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经典在文本细读中诞生
作者：张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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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中国学术界流行着一种风气，就是好“大”喜“全”，对那些所谓大视野、全方位的宏大叙述论文热衷有加。一些学者动不动就以“二十世纪中国小说艺术综论”、“百年新诗的演变轨迹”等为论题来展开自己的学术述说，企图在一篇万余字的短文里将一个世纪以来纷繁复杂的中国文学现象和事实全摄笔端、一网打尽，人为地甚至有些武断地总结出几条基本特征与发展规律，构建出一个有些乌托邦色彩的理论框架来。与此同时，一些学术刊物为了制造轰动效应，追求复印率、转载率，也对这类稿件“情有独钟”，竞相吹捧一些综合性的、大框架的宏观论述文字，冷落甚至弃绝了对具体作家具体作品进行细致读解和阐释的文章。笔者就有这样的亲身经历，一年前曾先后将两篇文本细读的文章投递给一个当责任编辑的朋友，但两次都被退回，他的解释是：此类文章太过于琐细，缺乏宏观的统摄性，因而不予采用。也许有我这种遭遇的人还为数不少。我觉得，学术界这种好“大”喜“全”、排斥文本细读的倾向是不太正常的，值得人们认真反思。
文学史的核心应该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是文学史得以成立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元素，没有文学作品深入阐释的文学史叙述是空洞的、虚无的。对于文学作品与文学史关系的理解，陈思和先生有一段精妙的描述，他说：“所谓文学作品与文学史的关系，大约类似于天上的星星和天空的关系。构成文学史的基本元素就是文学作品，是文学的审美，就像夜幕降临，星星闪烁，其实每个星球都隔得很远很远，但是它们之间互相吸引，构成天幕下一幅极为壮观的星空图，这就是我们所要面对的文学史。我们穿行在各类星球之间，呼吸着神秘的气息，欣赏那壮丽与清奇的大自然，这就是遨游太空，研究文学史就是一种遨游太空的行为。星月的闪亮反衬出天空夜幕的深邃神秘，我们要观赏夜空准确地说就是观赏星月，没有星月的灿烂我们很难设想天空会是什么样子的，它的魅力又何在呢？我们把重要的人物称为‘星’，把某些专业的特殊贡献者称为‘明星’，也是为了表达这样的意思。当我们在讨论文学史的时候，就不能不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这样类似‘星’的文学名著上。换句话说，离开了文学名著，没有了审美活动，就没有文学史。”①的确，因为有许多优秀文学作品的光彩熠耀，文学史的夜空才显得生动异常、奇幻无比。我们只有对这些光芒四射的星星进行细致观赏、反复品味，才能真正领略到夜空之美。也就是说，我们只有对文学作品，尤其是优秀的作品进行反复的细读、不断的阐释，才能揭示出文学史的内在奥妙来。并不是说那些宏大叙述的理论文章没有论及到文学作品，它们也提到了文学作品，不仅提到了，而且还提到了很多，只是当这些作品被提及的时候，它们往往已不再是血肉丰满的艺术形态，而成了所指被抽空的能指符号，成了服务于作者观点的行尸走肉般的工具。罗兰·巴特有个很著名的后现代观点就是，作品一旦诞生，作者“死”了。仿照此句，那些宏大叙述的理论文字一旦建构了某个文学史框架，文学史是诞生了，但文学却“死”了。宏大叙述造成的这种抹杀具体文学作品丰富性的现象，是着实令人担忧的。
众所周知，判断一个民族文学创作水平的高下，不是根据作品数量的多少，而是根据优秀作品所达到的艺术高度，文学史上出现的那些最优秀的艺术作品，代表了一个民族的审美理解与艺术表达所能达到的最高层次，也是一个民族智慧的结晶。因此，对经典的发现、塑造以及反复阐释，就构成了当代文学研究者的一项重大任务和重要课题。而经典是在阐释中建构起来的，直接面对文本，多作细致研读，可以说是探寻经典、塑造经典的最有效途径。宏大叙述最显在的弊端，就是对文学经典深入细致阐发的缺乏。因为体系建构的客观需要，宏大叙述把理论阐发的重点放在对某一段时期的文学史进程作宏观的、粗线条的勾勒上，很少顾及到对其间格外优秀甚至堪称经典的作品的深度诠释，这样，出类拔萃的作品和质量平平的作品通常被毫无分别地排列在一起，扮演着相同的角色，即都是支撑论文观点的材料。经典的独异性被消抹了，经典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和价值也无从显露出来。宏大叙述的理论之风一旦盛行，对建设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来说是很不利的。
中国现当代文学不乏优秀的作品，但除了鲁迅小说，现当代文学还远没有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经典谱系来。经典的建立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在这过程中，对那些富有经典潜质的作品进行反复、深入而细致的阐释是必不可少的。自然，这项工作对当代学者来说也是富有挑战性的，它需要学者首先有一双寻找经典、发现经典的睿智的眼睛，同时还要有在泥沙俱下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披沙沥金、愿做细活的耐心和勇气。近几年来，一些学者已经在经典的发觉与诠释上投入了很多精力，陈思和先生可以算作这方面的一个代表。他讲现代文学史，总是从细读文本出发，通过文学作品的解读，在提升艺术审美能力的同时也让学生认识了文学史的过程和意义。同时，他还善于发现被人忽视的一些具有“经典”意识的文学作品，进而为现代文学史增添新的艺术图景。他曾说道：“我讲现代文学史，要从鲁迅的早期小说《斯巴达之魂》说起，这部小说一般无人注意，即使讲鲁迅的早期作品，也是讲他的论文或者文言小说《怀旧》，不过我还是喜欢《斯巴达之魂》，它不仅神采飞扬，体现了鲁迅强烈的浪漫主义的创作精神（这也是贯穿了鲁迅一生的创作精神），而且是因为在上世纪初到五四新文学运动，大多数作家是自觉斩断自己的文化传统，转向对西方的流行文化和时尚文化的模仿，这使五四新文学保持了青春活力的特色，但也是它之所以肤浅不深的根本原因。但这种趋势并不妨碍少数优秀的作家从头开始学习西方文化，企图从文化源头上理解和引进西方文化的传统。鲁迅从古希腊的历史中攫取了这个片段，并融化到自己的艺术创作里，正是反映了当时的中国文学中世界性因素的形成。《斯巴达之魂》所表达的就是一种创作中的‘经典’意识。” ②从这段话里我们不难发现，陈思和通过自己对文学文本的仔细研读，从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这一角度，发现了《斯巴达之魂》这篇一向不被人重视的鲁迅小说独特的艺术特征和经典意识，这对于重新认识鲁迅小说的世界性意义来说无疑是极有学术价值的。
文学经典是在具体的文本阐释过程中被发现的，其作为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中最根本的意象”（陈思和语）的经典性地位也只有在反复的阐释中才能最终确立下来。我们可以举鲁迅小说《阿Ｑ正传》为例来说明。这篇小说连载于一九二一年四月至一九二二年二月的《晨报副刊》，当它连载时就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些学者那个时候就开始对它作出理解与阐释，比较典型的如沈雁冰（茅盾），当时他就指出阿Ｑ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这一观点与鲁迅“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的创作意图不谋而合。三四十年代时，人们对阿Ｑ的理解也依然沿袭“愚弱国民灵魂”的思路，强调他是“中国精神文明的化身” ③。到了五六十年代，一些学者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认为鲁迅塑造阿Ｑ这个形象是为了“从被压迫的农民的观点”对资产阶级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进行深刻的批判④。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复兴可以说是从对鲁迅小说的重新阐释，尤其是对阿Ｑ的重新认识开始的，中国当代第一个文学博士王富仁先生，正是从“中国反封建的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的观念出发来重新解读《阿Ｑ正传》的，他强调了阿Ｑ造反的负面意义：“即使阿Ｑ成了‘革命’政权的领导者，他将以自己为核心重新组织起一个新的未庄封建等级结构”，并指出造成阿Ｑ悲剧的直接原因是辛亥革命“政治革命行动脱离思想革命运动”，领导者只注重了诉诸武装暴力的革命行动，而忽视了农民精神的改造⑤。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对《阿Ｑ正传》的阐释又有新的突破，著名学者汪晖就从存在哲学的角度来重新解释阿Ｑ的生存境遇以及“精神胜利法”性格选择的根本原因，他认为，阿Ｑ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几乎面临着人的一切生存困境：现实生活的举步维艰（《生计问题》）、无家可归的困窘和婚恋传后的空落（《恋爱的悲剧》）、面对死亡威胁的惊恐（《大团圆》），这如山的生存困境以及所做的多次反抗的徒然，把阿Ｑ最后推到了“绝望”的境地，他选择“精神胜利法”是一种反抗绝望、企图摆脱绝望的无奈之举，但这种选择又使他坠入更加绝望的深渊，于是，人的生存困境永远无法摆脱。鲁迅由阿Ｑ这个生命个体出发，通过艺术世界的精心营构，深刻地烛照到人类精神现象的一个重要侧面，从而使小说获得了超越时代与民族的意义和价值⑥。正是在这一批学者的不断细读与阐释之下，《阿Ｑ正传》才由一篇具有经典潜质的普通小说升华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作。如果没有学者们不懈的努力和一再的阐释，这部小说的经典性价值就可能无法被发掘出来。《阿Ｑ正传》经典化的过程告诉我们，经典是在文本细读与不断阐释中诞生的，没有对具体文本的阐释与再阐释，文学经典永远无法生成。
真正的经典是超时空的，它决不会随着时代思潮的转换而被历史遗忘，而是会随时从时空的间距中跨越出来对现实发言，向现实提问，征询人们的馈应与回答。现实总是在不断变化的，现实的变化也迫使我们要不断对经典作出新的诠释，进而开采出经典对于当下社会的新的意义与新的启示，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经典的意蕴是阐说不尽的。谈到阿Ｑ的阐释，钱理群先生曾经指出：“阿Ｑ和一切不朽的文学典型一样，是说不尽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层次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侧面去接近它，有着自己的发现与发挥，从而构成了一部阿Ｑ接受史，这个历史过程没有、也不会终结。” ⑦经典的阐说不尽，也就意味着文本细读的工作永远没有终结，意味着对经典的再阐释和再发现总是具有某种意义。现象学哲学有一个很著名的观点，叫做“面向事物本身”，文学经典建构的历史任务也呼唤我们要直接面向文本本身，不断对它们作出新的理解与阐释，在文本细读的过程中，建构起我们时代的经典来，促进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的建设与发展。
①②陈思和：《文本细读的意义与方法》，《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第13页。
③立波：《论阿Ｑ》，原载1941年1月《中国文艺》第1卷第1期。
④可参看陈涌《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等文。
⑤参看王富仁《中国反封建的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⑥参看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⑦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