的文学教育才会更有效，文学研究和批评应该怎样促进文学教育？这一切还都是新的课题，显然今天应该对此作一些现代性的思考研究和实践中的探索。虽然对文学教育的内涵人们会有不同的理解，但作品的阅读、分析、鉴赏应该是文学教育的基础和重要内容。
从这个角度说，《名作欣赏》通过对教材中的文学篇目及其他传统名篇的分析鉴赏，寻到了扎根的土壤，为大中学校的文学教育提供了营养，有助于语文教学和整个文学教育，会在一定程度上活跃青少年的思维——其实，对于文学教育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既定的标准答案，不是得出什么正确的结论，而是如何调动学生思维的积极性、创造性。而对作品的分析、鉴赏、争鸣、讨论，恰恰便于激发和培养学生的求异能力和创新品格。
无疑，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遭遇了大众文化与市场经济的影响，似乎失却了往日的颜仪。但是，在我看来，社会的浮躁、急功近利，只是市场经济及现代化初期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症象。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看，人类需要思想，需要精神向度，需要审美与人生智慧，需要文学作为文化母体，滋养和培育人类的智能，构建人类文明的葱葱植被和生命活动圈——只要人类需要文学，文学就需要欣赏，而《名作欣赏》就需要长久地深耕细作，而且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