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苦难灵魂的生动展现

作者：阎开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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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我们似乎又看到了一个阿Ｑ。众所周知，鲁迅先生的小说向来以“显示”人物“灵魂的深”著称，他笔下的阿Ｑ既具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也很沾染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特别是阿Ｑ身上所蕴涵的那种既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也具有深远的文化原因的“精神胜利法”，确实是活“画出”了一个“沉默的国民灵魂”。而相比之下，《浮生》的作者虽然并没有为“国民”画像的明确目的，但作为一个承载着鲁迅所开创的乡土文学传统的中国当代作家，她对一向是中国社会弱势群体的乡下人的关注及其灵魂的挖掘显然也有自觉。可以说，她不仅描画出了人物的灵魂是什么，而且还揭示出了这样的灵魂为什么会产生。
　　具体到唐大熊，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三方面的原因。其一是贫穷。小说开头就指出，坐落在山里的西白兔是一个只能“种植包谷和洋芋的村庄”，那里自然气候恶劣，“高寒、干旱、山大沟深，交通不便”，同时再加上腐败的政府官员和村干部的横行乡里、克扣百姓，“天高皇帝远”的西白兔人也就只能生活在贫穷之中。他们的庄稼没有好收成，他们的日常生活用水也相当艰难，更是没有钱搬迁到山下有水的地方。一般来讲，这样长期无望的贫穷既可以把人磨压得麻木和冷漠，也能够让人变得无知和大胆。所以，他们一旦知道了身边的石头可以卖钱，他们就会冒着违法和丧命的危险去炒药炸山。而唐大熊就一直生活在这样的地方，他不仅无法摆脱大家共同的命运，而且还有自己特殊的遭遇。他的媳妇就因为两桶水遭人强暴，他的儿子打工一年也挣不够买水喝的钱，他的儿媳妇更是为了一台缝纫机而受气吃苦和绞尽脑汁……面对着过去和现实，唐大熊深深地知道贫穷的可怕！因此说，贫穷的日子能够繁衍丰富的苦难，而唐大熊所有的苦难都与贫穷有关。其二是面子。面子问题是中国人的大问题，它既源远流长于中国传统文化，也普遍存在于当今中国。鲁迅先生曾把“中国的有些人”称为“做戏的虚无党”或“体面的虚无党”，他认为面子与“做戏”等同，都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国民性的弱点。在这一点上，葛水平显然与鲁迅一脉相承，她不仅从不同的侧面描写了唐大熊的爱面子，而且也揭示了面子给他带来的危害和悲剧。如在劳模问题上，学大寨时期的唐大熊当了造炸药劳模，劳模也就成了他一辈子的荣誉和面子。一方面，他成了远近闻名的人物，娶了媳妇，“沾了官气”，得到了“与天斗与地斗的满足”，以至于后来李续把唐要发介绍给水仙时“还说他爹是劳模”，是“一个很是能抬上桌面的人物”。另一方面，唐大熊也被这种面子所累，他的媳妇用以贞洁换来的两桶水给他装了“门面”，他也因为自己是劳模和“有头有脸的人物”而不敢和不愿“去找人家闹事”，而在以后的忍气吞声中，他又不断地因为自己在众人眼里丢了面子而进行倔强的反抗和报复。在买水的问题上，唐大熊本来与李续家有仇，他也不舍得花钱，可他就是“经不住大多数人都买”。为了不“显得小家子气”，他“穷身子长了富脸面”。而在水仙要钱买缝纫机一事上，唐大熊本来并没有赞同的意思，可水仙对李续主动出钱的拒绝使他觉得儿媳妇给自己长了“脸”，于是也就慢慢涌起了炒制炸药和给儿媳买缝纫机的“豪气”。其三是活人生事的本性。“活人不生事，那叫活人吗”是一句在小说中多次出现、且开头和结尾又相互照应的话，它不仅成为连接故事和人物的重要线索，而且也是阐释小说主题的关键句子。这句话直接在人物口中说出是在水仙生了孩子以后。那时，孩子还不出满月，唐大熊故意刁难李续不让他进屋看望，生气的水仙就从屋里喊出话来。水仙的主要意思是说唐大熊“没事找事”、“无理取闹”，当时就把唐大熊压得“半天没有喘上气来”，并且还感到了“新的生命正在土里萌动”。而之所以如此，原因就是这句话打中了唐大熊的要害。确实，长期处于困顿、屈辱和压抑中的唐大熊时刻盼望着出事，他也在不断地生事。他要寻找机会报复陈顺起，他就要生出事情来，有时甚至还盼望着儿媳妇真的与李续有事，并且还巴不得“把事情生大”；在是否炒制炸药的问题上，他始终期待着事情的开始，同时又害怕生出人命来，可他的“心思”每向炸药“递进”一步，他都会不时地想起水仙的这句话。而到他和儿子被炸死以后，水仙所哭出的“人活个啥？到底活个啥”的疑惑以及对于记者“怕啥？活人不生事，还叫活人吗”的回答，都可说是对唐大熊人生态度的进一步说明。由此，我们就看到，水仙所常说的这句话虽然被作者冠以“俗人之见”，但作者的“俗人”并非“俗气”，而是有着“通常”和“朴素”的严肃内涵，即它不仅简要地概括了以唐大熊为代表的乡下人的人生状态和人生哲学，而且也形象地揭示出人类本性中所存在的骚动不安和生命萌动。也许，这就是作者定名为《浮生》的真正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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