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一位文学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探险
作者：王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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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我看来，在新时期以后崛起的批评新锐里，在对当代纯文学的研究中，毕光明是做得最扎实、最认真的一位，也是成绩斐然、硕果迭出的学者之一。这种看法，早在几年前拜读他的专著《文学复兴十年》时就已经萌生，今天，当我研读了他与姜岚女士的合著《虚构的力量——中国当代纯文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0月版）后，就更加坚定了。一位没有名牌学府背景，没有闪光学位头衔，没有同窗圈子提携，且地处远离学术文化中心的天涯海角，担负着繁重教学任务的大学教师，数年如一日地默默耕耘、辛勤劳作，为当代文学研究提出了那么多的前卫问题，奉献了那么多的学术精品，不能不叫人叹服。当然，令我最为钦佩的是，在那些哗众取宠、拾人余唾的理论蔚成风气，言不及义、云山雾罩的批评满天横飞的当下，在追求理论时髦、功利效益成为时尚，鄙视基础研究、文本细读的如今，毕光明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品格，从理论到原创，从文本到接受，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个案，沉湎于中国当代纯文学的系统研究之中，一个一个问题进行梳理，一步一步向学术纵深推进，实属不易。正如谢冕、洪子诚先生所说：当随着环境的改变，许多学者剩下的更多是茫然时，读到毕光明的这些文字，“我们的感觉又被唤回到那潮流拍岸、水沫盈袖的温馨和激动之中”。对比着他的激情、执着、期待依旧，我们的感动、惭愧油然而生。据此这些名学者认定，他是个文学理想主义者！① 是的，这是个缺乏理想主义者的时代，理想主义者的执着令人肃然起敬。理想不是沙滩上的高楼，而是血汗辉光的凝就，力量不是虚幻的海市，而是艰苦打拼的结晶，这部沉甸甸的学术专著，就是毕光明文学理想的精神探险和丰硕收获。我服膺几位专家的看法，在目前我们能够涉猎到的纯文学研究专著中，这是一部最具有理论意义和创新价值的著作之一。
《虚构的力量——中国当代纯文学研究》直面的是一个当年曾经十分热点如今又被遮蔽的重要问题，守望和坚持的是一个永远不能弃置的文学研究阵地。
关注纯文学研究的命运，在新时期文学的潮起潮落之中描绘着纯文学研究的轨迹，呼吁以此为基点，切入文学的肌理，规范当代文学研究的新格局，是毕光明《虚构的力量——中国当代纯文学研究》的理论支点和学术贡献。专著以充分的学理和大量的事实对纯文学研究的崛起背景，历史功绩、学术价值进行了评估和论定，给予纯文学研究以公正的历史定位。在他看来，当代纯文学的态势和价值，流变与走向，抑或是说对纯文学的现在时研究，是一个不能够回避的问题，可以说，它是当代文学研究不能丢失的重要版图。当年，在新时期文学千帆竞发、万木争荣，回归本体的艰苦进程中，它无疑建立过人所共知的汗马功劳。正是它的积极参与，才使得我们彻底摆脱了一元化的禁锢，开创了文学多姿多彩的崭新局面。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在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分层及其存在的问题让人触目惊心的时代背景上，当文学与知识分子的责任感、社会批判职能，与人文精神的重建弘扬连在一起，当文学的文化研究成为一种时尚，并且确实显示出它的力量与优越性的时候，继续强调纯文学，坚持纯文学的立场和观点，就有些落伍、过时，有些狭隘、自私、有些不负责任，有些偏颇，有些不合法。” ② 对此，毕光明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新的文学歧视源于对纯文学概念的传统偏见和狭窄的诠释。这是很有见地的理解，很有价值的发现。这种见地，表现在对新时期文学研究的深刻认识和科学论断，并将此上升到理性的开掘和阐释；这种价值，说明作者已经站在学术的高端，以史的眼光和意识回望这段文学研究史，并形成了新的观念了。尤为可贵的是，作者注意在学术梳理中厘定概念，从而为自己的论析奠定坚实的学理基础。他指出：“纯文学不该被理解为不问民瘼的文人在象牙塔里经营的艺术自足体。‘纯文学’不过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就如同文学是与非文学相对而言的一样。纯文学是相对于一般的文学，也就是包含了不同社会功能的文学来说的。” ③ 对此，毕光明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新的文学歧视这就把人们长期以来纠缠不清的文学概念问题界定得十分清晰。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当代文学研究的分类问题，明确指出，为了肯定在历史生成过程中已被普遍认定的文学本质特性，和更充分体现这一性质所发挥的特殊功能——审美功能，把文学分成“纯文学”、“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对于文学评论研究是必要的。这种基于对文学研究史的考察做出的理论阐释是值得重视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上，很多次发生在文学观念、文学思潮、文学运动上的争端、冲突、矛盾与斗争，很多次不应该发生的对文学主体与文学生产造成严重伤害的文艺批判运动，都跟对文学缺少分类，对文学的功能认识过于单一，忽视文学可以、能够也应当满足多种社会诉求不无关系。应该说，毕光明的这一看法或者称为精神探险是颇具历史观念和前瞻眼光的，也是很富有启发性和挑战性的。就是在文学多元发展、茫茫九派的当下，这一理念对指导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也不无现实意义。回望世纪之交这段多元化的批评语境，我们不能不承认，正是在这种理念的引领下，毕光明才不断地将自己的纯文学研究引向深入，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成功的实验文本和研究案例。
《虚构的力量——中国当代纯文学研究》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多学科的知识构建纯文学研究的理论框架，表现出了恢弘的学术视野和睿智的分析眼光。
在明晰文学分类的前提下，对文学研究的功能进行有机地整合，对纯文学进行全方位的，多角度的深度研究，以逼近作品的思想底蕴和艺术真髓，是毕光明这部专著的显著特色和有效实践。面对当下的文学研究，我们可能会发现这样两种习见的情景。一是囫囵吞枣地引入西方文学观念和方法，不分对象地进行套用和解析，虽然西方的批评话语眩人眼目，但实际上却是无的放矢，因为术语的新颖和名词的鲜活回答不了当代文学的实际问题。二是忽视文学本身的文学性，将文化学的研究和社会学的批评奉为圭臬和准绳，看上去似乎很到位和深刻，实质上则远离了文学的要旨——审美功能。无疑，这些都使文学批评产生了不该有的错位，或者说是遮蔽了文学的主要功能。当然，这还不是批评的全部真相，在当代文学的沃土上，真正的批评、执着的研究依然存在，就批评的深度和广度来衡量，说它达到了一定的水准并不过分。毕光明的纯文学研究就说明这个评价并非虚妄。该专著将评论和研究的重心放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是颇有深意的。那个时代，是一个纯文学复苏的年代，是百年新文学史当中有着特殊意义的年代。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为当下计，为将来计，光明怀着巨大的热情投入了指认和阐释纯文学作品的研究之中。在纯文学的具体研究方面，专著主要从两方面切入，即对当代作家批评家如王蒙、莫言、池莉等人的专题研究与对当代产生过轰动效应的重要文本的诠释和解读。在我看来，它至少在以下两方面对当代纯文学研究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第一，多方整合文学批评资源，运用各种可资借用的方法，形成对纯文学研究的整体合力。比如，作者在注重美学研究和批评的同时，吸收和采用了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宗教学、伦理学、艺术学、符号学等研究方法和科研成果，反映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基础和前沿的学术功力。展读这部专著，学术气和书卷气扑面而来。作者的研究仿佛是在进行多学科的集团军作战，各个学科，包括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跨学科研究比比皆是。研究莫言的《红高粱》，他主要抓住作家在创作中建立的历史哲学观念，对作家深层的历史考察，解构社会神话，重构现代历史的努力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对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专著主要肯定它令我们耳目一新的话语风格，并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来论述其在纯文学创作中的创新意义。这种研究正如洪子诚先生所首肯的：“重视开阔视野与深入、细致的分析”，没有“那种随意、涣漫、含糊不清的论述；文字力求经过思考、斟酌的准确”，“处处可以看到背后在材料、理念、艺术感觉方面的支持”。④第二，重视文本的解读和理论的透视，以广阔、辽远的艺术视野，敏锐、独特的审美眼光，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解剖，抵达作家创作的精神腹地，同时开掘出自己真实的生命感悟。如果说，光明在文学的宏观研究中因痛感纯文学处境的尴尬，而力图为其在文学研究的格局中争得一席之地的话，那么，他在微观研究即在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中，则特别注意以机敏的艺术直觉来证明纯文学创作薪火相传的必然。进入毕光明们研究视野的，不仅有王蒙、莫言等名家宿将，也有陈希我、盛可以等文坛新秀；不仅有享誉全国的名篇名作，也有崭露头角的翘楚佳构。对于那些名家名作，前人之述极其详备，光明从不吃别人嚼过的馍，总是从一个崭新的角度超越、楔入，提出新的问题，拿出新的看法。他深知，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是智者与智者之间的心灵对话，不是简单的价值判断和艺术裁决；是读者与文本之间的思维撞击，不是廉价的歌颂与表扬。比如，对洪峰的《瀚海》、《奔丧》等小说，他着重分析了其他论者很少论及或者是浅尝则止的性爱问题，指出这些性爱书写的深度意义在于对生命价值的肯定，这种带着问题意识和批判意识所展示的性爱，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和现实意义。这就矫正了人们对洪峰小说的误读，使读者对这些小说有了新的认识。对池莉的《太阳出世》，专著经过文本的细腻分析，聚焦于一般评论者论之不深的“生命意识、责任感与人的觉醒”上，可以说是另辟蹊径、独具只眼。作者认为，作品“是在看清了生活本身的繁难和缺乏诗意、人在生活中的被动性之后，依然去接受它，并使尽浑身的解数在揪扯中求其发展，就是说，对生活的悲剧性不是没有意识到而是不肯屈服，不是不承认而是试图换一种方式去对待，因而无疑，这种小说在某些方面是对当前文学的一种超越：它不满足于读者借文学作品释放因生活而造成的烦恼、苦闷甚至痛苦，而要催促读者从文学的娱乐效应中再往前走一步，带着从文学中的发现，以应有的姿态去开始新一轮的生活拼搏。”所以，“升起人的太阳”才是作品的真谛。⑤ 显然，这个发现在当时的小说解读中是振聋发聩、耳目一新的，它结束了人们的精神徘徊，以一种诗意的结论逼近了池莉的“太阳”光环。对此，於可训先生也指出：“本书在复杂变动的文学背景下对纯文学的发展态势、特点及未来趋向多做的论述，显示了作者研究眼光的独到和对文学动向敏锐的捕捉能力，文中提出的许多见解，富有启发性。” ⑥ 我想，这正是对毕光明纯文学研究的公正评价。
《虚构的力量——中国当代纯文学研究》对纷纭万状的文学风景的扫描观照，阐释提升了纯文学研究的学理高度，引领建构了当代文学研究学术化的批评范式。
对纯文学的研究既关注“细节”的修辞话语，也注重在文本分析基础上的宏观层面，既注重文学思潮的嬗变，也注重社会心理的辨析，坚执和守卫文学审美的超越之境，这是光明这部专著的又一亮点。我发现，在光明的这部专著中，应用最多的常规武器是文本细读。因为在他看来，文学思潮的评述总要建立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要使论述可靠和科学，就应该将更多的力量体现在思潮变迁的文本的专门细读上。众所周知，作为西方新批评理论最重要的概念和方法，文本细读要求在对文本精细阅读的基础上，达到对作家作品一种烛幽索隐的深度和高度。显然，这种长期被我们淡漠的方法是研究纯文学的良方，它比起那些不着边际的“宏观”大论，会给我们更多的启示，而在此前提下得出的结论，也必然能够更加坚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或许是对时下文学批评的一种救赎。对王蒙、茹志鹃作品的分析，对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的几篇小说的解读，都是深刻之作。文中所提出的问题都是纯文学研究中遇到的普遍性问题，既回答了作家艺术朦胧中的终极追问，也叩问了文学思潮的时代诉求。我还注意到，作为执着于纯文学研究的光明，不只钟情于作品个案的审美评判，更注意于从整体上为学科发展把握命脉。我非常同意洪子诚先生的评价，毕光明这部专著的价值，“其实不仅存在于它所做出的结论性判断上，而且也存在于它提出的许多重要问题”，⑦ 甚至是关涉到文学史重构的问题上。如：怎样看待新时期文学的成绩和缺憾？如何理解“纯文学”提出的依据和历史能量？甚至还有：如何评价左翼文学和鲁迅先生参与的文学论战等。我想，凭着他的深厚学养，凭着他的坚韧执着，凭着他憧憬心仪的纯文学理想，凭着他艰辛营造的纯文学研究基础，光明一定不辜负我们的殷殷期盼，在南国的椰风海韵中，对此做出完满的回答。
①④⑦洪子诚:《虚构的力量——中国当代纯文学研究 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1､3页｡
②③⑤毕光明:《虚构的力量——中国当代纯文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1､2､195页｡
⑥ (於可训:《虚构的力量——中国当代纯文学研究 评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0月版,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